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沽河搞稻改的日子里

现胶州市李哥庄镇南端,沽河与桃园河交叉处三角地带的前后石龙屯、毛家庄、高家村等十多个村庄，地处盐碱涝洼,暴雨季节，河水泛滥,每逢特大海潮，海水倒灌。解放前，这一带仅有少部分地势较高的土地可以种点庄稼，大部分盐碱洼地,除了长荫柳和海蓬菜以外，什么庄稼也不长。当时在群众中流行着一首民谣:“前后石龙毛家庄，东南一片盐碱荒。春天泛碱白茫茫,夏天大雨水汪汪。秋收庄稼无一粒，冬天要饭又讨荒。”这支民谣活生生地描绘了解放前这一带的自然面貌和群众的困苦境况。

解放后，这里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曾对沽河下游东岸的土地进行过初步治理。但没能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一些村庄是生产靠贷款，吃粮靠供应，穿衣零花靠救济。如毛家庄从解放到1965年的17年间，就由国家供应了77万斤粮食。后石龙屯每到秋收后到外村和外县倒地瓜的户占总户数的70%,讨饭的户占20%。

1964年6月一8月间，胶县全县阴雨连绵80余天，降雨40余次，大到暴雨10多次,全县受灾面积50万亩。沽河下游一带，特别是河东岸成了重灾区。灾情发生后，县委、县人委立即组织了100余名干部和600余名驻胶部队指战员赴灾区，抢险救灾。当时组织上认为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没有抽调我下乡。但我自以为本人是个庄稼汉岀身，又有多年农村工作经验，就主动要求下乡，替换轻工局有业务工作经验的王书甫同志留在单位主持业务工作。

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要求。我于1964年秋到了沽河公社。党委把我分配到灾情严重的毛家庄、前后石龙屯那一片。我到了几个村子査看了被淹死的庄稼。访问了一些受灾特别严重的困难户。看到了孩子哭老婆叫，老年人唉声叹气，青年人悲观失望的情景，心里十分难过!我想已经解放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老百姓竟如此缺乏抗灾能力？看来只靠救济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领导群众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我反复查看了这里的地形'、地貌，调查了这里的历史情况。我觉得这里最不利的地理条件，是地处盐减涝洼，又经常发生水灾，但最有利的条件是水源充足。鉴于山东省委在临沂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稻改试验，已获得了改造涝洼地的成功经验。我想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这里充足的水源条件种水稻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先提出来与群众商量。一些好心人悄悄对我说:“老李呀！你千万别搞这玩艺，要是搞了非'栽倒'不可。俺这里不用说种水稻，到了春天，盐碱一泛，连苗子也立不起来。”但我坚信这地方水源丰富。泥层很厚，只要有水，浸走了淤泥中的盐碱,就有可能种成水稻。

我满怀信心地跑到县里，向县委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和我的想法。县长王孟庆同志说,那很好，可以搞搞试试看。我表示不怕担风险，愿意横下一条心，与群众一起，水里泥里滚。要求组织三至五年不调我回来。王县长说，你有这么大的决心，县委是会支持你的。不久,县委做了研究，决定在我县有水源的地方再搞一次稻改试验(2958年曾进行过稻改试验，没有成功）。

秋收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在毛家庄、前后石龙电一带。一面酝酿搞稻改的事，一面与公社驻片的干部、大队干部共同议定放假半月，由队干部组织带领群众到收成较好的崂山县境内倒地瓜。这虽是以前不被允许的事，但我考虑这也是一种生产自救的方式。它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就不顾可能发生的非议,决定这样干了。

在稻改上阵之前，我们只为群众办了这么一件不大的事，却获得了群众很好的评价，这也为我在以后稻改指挥工作中带来不少的益处。

我得到了组织的支持，也逐渐受到了群众的信任，想搞稻改的信心更大了。就在秋后，我从毛家庄、前后石龙屯等十几个村庄各抽掉了1—2名干部，带领他们到临沂学习稻改经验，现场教育了干部。大家认为人家能办到的事,我们也能办到，我们的条件不比人家差。紧接着，县里成立了稻改指挥部，确定由我和董建祥分别担任正副指挥。大牌一亮，更加名正言顺。我在沽河领着干，董到墨河、洋河领着干。那时，凡县委决定的事,有关部门都能服从大局，密切配合。县水利局很快为我们调来了三名水利测量员，指导社员修水渠、整地面;县农业局也很快为我们派来了两名农业技术员,负责分析土壤，选择优良稻种。我又到县里要了三名干部当助手。还有沽河公社南部两个片的干部配合我们一起工作。在上下认识一致，班子配齐的基础上，沽河这场大搞稻改的行动就开始了。

