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八月，我和田玉峰同志同时被举荐为政协临沂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虽然后来我们都分在文史资料委员会中活动，并在一起开过几次会议，但我对他的“底细”却知之甚少。政协办公室在组编《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政协委员》一书时，确定收录田玉峰同志的事迹，我便毛遂自荐承担了撰稿任务。为了对他的情况有比较全面地把握，特地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当我来到他的住处——临沂城东关街八十七号门首时，适逢他推自行车外出，真可谓去的正是时候。寒喧后，他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堂屋，一边泡茶，一边拿烟。得知笔者来意后，他沉思片刻，就“书归正传”畅谈起来。之前，我总觉得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随着他那滔滔而直爽的话语，原来的印象就烟消云散了。

田玉峰一九一五年九月生于临沂东关街。青少年时代，曾先后求学于临沂县第三小学，济宁戴庄崇德师范、临沂县师范讲习所和省立临沂三乡师，以成绩优异而闻名于同窗之中。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的洪流汹涌澎湃，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万里神州，正在三乡师就读的田玉峰，怀着消灭侵略者的壮志，投笔从戎，于一九三八年初，投奔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当了一名二等兵。二月初，庞部奉令由东海一带调守临沂，他随该军参加了著名的临沂阻击日军战役，四月下旬临沂沦陷后，随四十军转战于江苏、河南、山西、河北等地，曾任该军排长、连长、副营长、军特务营营长等职。一九三九年一月，他入黄埔军校第一分校（校址设汉中）受训，为该校十六期毕业生。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河南灵宝阻击日军战斗中，田玉峰身先士卒，头部负伤，深得上司好评。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离开了四十军，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北平傅作义部任营长。此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入辅仁大学西画系学习，其画艺颇有造诣。一九四八年冬，他随傅作义将军起义，之后，志愿返回故乡。

一九五O年七月，田玉峰同志在临沂师范任美术教师，培养了不少美术工作者。一九五八年，他被错划为右派降级留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三年管制，下放回家。直到一九七三年三月，才被安排在临沂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宴河清，实事求是的精神得以充分发扬。一九七九年六月和同年十一月，临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临沂地区公安局对田玉峰同志的问题进行了落实，“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田玉峰同志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高兴地说：“我的晚年是欣逢盛世。回顾几十年来，社会哪有现在这样的安定团结？国民经济哪有今天这样的欣欣向荣?党的富民政策、经济改革等方面，前途无量。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从内心感到兴奋。"虽然田玉峰同志一生经历坎坷，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在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消沉下去，而尽力为人民群众多做有益的事。他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退休后，经常帮助东风电影院和街道商店绘制广告和门面装饰，努力发挥着自己的绘画专长。

担任政协委员后，他自觉地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及有关政策，先后为《临沂文史资料》撰写了《我所知道的四十军》、《忆四十军在临沂的抗战》、《临沂城沦陷记略--日军屠城的罪行》（与人合作）、《张良修烈士事略》等文，其中《忆四十军在临沂的抗战》，曾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在徐州召开的“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在《淮海论坛》上发表。全国政协在编辑《徐州会战》一书时，该文又被录用。

一九八五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向田玉峰同志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一九八六年五月，“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山东组”批准他为该会会员；同年八月被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聘任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

最近，田玉峰同志为河北邯郸市政协撰写了《回忆邯郸战役经过》，并将《北平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文稿寄给全国政协文史组酌用。七十二岁的老人执笔撰写史料，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进一步把“三亲”资料奉献于社会，他正在搜集有关资料，准备撰写临沂的名人轶事、社会风俗等文。

现在，田玉峰在黄埔军校第一分校的同学，有很多人在台湾任职，其中不少人在部队中是中层骨干。他在新的形势鼓舞下，准备努力与在台的临沂籍同学高灼元、王信忠等沟通联系，积极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宣传祖国和家乡的巨大变化，宣传祖国统一的重大意义，共谋祖国统一大业。他深情地表示：“我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尽力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我坚信：田玉峰同志勤劳的汗水，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