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剧艺术家阎逢春之死

阎逢春同志是蒲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大家尊称他为“蒲剧须生泰斗”。他在表演艺术上对蒲剧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对蒲剧艺术有继承，又有极大的发展。他的唱腔别具一格，有自己的独特风味，戏剧界把他的唱腔和表演奉为“阎派艺术”。“帽翅功”是他30年代末期的独创，为不少兄弟剧种移植学仿，遍及戏剧界，不论“功架戏”、“唱功戏”，凡他演出的剧目，不但是蒲剧艺术宝库中的精品，更为后人所继承、传唱。《跑城》、《杀驿》、《舍饭》、《周仁献嫂》、《芦花》、《观阵》等等，至今仍为蒲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代表剧目。他的声誉载满剧坛，他不但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而且受到周恩来、彭真、李雪峰、傅作义、姬鹏飞、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曾受到京剧界名家程砚秋、周信芳和艺术评论家张庚、郭汉城等学者的高度赞扬，更受到晋南党政领导卫恒、岳维藩、赵雨亭、冯培文等同志的呵护和关爱。就是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在1966年夏至1975年秋不到十年的“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为蒲剧界、艺术界和社会各界观众留下了深深地遗憾！至今每每提及阎逢春的名字，在遗憾之余，无不伤感痛心！惜哉！惜哉！

1966年的5、6月间，虽已有了“文革”的预兆，《光明日报》刊出了《评“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评论，但此时的阎逢春，仍全身心地投入在蒲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上。他多次主动找艺术家商讨蒲剧的乐器革新、唱腔发展等有关蒲剧艺术发展的关键问题——形式的革新与发展，丝毫没有料及到他将有大难临头。1966年8月24日，原晋南文工团部分造反派，以破“四旧”为由，要烧戏箱，当时剧团正准备赴南方演出，新购置的戏箱全用金线、银线点缀，剧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让造反派烧掉，将是经济上的极大损失。所以剧团群众极力反对，在“造反派”和剧团群众情绪双方激烈对立的情况下，平时心直口快的阎逢春同志不顾“文革”开始给他戴的“三名三高”、“文艺黑线人物”和“牛鬼蛇神”的罪名，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对“造反派”说：“戏箱是国家财产，它有什么罪，它本身无罪嘛，为什么要烧它？要烧就和我一起烧”。在阎逢春和群众的极力反对下，只烧了一些破烂的旧箱衣，以表示对牛鬼蛇神的革命。阻挡烧戏箱本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但此后造反派又给他扣上了一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把阎逢春打倒，偷偷地翻出阎的档案，把1958年他入党时向党交心的档案材料，以大字报的形式公之于众。居然把阎由“文艺黑线人物”、“牛鬼蛇神”、“三名三高”等一般问题上升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所谓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整个蒲剧团的“文革”运动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连连不断，批斗会的温度不断升高，矛头集中指向阎逢春同志。阎逢春在党的教育下，对于一般政策问题也有所了解，他认为他在入党时向党组织送交的“交心”材料，不能作为罪证加以批判，更不能成为定罪的依据。所以在批斗会上多次申辩，但申辩不但没有丝毫作用，反而招来了更加残酷的批斗。有一次批斗会连续开了两天两夜，别的人轮流替换，而阎逢春两天两夜不能休息，他头晕眼花，几次晕倒，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他两腿发麻，已失去了知觉，昏昏迷迷地倒了下去。第三天接着还要批斗，在未上会之前，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危险的念头——他要自尽，想一死了之，免受欺凌和污辱。但同房有好几位难友，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他找了一条长带悄悄藏在床下，计划夜静后，在自己的床上一头套住脖颈，一头用脚蹬，达到自尽的目的。幸亏及时被难友发现，才得以幸免。之后“造反派”一面开大会批斗他自绝于革命，自绝于人民……，同时加强了对他的看管，以免发生意外。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阎逢春已不是原来的阎逢春了，他情绪沮丧，脸色苍白，平时直言快语的阎逢春，此时已呆若木鸡，一切的一切都和他的想象有了天上地下的差别，他处在极端的困苦和矛盾中。对“文革”、对“造反派”、对他的批斗等，百思不得一解，他走起路来右腿已明显表现出病态，这是他脑血栓的初期，但当时也无人过问，运动照常进行，上街宣传、拉发电机的平车，几乎成了他承包的专业。

