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批示的王家坊前村今昔变化概述

莒南县坊前镇王家坊前村,原名“小坊前”。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在这里带领当地人民筑“坊”（堤坝）防洪，始祖在坊前建村后，故起村名“坊前”，又叫“小坊前”。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王姓一世始祖王容自日照县涛雒迁居小坊前村，以后改名为“王家坊前村”。

从此，王家坊前村人民继承和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改造自然，勤俭持家,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不断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1940年，村里发展了第一个共产党员,1941年建立中共党组织。从此，王家坊前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加入了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的行列。全体村民积极参军参战，拥军支前，发展生产。男的支前抬担架，女的在家做军鞋、备军粮。1943年，村里组成了20多人的抗日剧团，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多次慰问八路军，先后有19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有多人在战场上立了功。其中，王风次在战斗中送过5次炸药包，被授予“抗日英雄”称号;赵绪曾担任罗荣桓担架班班长。出伕支前的民兵达1500人次，有86人立功，支前民兵先后参加了南麻战役、甲子山战役、孟良崮战役、四平街战役、淮海战役等。村里的男劳动力全支援前线，曾一年内8批民伕在前线见面。农救会积极组织生产，组织儿童团、“识字班''和老妇女一齐上阵，挑起农业上的耕、种、锄、割、收藏的重担，做出了很大成绩,有力地支援了前线。1945年，农救会长王思义被评为滨海地区“劳动状元”。

王家坊前村是抗日模范村，当时滨海军区司令部在村里住过一个多月。山东军区领导人罗荣桓、谷牧、肖华及国际友人罗生特医生均曾在村里住过。爱国将领、中共地下特别党员常恩多师长1942年病重期间住在村里，于当年8月8日在这个村里病逝。抗日战争中，先后有王芹、王相普、王相义、王公方、王丙言、史振平、王思桂7人血洒抗日战场，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抗日烈士。在解放战争中王相仕牺牲于四平街战役。

1953年，王同昌和复员军人张三善、史明松三个共产党员带头响应中央、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由13户贫农和两户中农组成了一个初级农业社，取名“新建社”,王同昌任社长、张三善任副社长。这是全县第二个农业合作社。刚开始办社，多数人认识不足，有些有劳力、耕畜和农具的户不愿入社,在这种情况下，王同昌等人耐心地做那些“穷棒子”贫困户的工作，吸收他们入社，于是''新建社”成立了。

“新建社”的多数户是全村最穷的户。但他们在王同昌的带领下，团结一心，有力的出力，有农具的岀农具，有种子的出种子，充分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1954年,秋粮获得了大丰收。每户粮食产量要比单干时提高1-2倍；农民尝到了办社的好处,纷纷要求入社。秋后“新建社”由原来的15户发展到33户，共有耕地408亩，耕牛3头，大农具31件。为了发展生产，社委会订出新的生产指标，计划增产粮食1400公斤，花生1870.5公斤。但由于社里家底穷，生产资金严重不足，花生种缺650公斤，地瓜种不够用，肥料缺额也很大，还需要添置耕牛4头，双铧犁一部，其他农具49件，化肥750公斤，另外还需买羊、买果树苗等。这些开支，除社里现有的资金外，还缺700多元。为了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社委会认为：如果向银行贷款,就会增加国家负担，彩响国家建设，还会使社内负债。于是决定自力更生，本着“有多的多投，有少的少投，没有的不投”的自愿原则，发动社员投资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

为了统一思想，社委会召开了社员会议，进行爱国爱社教育，说明投资对增产增收利社利民的意义，制定了投资互利政策,投资按利率秋后归还，并规定种子、肥料采取实物投资办法。

在发动投资的过程中，社长王同昌率先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共100元（当时北海币100万元）投到社里，复员军人史明松也把自己的50元退伍安家费投到社里。

由于社委会工作做得细，道理讲得明，政策订得好，干部带了头,社员们都觉得干部讲得在理，纷纷向社里投资投物。有的姑娘把编蓑衣挣的几元钱也投到了社里。很快就投资470多元，投花生种600多公斤，还有其他种子和一些小农具。社里用这些钱买了两头牛、6辆小车，还购置了急需的部分农具、化肥，并修复了一批旧农具。为了多投肥，社员积极开展了拾粪、打炕、挖天井等找散肥活动，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保证了春播生产的顺利进行，并于当年获得了大丰收。秋天分粮时，家家大囤满小囤流，人人笑得合不拢嘴。农业社赢得信誉，很快得到巩固和发展，农民亲眼看到了合作社的好处，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王家坊前村三个初级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所有的单干户都入了社。社的规模越来越大，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壮大，社员收入逐年增加。当时每个工日就达到1元多钱，新兴的站秧花生亩产150多公斤生米，创历史最高水平。

