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菏泽市编纂了《菏泽市志》，这是好事，是国家应该提倡而已经提倡的大事好事。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菏泽市人，我尤感高兴鼓舞。

中国有地方志，是很古老的。先秦的《禹贡》、《周礼•职方氏》，两汉魏晋的《越绝书》、《华阳国志》等都可视为古地志的滥殇。

汉唐间的地志书，在先多称为“记”，如东汉卢植有《冀州风土记》，西晋潘岳有《并州记》，陆机有《洛阳记》。稍后又多称“图经”。图是地图，经是文字说明。图经又称图志，现在保存下来的唐宪宗时李吉甫编修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最早的图志了。可惜图已遗失，现在只有志而无图了。

宋以后，社会经济发展、人文茂盛，编纂地方志的风气大盛起来。据张国淦先生《中国古方志考》所考，元以前编修的地方志不下二千四百多种，可惜绝大部分已经遗失，存世无几了。

明清时期，编纂地方志的风气更盛。皇帝常常诏令地方编修地方志，由地方政府负责编修。清朝皇帝还规定地方志几十年必须一修。统治者已意识到地方志对大一统的效用。据统计，明清两朝编修的地方志不下8000多部，其中十之七、八是清代所修。

地志的内容，是逐步丰富逐步完善的。最初的地志，只有方域、山川、风俗、物产，以后逐步扩大，举凡地方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势、物产、选举、职官、户口、田土、税赋、教育、宗教、寺庙、古迹、乡贤人物、著述、艺文诗词、风土人情等等，无不包括。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优良传统。历代不少名家都重视地方志的编写，并参与其事。因此，历代地方志不少是在名家指导、参与或直接执笔编写下成书的。清初三大思想家都编过地方志。黄宗羲编过《四明山志》，王夫之编过《莲峰志》，顾炎武编过《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些名家，学识渊博、史识高明、方法细密。在他们参与下编纂出来的地方志自然是内容完备、门类得体、鉴裁精当的。

地方志是史、地结合的文献宝库。中国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悠久的国家。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想对地区的历史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地方志是重要的材料。地方志中有很丰富、宝贵为其他书籍中所无的材料。五十年前顾颉刚先生主编《禹贡》杂志，他和一些学者就曾提倡读地方志，从中搜集整理历史地理资料。这几十年来，有些学者在作地方志的整理工作。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使用地方志的基础工作。但下力量从地方志中搜集材料研究中国历史的，仍然人数很少，力量薄弱。面对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只有浩叹，尚谈不到成绩。

编修地方志和修史一样，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对地方志我们要继往开来，继承这份优良传统，把地方志继续编修下去。

解放后，政府对整理现有地方志和编修新志作了大量工作。各级政府都有地方史志编纂机构，不少地方编出了新志。这是使人高兴和振奋的。

新修地方志，第一要重视继承。地方志编修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体例、门类、取材、编纂都有好多经验可以吸收。第二要重视创新。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提高，不断有新事物出现。要把新事物写下来。门类可以创新，方法也要创新，更要有新观点。同时还要注意，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由旧到新的演化过程中，旧事物不断没落和消失。对这些旧事物，要及时把它记录下来。例如在农业生产中，旧的生产工具如犁、耕牛，旧的生产技术如施肥技术、下种量等等，旧的生产关系如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正在离开历史舞台，或将要离开历史舞台，或已离开历史舞台，都要详实记录下来。第三要重视社会调查和口述记录。解放前本地区的地下革命活动，先进人物，日本占领时期的暴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烈事迹，以及上面所说已经过去或正在过去的生产关系、生产工具、剥削关系，都要靠社会调查或当事人口述。这一切都是抢救。再过几十年，想要找人口述想要调查也不可能了。

菏泽上次的地方志是清光绪六年（1880年）修，距今已110年。新修《菏泽市志》，应上承光绪六年，举凡光绪六年后菏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等方面都应修在新志里，传之后世。

新志继承了以前地志的传统格式，共分大事记、建置沿革、自然地理、农业、工业、商业、财税金融、交通邮电、城乡建设、牡丹、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教育、文化、科技、军事、风俗、方言、人物、附录等二十多编。在编纂过程中，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同志付出了大量劳动。他们重视调查,重视档案。他们派人深入农村、街道，采访历史事件当事人，记录口述材料，调查古迹，寻觅残碑，记录民间传说、故事。他们采访了200多人次，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他们查阅各种档案，摘录材料数十万字。他们还创办了不定期刊物 《菏泽市史志资料》，收集各方面材料。他们工作很细致。

中华民族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世界上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很多，但几千年来一条历史文化主线绵延下来从未中断过的，却要数中国了。地志记载，从《禹贡》、《周礼•职方氏》算起已有两千多年，它本身就是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一面。我们要发扬这优良文化传统，使之绵延不断传下去。

何兹全

一九九O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