1970年6月原晋南区分为临汾、运城两个地区，他被分到运城，两次搬家，先暂住盐化四厂，后又搬到池神庙。经过两个多月的生活安置，入秋后，全国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了斗、批、改的阶段。阎逢春的问题，由于军代表的无知和个别派性严重的个人作祟，死死揪住他不放，把本来是属于思想和认识的问题无限上纲，不把他推到“反革命”阵营不肯罢休。从1970年秋到1971年4月先后半年多的时间，以军代表为首和个别派性严重的头头，对阎逢春开始了 “文革”以来的第二个战役，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1970年秋冬，批斗阎逢春的中心任务是要他承认三项罪状：一是国民党员；二是漏划地主；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在一次批斗会上，军代表问：“阎逢春，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是国民党员？”阎逢春说："我本来就不是国民党员。” 工作队的一个骨干接着说：“你不但是国民党员，而且你还有电台。”阎逢春说：“我连收音机都不会开，哪里来的电台？”这下子惹恼了军代表，他大发雷霆，拍案而起，气势汹汹地走到阎逢春跟前，指着阎的鼻子说：“你如果再不承认，我就把你的脑袋揪下来。”阎逢春说：“你揪下脑袋，我也不是国民党员”。老阎死不承认，他们也没有办法，又组织大会落实他的阶级成份。在批斗会上，军代表提出：“阎逢春，你家是什么成份？”阎说：“我是下中农。”军代表说：“你胡说，你是漏划地主”。阎说：“土改时我家分了地，怎么能是地主。我家就在池南，只有三、五里路，派人去调查一下就清楚了。”军代表无知，硬听个别人挑唆。本来去调査一下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澄清是非。他们把原则性的问题当作儿戏，不去调查。但阎逢春长子阎景平，却十分在意。会后他回到村上，见到村革命委员会和贫协负责人，说明他父亲的问题，要求村上证明他家的确实成份。村上领导写了一份证明。阎景平高兴地带回剧团，交给工作队，工作队不但不承认调查的材料，反而对阎景平大加训斥，质问他：“谁叫你去调查？你要知道你的调查材料是不合法的。”因为阎的成份问题和“文革”中莫须有的罪名，直接影响到子女们的升学和工作。在二女儿升学的证明上竟然写到：其父亲现行反革命分子…… 等。更可恶的是对其他在阎问题上与造反派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采取同样恶劣手段，在子女招工表上填上：“其父亲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等。

由于军代表和广大群众对阎的问题在认识上有极大的差距，情绪十分对立。在1970年秋冬四个多月的批斗，毫无进展。1970年底宣办（军代表即宣办主任）和有关单位内部研究决定下一步剧团的斗、批、改方向和任务以及具体方法和措施，大体定了以下几条：

一、要集中一段时间，尽快结束蒲剧团的斗、批、改任务；

二、为了不受干扰，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方式，让农民参加剧团的斗批改；

三、一定达到把阎逢春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借助贫下中农的参与确定下来，再达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目的。

这个前提定下来之后，于1971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六全体人员背上行李，以拉练的方式，从运城出发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河津县上市村。演戏人员全部分散到贫下中农家中，每天参加一晌劳动，其余时间学习。阎逢春继续交待问题，并配有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一面进行谈话，一面暗地监视，不许和外人接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个别谈话、个别动员还是没有任何效果，阎仍然不肯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眼看一个月过去了，工作队有些着急，就开始对阎施加压力，恫吓、威逼，要他认罪。一位工作队员说：“你的问题已经定了，你要看清形势，不要存侥幸心理，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反动思想，你知道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这种态度不但对你不负责任，对你的子女和家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你要认真考虑，今后的时间不长啦，何去何从由你定”。阎逢春大部分时间默不作语，逼得紧了，应付几句，“反正我没有反动思想，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很快采取了让贫下中农具体参加斗、批、改的方法。在军代表和工作队的主持下，作了内部动员，重点部署除剧团和工作队作重点批斗外，又在贫下中农中选了代表，他们估计召开这样一次大型批斗，可起到震慑阎逢春的目的，压压他的反动气焰，扭转他的对抗情绪。这样的大会开了两次之后，出现了新情况，贫下中农白天参加了批斗后，晚上又主动跑到阎逢春的住处，向阎逢春道歉说：“阎师傅，对不起，你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人家布置叫我们批判，我们也只好随声附和，你不要在意，要心放宽”。临走时还偷偷给阎留点吃的。这个情况很快传到军代表那里。军代表气急败坏，但对贫下中农的这种明批、暗保的作法和态度一时也无法应付，只好动员工作队和积极分子再向阎主动出击，轮番谈话，不让阎休息。工作队的主要队员XXX,在谈话动员中见到阎不表态，不说话，气得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指着阎骂道：“你这个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死心踏地要与人民为敌，如果你再这样软顶硬抗，就砸烂你的狗头。”说着走向阎，向阎的背上捅了一拳。站了半天的阎逢春，本已力不能支，这种突如其来的野蛮行为，更使阎逢春气得眼前一阵发黑，昏昏欲倒，不自觉得靠向门边，眼泪止不住直往下流。工作队这种惨无人道的作风，很快传到了剧团群众中，不少同志怒火中烧，有的要找军代表讲理，有的要找打人的那个工作队员进行报复。为了不使事情闹僵，稍年长的同志劝阻了大家的火性。正在这时，处于义愤的群众，不知是谁写了一个未署名的小字报，大意是对军代表主持下的工作队搞逼供、动手打人提出抗议。军代表见到小字报后，也觉得工作队做法欠妥，但在阎的问题上，他丝毫不退却，并认为写小字报是不敢站出来说话，不光明正大。为了稳住阵脚，必须反戈一击，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追查写小字报的人。梁惠芳平时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在大会鸦雀无声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她怕出意外，万一查出来不知又该谁倒霉了。本不是她写的小报，她却突然站起来说：“小字报是我写的。”本来会场十分紧张，一下子被梁惠芳又搞活了。军代表知道梁惠芳是个军属，对她也只好让三分。他只好宣布散会。为了不转移斗争方向，为了不影响对阎逢春的批斗，小字报的事也不了了之。

