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是漫长的，也是曲折的。但是，人，各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人生哲学。

他，忠诚党的医疗事业，几十年在坎坷路途中，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扎扎实实任劳任怨，一直在赤诚地奉献着。

他，中等个，今年五十六岁，透着深沉与刚毅的四方脸上黄中泛黑，稍懂点医道的人看到他的脸色就会知道，“他有一定的心脏疾患”。但他那双深邃而坚毅的眼晴里，却显示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现任临沂地区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医务科科长，临沂市政协常委、市人大代表，最近被推存为省政协委员。我去采访他的时候，由于事先未与他联系，四天内，先后去医院找了他两次都没找到。第一次，他科里的老于对我说，“他从一九八四年当医务科长几年来，平时很少坐在办公室里。全院几十个临床科，说不准去哪个科，下班时，他在哪个科就把白大褂脱在哪个科里，还经常外出为医院联系业务上的好多事情”。

“他具体做些什么工作?”我问。“全院各临床科的医疗质量检查、指导，组织危重病人的抢救和疑难病症患者的会诊……他闲不住”。

过了两天，我再去找他。这次又扑了空。原来他带一支由十几个甫政协委员组成的医疗队，一大早就去几十里外的乡镇，为群众巡回治病去了。

后来，我干脆不去医院找了，晚上去他家，这次找到了。

“张科长，你忙得很啊?”

“医院是医伤治病的地方，工作就是治病救人。这个医院虽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但医疗水平与全国、全省许多医院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要想提高本院的医疗质量，搞好院里的各项建设，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自己心里很着急，因前半辈子想干没条件，现在只有在有生之年，把该做没捞着做的工作弥补回来。就是白天黑夜地干，我还能工作几年！ ？现在组织上让负责全院的医疗管理工作，越忙我越感到是一种幸福”。

是啊，现在他的确是在用弥补的心理忘我地工作着，奉献着。难怪全院医护人员公认他是一头忠实的黄牛。

不过，在极左路线的年月里，他当过“右派”，罚过劳改，被整了长达二十一年！ 一九七八年，党中央拨乱反正，他才获得了自由。

整整的21年啊！许多人担心他是否能从监狱里活着出来。因为他在“文革”期间多次被绑架批斗中，身心遭摧残而留下了 “纪念”一--风湿性心脏病。

朋友，你也许会问，“象他这样的好人，为什么会挨整?” 这要把岁月拨回到一九五七年。

张世良出生在淄博农村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从小饱尝也看到了穷苦人没钱求医的悲惨情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心里渐渐萌生了。“长大要当大夫，给好多好多的穷人看病的欲望”。

家里贫寒，上学没钱！怎么办？

他就给人家放羊，送奶、打短工挣点钱念书。这样坚持了三年多。

有志者事竟成。

一九五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校址在沈阳市的中国医科大学。当时，别提那个高兴劲了，心里想着，“这回我要成为有本事的人了，能为好多好多的人治病了。”

光阴荏苒，七年的大学生活转眼要结束了。正是一九五七年。

这时，整风运动开始了，在校学习的几个华侨学生成了肃反对象。他们有的被关押，有的不知去向，还有的自杀了。同时，学校领导让学生提意见。当班干部的张世良，认为自己出身好，表现也可以，诚恳地给学校提了两点意见。校刊上说“这个意见提得对，提得好，并且表扬了他，自己回到家里他高兴地给妻子说：“我是坚定的左派了"。

天有不测风云。

学校整风已近尾声，又开始了反右，毕业分配也开始了。

校领导找他谈话说，“你提的意见有些偏右，但不做右派处理，准许你照常毕业，照常调资，随着一年的实习期满后，一切就正常了。"

心底无私的张士良哪考虑那么多啊，总认为，“这有什么，实事求是的几点意见，说偏右就偏右吧，一年后就是正常人了。” 回家后给妻子也是这么说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带着这样的结论来到了临沂地区人民医院。当时的院领导未加分析，把他当做坏人监管起来，让他做普外临床工作。当时他心里想着，要好好地干，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坏人。对工作更加积极，对自己分管的病人更是精心治疗护理。一九五八年的一天，在抢救一位食道癌术后病人时，痰阻喉咙，当时又没有吸痰器械，病人生命垂危。为了抢救病人，张士良口对口往外吸痰，周围的医护人员让他垫上层沙布，他哪顾得上这些，一口接一口地吸，血里带脓的痰液沾乎拉的再从他的嘴里吐出，在场的人谁都恶心。但是，在各县学习他这种医德医风的时候，却换成了别人的名字（因为他是“坏人”不能表扬），他没有任何怨言。用他的话说，“这是自己应该做到的。”

一九六O年冬的一个深夜，张士良在手术台前操刀手术连续工作了八个多小时，当做完第四个病人的手术的时候，又送来了一位肠套叠坏死并休克的农村老大娘，脉搏摸不着，血压量不到！病人急需手术和输血！输血，夜深到哪里找血源（当时医院没设血库）？夜静更深没有献血者。手术，没有血怎能进行！