事实证明，王家坊前“新建社”的做法是个很好的经验。当时区委的领导把这个经验写成题为《新建农业合作社发动社员投资解决生产资金不足问题》的报告，上报莒南县委和大众日报社，不久《大众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毛主席指示全国各地向中央报合作化方面的材料。山东省委把这份报告作为山东的一个典型材料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于1955年4月24日看了这个材料，认为很有典型意义，当即做了亲笔批示。后来以中共莒南县委的名义写成的这篇文章 ——《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连同毛主席的批示发表在1955年山东省委机关刊物《互助合作通讯》第12期上，后来收入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一书。

毛主席批示后，区、县多次在王家坊前村召开现场会议。王同昌、张三善作了典型发言，省地领导同志也曾来这里开过会。王家坊前的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对于解决合作化初期存在的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王家坊前村勤俭办社在全国带了个好头，树立了自力更生、勤俭办社的好榜样。

毛主席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王家坊前人民。从1953年办社到现在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的老干部有的已去逝，有的已退休，但勤俭办社的精神一直被当作“传家宝”，自力更生、群策群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治山治水，整修土地，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该村人民仍坚持搞生产，抓经济,不搞武斗，村里建起了几座水库塘坝，其中最大的一座库容50万立方米，还修了灌溉渠道，办起了沼气。七十年代末，村里已有汽车1部，五五型拖拉机2台，五O型拖拉机3台，二四型拖拉机1台，一二型拖拉机1台，有村办雕刻厂等，集体经济已形成相当的规模,每年向国家交售粮油25万多公斤。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大包干”。这对农民来说是一次大的变革，关系到每个农民的前途和命运，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不亚于五十年代办社那阵子，各种思想观念都表现出来了。当时，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纪亭从上级开会回来，在村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了本村在大跃进、十年文革期间遭受的损失，并动员大家说,现在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是一个大转折。王家坊前村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先进村、模范村,现在还要带头实行这个转变，要争当先进，带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石激起千层浪。会后社员们议论纷纷，顾虑重重，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更多的是不理解。有几位当年办社的老党员找到党支部书记王纪亭直言不讳地涨红着脸说，你今天在大会上讲得不对，原来单干时，俺穷得吃不饱，穿不暖，一家几口人合穿一条裤子，共产党来了，领导我们搞土改,成立了变工组，又发展成互助组，后来成立了初级社，又发展到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毛主席还为我们王家坊前勤俭办社做了亲笔批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了，日子越过越富裕了，现在又要分田单干，这不是走回头路吗？这不是要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吗？有一位老贫农，大年初一竟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了，现在又要单干了，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生产队干部也想不通，认为生产搞得好，经济收入每个工日达一元八角，比当工人都强，为什么要分田单干7大队干部思想上也存在着一些困惑，生产形式由集体转到单干，生产怎么组织，工作怎么开展,集体经济怎么抓等等，一时心中无数。这时, 一些奇谈怪论也岀来了，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步一步向后追，一直退到旧社会”等等，有的甚至出言不逊。针对上述情况，党支部一班人认真分析了产生以上想法的原因，认为群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理解，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首先，王家坊前村是建国初全县办起的第二个农业合作社，最早组织贫下中农走集体化道路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先进单位。从毛主席批示到1979年，来王家坊前村参观、学习和考察的代表团络绎不绝，除新疆、西藏、台湾三省、自治区外，全国各省市都派团来过。1979年5月25日，由11个国家的成员组成的联合国能源代表团前来考察，对王家坊前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真是国内有名，世界挂号的。

其次，全村社员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对共产党的热爱，努力学习，思想觉悟高，集体观念强，早出晚归，苦干实干，女劳力（包括“识字班”、小媳妇、老妇女）也同男劳力一样干重活、挣工分。农活重，收入也很可观，当时较好的生产队一个工日1.8元，最少的也是1元多，全村没有欠款户，年终每户都能分些钱，有的户年终能分到3000多元，该村的经济收入比周围各村都好，在全县是一流的。因此，大干社会主义，一直奔向共产主义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深蒂固。

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认识是模糊的，片面的。认为只有组织起来集体干才是社会主义，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复辟倒退。这种思想认识不但群众中有，干部党员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鉴于以上分析，党支部一班人制定了两项措施来引导教育干部群众。一是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二是用事实来教育群众。