在群众情绪十分对立的情况下，在军代表、工作队和群众对阎的问题性质认识有极大差距的情况下，本想依靠贫下中农用“掺沙子”的方法，参与剧团的斗批改，现在看来和原来预想的情况都有很大差距，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再看目前情况如果再拖下去，后果无法设想。在这种骑虎难下的情况下，军代表突然返回运城。时隔两天后，才得知军代表一手遮天，向当时的“核心领导小组”作了汇报，通过“核心领导小组”又作出了新的决定：①阎逢春问题的性质——“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变”；②不再进行群众性的批斗；③召开有贫下中农参加的群众大会，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进行宣判；④决定双开除—一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接受群众监督，进行改造。军代表返回上市村后，先召开了内部会作了具体安排和部署，很快有贫下中农参加的群众大会第三天就召开了。先由贫下中农代表批判发言，接着剧团代表批判发言，下来阎逢春的长子和女婿也代表家属批判发言，最后大会主持人按照“核心小组”的决定，在大会上正式宣判了阎逢春有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并宣读了“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决定。大名鼎鼎的蒲剧须生泰斗，一代有高深艺术造诣、并对蒲剧作出突出贡献的表演艺术家，就这样被草草地结束了他的舞台艺术生命。

阎逢春被双开除之后，精神上痛苦万分，又拖着病体，没有分文的收入，全家生活无处着落。恰好三儿子在解州水工队工作，因水利和修路都需要大量石子，就把父亲叫去打石子赚些生活费，多少给家里有些补贴，但这种自食其力的劳动也行不通，不知什么人把他出外打石子的事通知街道办事处说：“阎逢春是双开除，'反革命'帽子还拿在手上，他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表现不好还要把帽子戴上”。街道办事处也只得通知老阎回运城接受监督。

林彪事件之后，到了1973年夏天，“文革”中那种“极左”思潮的反动行为，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觉察到了，在这种大好形势的前提下，省上有关老领导建议对于在“文革”中受冲击的高级知识分子，要重新考虑和研究他们的问题，先让其恢复工作，所以阎又重新返团，恢复了工作。但对他的问题，上边和剧团仍置之不理，一直拖到1975年秋，别的一般问题都全部解决了，唯他的问题仍悬在那里，无人过问。在一次宣布解脱xxx问题的大会上，他心情沉重、气愤不平，在开会中突发脑溢血，经紧急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不是派性的恶作剧，不是那些无知的军代表和派性头头的摧残、逼供、残酷批斗，老阎那样心直口快、性格开朗的人是决不会早早离开人世的。他病故的那年，仅仅56岁。他的故去，给蒲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故去，使文艺界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艺术家。现在留下的只有一个深深的遗憾！

作者简介：康希圣，男，1929年出生，山西省永济市人，曾任山西省文联四、五、六届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会员，山西戏曲音乐学会名誉会长，现任运城市老年文化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

李恩泽，1937年出生，山西省万荣县人，山西省戏剧家协会、石刻研究会会员，现任运城市老年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

诗文补白

”史”与”志”的区别

志也叫方志或称地方志，方志即四方之志的简称。史学家章学诚说：方志乃一方之全史。

史与志最主要的区别在于：

一、史远而志近（有隔代编史、当代修志之说）。

二、史专而志广（即史主论述、志著广征）。

三、史以时系事而志以类系事（有史明其纲、志明其目之言）。

四、史以议论为主而志以记叙为主（所谓史重探索历史规律，而志为反映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