治病救人分秒必争！

手术室里的医护人员焦急万分。

这时，张士良发现病人的血型和自己血型相同，他不顾连续工作的疲痨和周围医护人员的劝阻，伸出胳膊，毅然地让助手抽出鲜血220毫升。

要知道，这是在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当时他的身体也不好，他置自己身体虚弱于不顾，为了抢救病人，把自己的鲜血滴入病人血管。

时间就是生命！

有了血，就要赶快进行手术！他顾不上休息一下，接着就进入了紧张的手术工作。

助手们望着他那因失血而苍白的脸上挂满了汗珠，颤抖的身体硬撑着持刀的手，心疼地让他休息一下或换个医生来为这个患者做手术，他只是摇摇头。

手术进行顺利，病人得救了！但他坐下好久站不起来。

外科主任高凤岭对我说，“那几年，他根本没因被监管，背思想包袱，一直没命地干，他那出色的工作是我们全院医护人员所公认的。比如，各临床科医生一天只查一两次房，可他对分管的或手术的病人，不是一天几次的问题，他除了回家吃饭和上厕所之外，整天价泡在病房里，观察处理病情，经常给病人擦身洗衣服，还帮肋护士做一些护理工作，有的病人营养差，他经常买些鸡蛋或在自己家里做些病人可口的饭菜送给病人，病人非常感激，但又不能说别的，因为他是“坏人”，就用眼泪表示。那时，医院每年选先进工作者，群众都想选他，领导不让选。对于张士良的工作，全院医护人员心里最清楚。”

历史的车轮滚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九六六年，内乱开始了。

这时，医院里两派都要显示自己是革命的。为了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都拿他这个“坏人”来批斗，关在医院里，白天监督打扫医院卫生，晚上拉出来捆着，有时用“别烧鸡”等不同的体罚斗他。

这年冬天，他爱人也被所在单位关了起来，家里被抄，家门整天敞着，任人出进，东西几乎被砸光拿光了。四个孩子，大的十一岁，小的只有四岁，无人照看，四处流浪。经常被人当黑羔子揍得鼻青脸肿。有一次，几个孩子被造反派在路上堵住，用铁锨铲起土往嘴里灌，说是给吃芝麻盐，孩子们吓得不敢哭。为了躲避挨打，到处躲藏，白天不敢在家或附近街道口露面，摸着黑很晚才回家。这时，学校也不让两个刚入学的孩子念书了。他们饿了就到较远的街道或城外的村庄要口饭吃。

有一天很晚了，几个孩子溜回家里，渴了，家里没有水（当时没有自来水），就偷偷地到别人家水缸里搬块冰来解渴，他们睡下后，兄弟三人拉起了肚子，弄的满床上都是粪便。

一百零四天后，他们的妈妈被放了出来。

不久，有人揭发张士良有叛国投敌行为。理由是，“他羡慕香港和外国生活，伺机乘船去香港”。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张士良来到这个医院时，工资是在毕业时定级的三十元钱，一年实习期满后，工资本应调整，但一直把他当坏人对待，工资怎么能调呢？那时，他家里人口多，负担重，居住在香港的爱人的亲戚有时给他们寄一些食品或衣物等日用品。

有一天，张士良和几个同事在沂河岸边玩耍，其中一个人说：“你家亲戚经常从香港给你们寄些东西，还是外边富裕”。

“你看那里好，就坐沂河的船去吧。”张士良说。

实际上，只是说了句笑话。不料被说成他要乘船叛国投敌。

为此，在批斗中又给他加上了一个历史加现行的反革命帽子。一九六八年，造反派以“历史加现行反革命”逮捕了他，判有期徒刑十年，送往劳改队服刑。

服刑不久，他在劳改队领导和劳改队医院医务人员的支持下，为队里的干部职工和犯人又做起了治病救人的工作。

这个医院里的徐崇福、李长明等医生对我说，“张士良从一九六八年来劳改队医院到一九七九年平反十年中，他除了做医疗工作外，就是看书编书，有时打打乒乓球，从不提个人恩怨。对队上的工作人员或犯人一样尽到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在劳改队医院十年里，他先后为二百五十多名患阑尾炎、胃穿孔、肠梗阻、肠瘤等病人实施过手术，抢救危重病人十几次。为队上办内外科医生培训班十四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人。受培训的人员有队里的医护人员，也有犯人。据了解，先后有四十多名受过训的犯人刑满回家后，独立从事医务工作或业余行医。在这期间，他还编了约有二十万字的《系统内科学》一书，这本书至今还在劳改队医院和附近院病存用。

张士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一旦有做事业的机会，便忘我地工作。

一九七七年的一天,在为病人进行治疗中，突然他脸色苍白，口周发青，腿打哆嗦站不住了，手指着心脏部位微弱地说了声,“往这里打针”，便歪倒了。同志们知道他心脏病又犯了，立即在他心间区注射了一支“付肾素”还采取了其它抢救措施。十几分钟后，他慢慢地苏醒过来。同志们开玩笑说：“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病人给自己立抢救部位的遗嘱呢。”

他笑了。

记得有一年，队上一个犯人患重度肝炎，他把爱人多次送给自己补身体的鸡蛋让给这个患者，犯人感动地哭了。在他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这个病人很快得到康复。