首先，党支部层层召开会议，反复学习中央文件和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多次召开支委会、党员会和社员大会，进行动员教育。教育群众不要认为大包干就是干资本主义，这只是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土地等生产资料还是公有的，现在的“大包干”与旧社会私有制下的“单干”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群众思想认识逐步提高的基础上，又认真学习外地经验，派党支部副书记王家聚去搞大包干较早的聊城地区参观学习。参观回来后，王家聚把聊城地区实行大包干后，农业增产增收, 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农民富起来了的事实，向全体村民作了汇报，引起了轰动。于是1980年底至1981年第四、第六生产队在全村率先实行了大包干。1982年秋后，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小麦平均亩产375公斤，比没有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每亩增产50公斤;花生皮果亩产350公斤，比没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每亩增产75公斤;地瓜亩产1750公斤，比没有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每亩增产250公斤;人均收入700元，比没有实行大包干的工日最高的第二生产队的每个工日1.8元，增长了一倍多。先实行大包干的农户富了起来，自行车、手表、收录机等当时比较先进的生活用品率先进入了他们的家庭。

面对铁的事实，人们做了冷静的分析与总结,实行大包干, 生产经营方式灵活了，不搞“一刀切”、“大呼隆”了，农民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就农业生产来说,一方面，人们可以及时掌握农时，及时播种，腾出更多的时间抓经济，提高收入。如：做生意、干石刻等。另一方面，土地经营权放给了农民，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播种计划，在交足国家任务粮，留足自己的口粮、种子的前提下，适当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如西瓜、蔬菜等。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事实面前，人们的种种顾虑彻底打消了，一年前还等待观望的其他几个生产队也争先恐后地实行了大包干。1982年底，全村全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秋后，农业生产又获得了大丰收。小麦平均亩产增至425公斤，比大包干前的1981年增产100公斤。花生皮果亩产325公斤，比大包干前的1981年增产75公斤；地瓜亩产2000公斤，比1981年增产275公斤。粮油总产75万公斤，比实行大包干前的1981年增长了10万公斤，村民年收入850元，比大包干前的1981年提高150元,手扶拖拉机、电视机等开始步入农民家庭，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干部并没有当“甩手掌柜的”，而是积极带领村民发展“三高”农业，为村民调集良种、化肥、农药，提供水利服务，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实现了由领导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积极扶持个人承包集体经济项目。开始时，人们不敢包，怕包了干不好，交不上提留不说还要亏本。于是村里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承包户。将村办雕刻厂，承包给26户，由原来一个厂分成了26个厂，村里统一在岚济公路两侧规划了厂址，提供水电设施，形成了容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石刻一条街,成为坊前镇第一个工贸小区，村里帮助承包户搞推销、找市场,它们的产品，闻名海内外，远销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丹麦、新加坡、韩国、香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创回了大量外汇，为当地人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年产值由改革前的几十万元增加到1998年的上千万元。个人厂家年产值最高的达80多万元，一般厂家二三十万元，石刻工人除干好自己的农活外，每人年收入好的达1至1.5万元，少的达四五千元。全村没有闲散人员，没有外出打工的。当年的承包人现在有的成为百万元户、几十万元户。

改革开放的春风驱走了人们心头的迷雾，驱走了贫穷，吹绿了祖国大地，也吹绿了毛主席批示的王家坊前村。

1998年全村粮食总产90万公斤，油料总产（花生皮果）30万公斤，工农业总产值1650万元，其中工业产值1200万元，农业产值45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2813元,村民存款总额800万元,全村固定资产980万元。

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完备。水浇面积达95%以上，形成了旱能浇、涝能排、农业机械到田间的良好水利灌溉和交通网络。1992年全村用上了自来水。

农业机械配套齐全。全村由改革前的一部汽车发展到1998年的10部汽车，拖拉机由原来的6台，发展到现在的410台，并增加喷灌机20台，水泵150台，机动地瓜切片机400台，机动手动喷雾器400台。收割机、播种机、脱粒机一应俱全。全村从播种、管理到收割、运输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通讯、供电设施完备。改革开放前，全村只有1部电话，到1998年全村安装程控电话70多部、BP机15部，成为莒南首批电话村。自1968年安上电灯到1998年全村有变压器3台，年用电量210千瓦。

村民家庭富裕，家用电器、现代化日用品进入家家户户。改革开放前，全村没有1台电视机和电冰箱，到1998年全村有电视机600台，其中彩电300多台，电冰箱200台，洗衣机300台，摩托车100多辆，电风扇750个，组合音响150台，影碟机80台，磁化壶150个，太阳能热水器200个,基本普及了液化煤气灶，家家过上了小康生活。

1994年，王家坊前村被评为全国百强村，中央电视台记者专程来村采访，并录制了专题片《飘洋过海的石头》在中央电视台播放。1995年,被评为莒南县首批小康村。

中央及山东省的领导谷牧、苏毅然、秦和珍、李振、吴官正、董凤基等先后来村视察工作。

国际友人、新西兰记者路易·艾黎曾来村采访。

日本客商木本信夫、日光直太郎曾多次来村洽谈石刻业务。面对今天的美好生活，村民们又编出了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改革开放二十年，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一心一意跟党走,致富路上永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