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国〕前的张掖商业

远在〔春秋〕时期，居于弱水流域的月氏商人曾抵达陇西，与今陕西境内的秦国建立物物交换关系，开通“昆山之玉”（今新疆和田所产玉石）输往中原的“玉石之路”。

〔战国〕时期，月氏进一步强盛，统一河西，建都昭武城（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成为东西方货物交汇点。西域康国商队即来昭武城贸易。中国丝绸通过昭武城，由康国转往西域及欧洲，远到非洲。当时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丝国），欧洲人称中国为“支那”（秦的谐音）。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一具3000年前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时期的女木乃伊（干尸）时，用电子显微镜分析头发中的异物为蚕丝纤维，断定3000年前中国丝绸已进入非洲。

〔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匈奴掠取河西走廊月氏旧地，归属匈奴右地。匈奴以河西畜产品与手工产品换取西域的奴隶、马匹、毛毡和毛织品，控制和掌握一向为月氏垄断的东西方贸易之利。

河西匈奴降〔汉〕后，打开汉朝通往西域商道，汉武帝在河西设郡置县，“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贩运性商业的繁荣，使张掖郡城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北凉〕时期，沮渠蒙逊建都张掖，西域36国皆遣使朝贡。境内“财物丰富，西域胡商各诣凉土贩货者颇众”。成为〔北魏〕与西域通使和商业贸易的中介。

〔北魏〕灭〔北凉〕后，“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甚蕃息，马至200余万匹，骆驼半之，牛羊无数”。畜产品贸易兴盛，洛阳都城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更加繁荣。《洛阳伽蓝记》中说：“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罗马）。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西魏〕时期，张掖成为西凉州治所，西域商队云集州城，形成国际贸易城市。西凉州刺史韩褒以优惠待遇扶持贫民经商。“每西域货至，先尽贫民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隋朝张掖商业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城市，是西域与中国内地贸易的枢纽。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驻张掖“监诸商胡互市”。

大业五年六月炀帝到达张掖，亲临张掖贸易盛会，宴请高昌王曲伯雅、伊吾设等27国使者于观风行殿，盛况空前。

唐朝甘州是诸商道与军事通道的交汇点，也是河西边军给养的重要补给基地，商业仍很繁荣。

〔唐〕宣宗大中年间，回鹘进入甘州建立政权，发挥其擅长经商的优势，长途贩运，其足迹所至，东到中原，北至契丹，西达西域，甘州再次成为东西方贸易中心。

〔西夏〕时期的甘州是镇夷郡、宣化府及甘肃军司的治所，也是〔西夏〕在河西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农牧业、手工业发达，商品交易频繁。

元朝甘州为甘州路，是甘肃行省省会，也是河西的驿道中枢。驿道纵横交错，商路四通八达。境内农牧业、手工业均有较大发展，商业发达，成为河西最大的粮食集散市场，建有甘肃札浑仓，供应各路军粮。元朝甘州还是边销茶叶的转口城市。

明朝甘州为陕西行都司与甘肃镇治所，又是朱元璋第十四子肃王的封地，后来又成为甘肃巡抚驻地。甘州仍然是河西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西北军事补给基地。商业持续繁荣，西域商队和朝贡队伍仍经甘州。甘州成为西北最大的畜产品集散市场。晋商、陕西商、山东商、京师商等闻名全国的大商人集团云集甘州，在甘州建有会馆。明廷利用山西、陕西商人运粮、运茶来甘州，充实边储和开展茶马交易。

清朝甘州成为甘肃军事中心和后勤补给基地。“准商贩往西、北两路军营贸易。”大批山西、陕西、直隶（今河北省）、山东等地的商人云集甘州，并以此为中心，向西、向北辐射。西路经哈密、巴里坤、吐鲁番、古城子（今新疆奇台）、红庙子（今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北路经二里子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马宗山进入今蒙古国境内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随军贸易。甘州形成河西商业中心和日用杂品的中转批发市场。甘州府城外来商人所建的商帮会馆，除原有的山西会馆（雍正时改建于南街）、陕西会馆外，以后陆续出现直东（河北、山东）会馆、凉州会馆、镇番（民勤）会馆、两湖（湖南、湖北）会馆、河南会馆等，成为各帮口商人聚会的场所。

〔民国〕38年，张掖有杂货业325户，绸布业15户，中西药店29户，烟酒业27户，文具业3户，米粮业56户，屠宰业85户，饮食服务业65户；山丹县有私营商户44户；民乐有150户；高台有369户；临泽不到30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