在这里，笔者认为还需要提及的，张士良被判刑后的时间不长，他的爱人第二次被关了起来，整天挨批斗，管制劳动，家不能归。几个孩子再次流浪。还好，时值夏季，兄弟几人跑到城外庄稼地里、河岸树林里躲起来，饿了啃些庄稼，渴了喝河水。天很晚再溜回家里。

张士良的爱人说：“那些年，家里生活很困难，多亏了几个孩子逮鱼卖点钱添谋着”。

在张士良劳改的岁月里，他的爱人挨整从未间断。一天，造反派头头XXX找其以上教育课为名，“你男人别想活着出来，你别想当革命群众，别想让你们的孩了上学、工作。要想得到自由，你必须和他离婚……”

朋友，当你听到这些人的卑鄙行径，你不气愤？你不感到这样的人可耻？但，在那个时候能说得清吗！。

但是，张士良的爱人并没有被种种淫威所吓倒。在张士良罚劳改的十年里，除了自己被关起来出不去以外，每隔二十八天去监狱探望一次丈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士良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七九年，中国医科大学来人调他回校，他谢绝了。

他又回到了医院外科，忠实地进入了正常的临床工作。工作之余和别人合作研制出了治疗“肺癌”、胰腺癌等病有显著疗效的“芦笋浸膏”。编写的《心脏健康与长寿》一书，省科学技术出版社已定稿，准备出版。八二年，医院送他到北京医科大学进修一年多,回院后，为医病开展了“脉静脉分流”、“肝胆系统”等五、六项新技术。八四年夏天,他在北京的同学通过卫生部两次下调令，安排他去首都医院工作，开始，他想去，但又想“来沂蒙山区快三十年了，对临沂地区有一定的感情，不想离去”。“再说，沂蒙山区是个贫困地区，缺医少药……想来想去，算了！哪里都不去了！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沂蒙山区吧”。年底，组织上决定他到医务科工作。他与科里的其他同志意识到，“企业讲的是经济效益，医院讲什么？医院讲的是医疗质量和水平，要使院里的工作质量不提断高，必须开展新业务新技术，走出去，引进来，培养骨干力量。”从八五年到八七年的三年里，他支持各临床科室开展了“肾移植”、“腹透析”“体外循环”、“体外反搏”、“断肢再接”、“胪脑手术”等十余个新技术和新项目。全院各科室在省级以上医学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好几篇在国外发表。

为了多为医院培养技术人才，他多次主动去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有名的大医院联系。三年里，医院先后送外进修和参观学习的医务人员三百多人次。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举办“心电图、烧伤、急救”等学习班二十多期；开短期学术会议一百多次,组织对危重病人的抢救和疑难病症的会诊八十多次。近几年，他还经常被周围几家医院请去做难度比较大的手术。有一次，临沂矿务局医院有一位患巨大脾的病人，需要手术。但这个病人输血有反应，不能输血，只能在不出血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他以娴熟的技术顺利切除了重达十几斤的巨大脾脏。八六年，他领导的“烧伤治疗抢救小组”，对两位烧伤面积分别为70%和90%的病人成功治愈，创造了临沂地区治疗烧伤的新记录。

八四年以来，他多次带医院医疗队或带着临沂市政协医药卫生组的委员，到周围的相公、李官、义堂等乡镇为群众巡回医疗，深受群众的欢迎。有一次，他带市政协卫生组到李官乡巡诊，为一位回乡探亲的国防科委的老干部成功地做了脚趾畸形矫正手术。这位老同志高兴地说：“这个多少次在好几个有名的大医院没治好的病，让你们给解决了，不简单。”

是啊，他这个人就是医务科老于所说的，“闲不住”。但全院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心脏病也越来越重了”，上几蹬楼梯都累得他张口直喘。但他从没因为自己有病放下工作，他深知，“只争朝夕”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年龄不饶人呀，况且还患心脏病，还不服老，闲不住，许多人劝他注意身体，可他从不当回事。

有一次，我问他爱人，“张科长整天跑里忙外的不害累吗?”

“累，他也不说，就是有时候躺在床上哼哼，实在难受极了，就吃上几片狄高辛了事，就怕误了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确也是这样，几年来，张士良的心血没有白费。他和医务科里的其他同志一起，在院领导和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使医院里的医疗质量、水平不断地提高。

一九八五年，全院住院病人治愈率为64%,床位周转率为23.5%;床位利用率为81.3%。

一九八六年，全院住院病人治愈率为74.6%;床位周转率24.9%；床位利用率90.8%。

一九八七年，全院住院病人治愈率为76.2%,床位周转率25.6%,床位利用率92.1%。

他编的约100万字的《农村医师速成内科学》现即将出版。

几十年来，张士良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以德报怨，忠诚地奉献，奉献。

他向党向人民要求过什么条件了吗？没有。

事实上使他失去了许多许多。但从不提起。当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向前看。”

只因为这样，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受到社会的尊敬。现在，他以主人翁的姿态，乘着党的“十三大”的东风，为院里的多项建设在奔波着……

献身戏剧事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