酒泉解放前夕的一段往事王敦邦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仲夏季节，酒泉解放在即。盘踞酒泉的马家军不甘心灭亡的命运，更加疯狂的抓丁派夫，扩充兵员，企图凭借残余力量，与解放大军对抗。酒泉乡下的青壮年纷纷四处躲避，不愿替惨无人道的马家军卖命。当时正是麦收季节，我和家兄顾不得抢收家中的粮食，也加入了躲兵的行列。白天，我们和村里的许多年轻男子一道，在村外的树林或野草丛中藏身，晚上偷偷跑回去摸黑割麦子。尽管事先安排了人值班放哨，但有时冷不防就被当地的保甲人员来个突然袭击，将来不及逃跑的年轻小伙子抓去交了差。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家兄不得不离家到酒泉城里暂避一时。

进城后，家兄到河西供监部（今酒泉航天宾馆处）当了一名磨面工，我到酒泉民众教育馆做了小工，负责打扫卫生，端茶送水，还干一些诸如分发信件报纸等一类的杂活。

当时的酒泉民众教育馆设在文庙，就是现在的和平电影院。民众教育馆的馆长叫张裕民，下边还有四个老师。馆内设有陈列室和阅览室，陈列室只在星期天开放，阅览室则每天都开门。阅览室里摆放着当时的报纸和刊物，品种不多，数量也有限。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每天进阅览室读书看报的人很少，民众教育馆显得十分冷清。

我是个乡里娃，穿得破烂，胆子又小，有时要受其他小工的气。有个叫银珠的就经常骂我没眼色，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张裕民馆长为人善良和气，平易近人，他不但没训斥过我这个乡里娃，而且给了我许多意想不到的关心和帮助。初次，张馆长给了我一条旧洋布裤子，我穿在身上感到格外光鲜，偷着乐了好些日子。有一次，张馆长在“聚丰园”（今鑫利商城址）宴请文化界的朋友，让我去搞服务，我第一次进入这种豪华气派的场所，面对餐桌上堆积如山的美味佳肴，看得眼睛发直，接连吞咽口水，肚子掏空了似的饿。客人吃剩的点心菜肴，被跑堂的端下来放在另一张桌上。我看见张馆长在朝我使眼色，不明白他是啥意思，像根木头似的站在那里不敢动弹。张馆长有点生气，离席走到我跟前，带着指责的语气说:“傻小子，这么多好吃的放在面前，还不快吃，等啥呢？”我喜出望外，立即动手动嘴，饱餐了一顿。大约是那年的中秋节前后，我得了急性肠胃炎，痛苦得要命，看病又没钱，只能咧着嘴哭鼻子。张馆长得知，立即写了一张便条，让我到裴善哉开的诊疗所去看病。我长了19岁，第一次打针服西药，病很快就好了。张裕民馆长住在三官楼街（今肃园街）。腊月下旬的一天，他让我去他家里帮着打扫卫生。在搬动床铺时，我发现张馆长母亲的炕席下边有一堆银元，我没敢动，也不知道具体数目。打扫完毕，我把毡毯等物原样铺好，临走时把此事告诉了张馆长。张馆长去问母亲，母亲说是忘记了。随即清点了银元数目，分毫不差。老人家很感激，当着儿子的面给了我一块银元作为奖赏，并连声夸我是个老实娃。那时的一块银元值三斗麦子，正值年关，又是一个困顿不堪的家庭，平空有了三斗麦子的进项，全家人无不为之兴奋。

1949年春节期间，张馆长和几位老师都回家过年，只留下银珠和我两个人在馆里值班。银珠平日与我不睦，这几天总找碴欺负我。我顶了他几句，他就在全馆到处说我的坏话，一来二去，我就被馆里辞退了。张馆长很同情我，千方百计托人找门路，把我安置到酒泉县中医师公会去做小工，直到1949年9月25日酒泉和平解放。

我去中医师公会以后，再没有见过张裕民馆长。后来听人说，张裕民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兰州解放前夕就离开了酒泉。这个消息是否可靠？我不得而知。反正在我的心目中，张裕民馆长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他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农家娃那么关心爱护，想必其中总有些不为人知的理由吧！此事现在已过去快60年了，但我心里始终难以忘怀，时时想念着那位可亲可敬的张裕民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