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又得意地哼起了《麻雀与小孩》，怜儿执拗地抓住他的手连连说：“不许唱，不许唱！”突然她松开手，歪着脑袋叫道：“有了！我们唱《木兰从军》！”

“不闻爷娘唤女声……”

怜儿高声唱着，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那歌声清脆、响亮，使人难忘。

她很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成熟，其特征之一是，那时她就有了崇拜的偶像。

她家里有座后花园。其实那不过是一块空场地，中间有一棵老槐树，靠围墙种着一片竹林。每当月上树梢的时分，叔伯婶婶们都爱给孩子们讲故事。说到梁红玉、穆桂英、秋瑾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巾帼英雄时，怜儿总是仰着脖子，用手托住脸腮，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听得津津有味。

怜儿比她姐姐小一岁。二人后来都进了上海培明女子中学。在上海这个醉生梦死的花花世界里，怜儿第一次看到了中国领土上一块块触目惊心的租界和那一个个趾高气扬的洋人。

作为中国人，她感到耻辱。爱国主义的热血，在小小的怜儿身上沸腾起来了。

进中学才一年半，浙沪战争就爆发了。抗日将士们的浴血奋战大大激发了上海市民们的热情。怜儿也卷入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中。她和姐姐一起，举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旗到街上喊口号，做宣传。

“坚决抵制日货！”怜儿把一双日本商标的丝袜狠狠地丢在地上，用脚踏了上去。

“支援前线抗日！”怜儿捧着几只银毫子，象捧着她一颗心似地走上募捐台。

“保卫我们中华民族！”怜儿喊出了大众的心声，眼里涌出了晶莹的泪水。

少年怜儿的心灵深处就这样初步萌生出进步民族思想的嫩芽。

“一·二八”后，身在蒋介石帷幄之中的陈布雷深知国民党政府无力抗击日本（果然，这年五月，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于是再三催促夫人王允默带家人火速离开上海。这样怜儿回到了慈溪。不久又随陈布雷调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之职而移居杭州，进入杭州幼儿师范学校继续学业。

怜儿的心思全然不在幼儿心理这些功课上。她一会儿心血来潮地提出要学弹琴；一会儿又吵着闹着要进杭州高等学校念书。陈布雷素来认为，女子倘使不甘于做家庭妇女，最好的职业就是当教师。幼儿师范学校，无疑是女儿最好的一所课堂，再多学什么也是无用的。所以他对女儿提出的那些要求一概予以拒绝。

周末，合家一起共进晚餐。王允默照例在每个孩子面前放置一个菜碟，均匀地放进一点炒竹笋、肉片。一家人都默不作声，斯斯文文地咀嚼着。突然，怜儿放下手中的筷子。王允默奇怪地望着她。

“阿爸，”怜儿大胆地对陈布雷说：“我不念幼师了。我想进杭高。那里学的功课有意思，教学质量也高。你不是……”

“不行！”没等怜儿说完，陈布雷便打断了她。

“为什么呢？”怜儿还不肯罢休，又紧问了一句。

“我供不起女孩子念高中。”陈布雷拿起筷子冷冷地回答。看到怜儿十分沮丧的样子，他又补充道：“俗话说，家贫无奈进杭师，师范不收学费，还供吃饭。你也知道阿爸是个寒士，没有多少钱的。”

怜儿愣了愣，却又倔强地说道：“反正我是决定了！”

王允默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断喝道：“你决定？没有用！”

王允默这种专横的态度，除了由于她本身的脾气关系，陈布雷的治家思想也有责任。

（未完下期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