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后屯南疃耕读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发展全日制学校。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因为国家经济条件的限制，全日制学校难以迅速发展，不能尽快普及义务教育；部分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缺乏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很难安排工作；许多家庭经济困难或怕耽误农时的学生中途辍学。针对这些问题，刘少奇同志建议试办半工（耕）半读学校。1957年5月27日，天津市创办了第一所厂办半工半读学校。1964年5月，刘少奇同志进一步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与两种劳动制度的建议。

我（乔绪良，下同）当时在后屯乡蔡家寺小学教学。1964年秋天，张立功校长在全校教师会议上传达了县教育局要各校办好半工（耕）半读小学的指示精神，并强调这是贯彻执行刘少奇同志“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办学指导思想的重要措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为好。鉴于当时国家经济刚刚好转，国家还没有能力拿岀足够的教育经费多办一些全日制小学。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也普遍较低，他们都是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吃饭。那时计划生育抓得也不紧，农民的子女比较多，许多学龄儿童因为家庭需要看孩子而不能上学。在这种情况下，兴办半耕（工）半读小学就显得特别重要。

除了抓好正常的教学工作外，我的任务是协助后屯南疃村办一所耕读小学，并要做好辅导工作。于是我找到村支部书记刘学文同志商讨了这项工作。在村支部大力支持下，南疃村的耕读小学于1964年秋末冬初宣告成立了。当年的南疃村，村子不大，总共不到80户人家，却又分成东、中、西三个小村落。学校就设在中村后的两间破旧的屋子里。没有课桌，师生自己动手用土坯砌台子，上面铺上高粱秸，用泥压平，作为课桌。凳子由学生自带。没有黑板，他们找来了一块长2米、宽30厘米、厚20厘米左右的木板当黑板。这块黑板至今还保存在第一任耕读教师张仁松家中。

要办好学校，师资问题至关重要。当年的南疃村，高小毕业生极少，只有一个较好的高小毕业生张茂松，已从大队会计岗位调到全日制小学任教师。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就把当时还在蔡家寺小学读六年级的年龄只有14岁的在校学生张仁松与张富伦同学，聘请为南疃村的耕读小学教师。

当时的校外儿童30名左右，年龄上参差不齐，七岁至十三四岁的学生都有，女孩子特别多，占总人数的80%以上。这些学生大部分白天需要在家看护自己的弟妹，让父母到队里挣工分。所以，耕读小学的上课时间，主要安排在早晨和晚上。每天早晨学习1个小时左右，晚上学习约2个小时，星期天全天上课。学校允许学生带着弟妹上学。

学习的课程主要有两门：语文和数学。语文课的学习内容以识字为主，教材是《新三字经》、《百家姓》和《毛主席语录》。数学课借用全日制小学低年级课本。

两位年轻的小老师，借鉴学校老师教他们识字的方法，根据拼音进行字音教学。字形教学是重点，字义教学基本上能做到字不离词、词不离句。课堂上有讲有练，课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回家把当天学过的生字写若干遍。第二天上课，先进行听写检查，当堂评讲。数学课一般没有课外作业，当堂学当堂练，当堂消化。由于张仁松、张富伦同学教学认真，南疃村的耕读小学越办越好。我曾多次到校听过他俩的课，也曾组织他俩到蔡家寺小学听过其他老师的课，使他俩的课堂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大约到了1970年，张富伦应征入伍，张仁松转为民办教师，而后又转为公办教师。他现在在蔡家寺小学任教。

当时教师的待遇是很低的，队里每人每天记2分工分，政府每月发2元钱，作为任教补助费。学校的办公费，政府和大队都不负责，由师生自己动手解决。大队划给他们3分左右的一块涝洼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荒地开垦为良田，种上蓖麻，卖了钱作为学校的经费。由于他们经营管理得当，这些钱不但解决了办公费用，连学生的书费和部分作业费也解决了。当时的家长非常满意这种半耕半读的学校，他们说，要不是兴办耕读小学，我们这些孩子非变成文盲不可。

南疃村的耕读小学，经历了六七年的时间，后来由全日制小学取代了。在这段时间里，村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进入全日制小学读书的孩子，都参加了耕读小学的学习，文化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地提高，为他们后来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耕读小学的学生，绝大部分人成为现代社会的致富能手，张泽来（残疾人）就是一个突岀代表。他利用小时候在耕读小学学到的文化知识，广泛学习现代科技知识，科学种田，精心管理蔬菜大棚。1997年冬季，天气非常寒冷，别人棚里的西红柿苗因受冻而造成严重减产，但张泽来运用学到的科技知识，把冻枝剪去，让西红柿重新发芽结果，由此获得了不少收益，成了闻名后屯的致富能手。还有张泽霞、张仁林、棊丹平等同学，都成了令人羡慕的致富能人。

耕（工）读小学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后屯乡文史组供稿）

〔作者简介〕

乔绪良退休教师。

张仁松胶州市后屯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