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崇桂先生行述裴善哉酒泉社会贤达崔君崇桂字德菴先生，世居酒泉西南乡文殊山麓，耕读传家。崔氏为酒泉望族。至君兄弟三人，君行二。早岁负笈北京，远出求学，学成归来，执教于甘肃省立第九师范学校（酒泉）。校址为甘肃七属贡院前身，逊清时代，为肃属最高学府。君赞襄擘划校务，孳孳经营，学校逐步稳定。莘莘学子，各县保送前来就造就师材，不遗余力。至民国十五年,君接任校长，得展抱负，虽在经济拮据中，积极延聘各地学识兼优，素孚众望、地方贤才，罗致校内、分任教席，师友一堂、互相策励共勉、以培植国脉，改造人心为德育目标。积极扩展教室和学子住宿书斋，使安心求学，更有众多硕彦，期年学风大振，卒业学子纷纷抱定决心。返回家乡为桑梓培育有用知识人材为国家备用，做出贡献，学以致用。

在当时正值甘肃财政紊乱,经济左支右绌，加之地方民穷财尽之秋，学校经费经常拖欠，无法解决。有时更至半年以上，教职员枵腹缩食，抱定宗旨，以桑梓教育为重，东挪西借，仍坚持困苦。春风化雨、弦歌不辍、忘忧乐饥、同甘共苦、相互砥砺、度此艰困岁月。足见崔君兴学办校，以身作则，精诚感召，影响所及，全校师生，毫无怨言。但在捉襟见肘，己至山穷水尽，不可终日的情况下，不得己遂将学校基金动用，暂济燃眉之急，俟款薪拨发将基金原数填补。但省教育当局不予谅解苦哀，横加指责，君遂愤然辞职，校名己更为第四师范。但君任劳任怨，给肃属各酒泉市祁连南山金佛寺观山河示意图县培育优秀教师达二千余名，起到良好作用。举例来说，师校为适应各县师资缺乏，需要开办一年制师范简易班，毕业后分发酒泉城乡裁汰老弱，教育气象焕然一新，能不令人追思起敬吗？各县受业师生，称颂风范，有口皆碑，多书信往返，受教者多出门下。如路经酒泉，必登门叩请起居，不忘师德。君解职归家，读书课子，受聘师校授国文课，优游岁月，终老牖下，不染地方一切公教职务。未几,省教厅复起用君担任酒泉教育局长。君以桑梓教育为重，遂东山再起着手清理学田，兴修校舍，甄别师资，遂积劳成疾。恐贻误未来，随上书辞职，教厅不许，士林纷纷挽留，君辞意坚决，归家修养。既而河西不靖，当道者任君代理金塔县长职务，为维持地方秩序、安定农耕、免除饥馑流亡、前去接事。一切和地方和衷共济。代理时间仅半年，当时金鼎两县地接沙漠，水草丰美，甚益畜牧，故养驼之户甚多，每年驼户按期交纳驼捐，浮摊勒派，额外株求，疲于奔命，驼户因此破家者不可胜计。君恻然悯之。毅然召集地方绅民，细心研究，凡与此事有关不分商士农工都可提供意见，集思广益，订出亦法，矫正弊习。调查了解实有驼只，照额纳税，剔除中饱，做到裕国便民，使生产复苏。金塔群众称颂君实惠所至，均沾利赖，君解组交卸，群众制送“乐志君子"锦匾留作纪念。

继而君被地方推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投票。但在内心君并不干谒逢迎谋取高官厚禄，时刻惦念桑梓利益，遂飘然归来，我行我素。更不以国大代表身份炫耀地方。藉代表名誉地位为所欲为。常教子弟严守家教，不许沾染恶习，绝口不夸耀开会荣誉，足见君淡轻名利，胸襟洒落，不为浮名所动，为我们应该仿效的矜式。

后君被推选为甘肃省临时参议员，连任驻会委员，经常接触省参议会议长张维,商讨甘政得失，如何兴办桑梓建设，重视水利,开垦农田以利国计民生为本。为未来甘肃的根本出路，遂推荐君担任河西水利专员兼高台三清渠水利工程处处长。君接受任务欣然驰赴三清渠。下水勘查水源和流通渠道，因连年失修，灾荒遍野，到处赤地。常和老农接近或亲身上门请教讨论,听取过去对水利得失，为现在修渠依据。更在渠道起落各点挨户倾听群众经验，虚心领教，收集丰富材料，已胸有成竹，结合水利工程人员调绘，定出全部施工计划，上下同心，全部工程不到一年提前完工。崔君殚精竭虑，处处躬亲，不听道听途说，反面议论造成严重损失。恐有负全渠农民的深厚寄托。如在冬冻封结，岁末仃工之际，君趁休息之便，暂归家欢度春节，系念工程，马上动身，准备提前开工。正逢地方徐绅之子敦请君为点主家祭，向为地方有头面人物重要丧礼，君怫然拒绝。即时动身，真有大禹治水过门不入的精神。此事为酒泉高台两地树立了为公忘私的高尚风范，乐为人所称道。

渠成之日，全渠农民，欢腾庆祝，制送银盾一座，镌文“功同大禹”以资纪念。君返酒动身，农民扶老携幼，夹道欢送,举手展目，齐集邮亭，依依难舍。君两袖清风，和颜悦色，载誉归来。

民国二十六年，酒泉属青海马家军势力范围，对外来从事教育工作知识分子，言行稍有不慎，即疑有共产分子嫌疑。当时酒泉师范有外籍教师夏荫轩、赵晋杨二人，经常给学生传播抗日救国进步思想，遂遭到地方军马步康趁西安事变同东北军留酒人员齐被捕杀，险遭不测，君出面向马军负责者解释，愿以身担保。马军素景仰君仁厚谦谦君子，既而经过调查属虚，遂释放押送遣回东北原籍。足见君爱护袍泽，仗义直言，不避危险。《酒泉文史》对此事也介绍君的优良行为，也值得一书。

酒泉地方县志几经倡议修纂，因地方于民国十五年后，连年兵祸不息，民生凋敝，人心不能安定。无暇顾及，在君解职后，趁休暇之便和砚友陈大兴同教育界老一代约集同修县志，以娱桑榆晚景，完续前贤未竟工作。未几，全国解放，修志工作遂告停止。

至于担任国大代表，崔君志趣与众不同。为俯顺地方群情，勉为其难，在一般任国大代表者，藉机钻营，飞黄腾达，扶摇宜上。回多返里渔肉乡社，贪脏枉法，比比皆是。君于会后即治装悄然返回，息影家园，绝口不谈开会荣耀。我行我素、课读训子、循规蹈矩、勿玷祖德、勿贻父羞、其子遵之，温文而雅，大有父风，乡里贤之。地方公务都由君多年培育学生互砺接替，青出于蓝，均有所作为。树立了新的榜样。解放后，君被省党政提名为特邀代表，酒地专员曹布诚专车陪送赴省，出席省人代会。优礼有加，谆嘱建设家乡借重君力，君感动涕零。会后君返回酒泉积极倡导恢复生产，起到应有的作用。

继而省方征聘君赴省任甘肃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君力疾就道，其子风斌陪待前往，不幸遂病逝于兰垣。人民政府隆重追悼，并以悼词致哀（见甘肃日报53年6月崔君治丧委员会启事）。后其子扶柩回里，地方故交至戚，临门均到灵前致祭，并营新茔于城西四锦堡，立碑将悼词镌之，永留纪念，以光泉壤。但在“文革”高潮时，将崔君墓碑挖平凌乱不堪，衡之人情,令人饮泣，夫复何言。

崔君生于1891年（清光绪十九年）12月28日，卒于1953年6月16日，终年六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