稻改指挥部设在后石龙屯，先在毛家庄和周围的五个庄做为稻改基点村，提前行动，然后推及其它各村。这一年,后石龙屯在南洼先划出了800亩涝洼地，毛家庄划出900余亩参加一期稻改工程。为了赶在第二年春天及时下手种稻，我们带领群众苦干了一个冬春，完成了种稻的必备工程一、修好了提水支渠和排灌渠道;二、整平了地面，深翻了土地，三、调顺了地块的南北向，划好了稻方,修好了稻畦;四、购进了准备抽水用的两台135柴油机。

这一个冬春，我们的工作十分艰苦。白天在坡里转，领着群众一起干;晚上走村串户，坐在炕头上对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群众由缺乏信心到信心十足,干劲越来越大，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老少一齐下了坡。在整地改土中，全无机械设备，靠着双手。一镢一镢地刨，一锨一锨地铲,用大筐和推车把堆积了不知多少年的一个一个碱土垛，填到了涝洼坑里,铺平了地面。连上了年纪的小脚妇女也上了阵。她们用木棒把水渠夯得结结实实。大家顶风冒寒，从深秋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七，过了春节，在正月初六又下了手。这年春群众的口粮不足,有不少的户除了吃点供应粮，还得吃些野菜。但群众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咬紧牙根，克服了一个一个困难，终于在插秧前按时创造好了种稻所必备的基本条件。

在整地改土中，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就是对村村之间、队队之间一些犬牙交错的地块实行调整、兑换。我们逐村逐队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对大小队干部和社员讲明兑换地块的利害关系。因为这是集体对集体的事，问题还好解决一些。接着又遇到了一个在稻方内迁移坟墓的问题,办好这件事就太难了，有些老年人还讲迷信，怕迁墓破坏了“风水”,甚至还有的人怕我们掘墓挖尸激怒了老百姓。我们就逐家逐户地做工作，并发动党员带头，最后终于打通了人们的思想,把稻方内的坟茔全部迁入了一些非耕地块，构成了各村的公墓。最后，连开始竭力反对迁墓的人思想也通了。

1965年3月间，我们开始育苗并训练插秧。插秧不是个简单的事,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我想要领着群众干,必须自己先学会。插秧前的那些日子，我蹲在炕上、地上做试验，得岀了个插秧的要领:两脚退直线，两眼向前看，双手近水面，快速在分秧，拇指定深浅。这几句话简单明确，容易掌握，容易记忆。我自己反复试验后，又在各村找了些心灵手巧的青年培训。与此同时，我们还一次次把水放进稻畦内，用水把土中的盐碱淋出去。

这年春季插上秧，恰好夏季雨水较大，稻苗长得很好,社员们眼看丰收在望，无不欢欣鼓舞。连崂山县的社员也纷纷前来参观。

我预计产量每亩300斤，但社员们还不敢相信能实现这个指标.结果到了秋季，我在毛家庄选了一块长势最好的稻子,试打了一下，产量达到每亩700余斤。就在社员们要挥镰割稻的时候，恰好我要到昌邑县去学习选择优良稻种的方法。我要求各队社员再晚开镰一二天，等我回来再割。

谁能想到这一句话竟误了大事，害了社员，也害了集体。当我到了昌邑这一天（古历八月廿日）夜间，沽河稻改区的一大片地方遭了雹子。第二日，我由昌邑急急忙忙返回胶城，到了在我家附近的鞋厂，我立即向沽河党委打电话询问情况。正要着电话，一位家住沽河稻改区的职工王洪才同志说:“你不用问了，我今早才从家里回来，大部分稻子都被雹子打倒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如雷击顶，在电话机旁昏倒了。鞋厂的职工们迅速打电话告诉了县委。当我醒来的时候，百感交集，心中非常难过。真后悔叫社员推迟了割稻时间，竟使已经到了嘴边的粮食被冰雹夺走了，一年之功废于一旦。县委的同志叫我住院，我哪里还顾得这一些，就马不停蹄地骑上车子往沽河窜。在我接近到沽河大堤时，碰见稻改区的第一个社员是毛家庄的苟祥卿。他一见我，就跪下了，泣不成声地说:“老李！ 你可回来了，已经到了口的粮食又叫老天爷要回去了。”我眼含热泪，带着极大的内疚拉起了这位一向勤劳苦干的老社员。我安慰他不要恐慌，二人一起进了毛家庄。

社员们自己难过，还怕我伤心，许多人围着我，安慰我说:“稻改没有差，遭了雹子是天意呀!”73岁的孙大娘（支书孙里成的母亲）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俺听说你很难过。我看这不要紧，今年不收，下年种，雹子不能年年有。”孙大娘的一席话，好比使我吃了清醒剂。我这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干部,在关键的时刻，没能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反而让群众教育了自己，确实“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在县、社党委的支持下，在群众的激励下，我又挺直了腰板,决心要带领群众大干一场。

摆在我们面前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是生产自救，安定民心。我与社员商议了个办法，发动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在稻田内捡拾被打散的稻穗、稻粒。大家的积极性很高，有的用手捡，有的用苕帚扫。稻田内人山人海。社员们不顾劳累,起早贪晚干了两三天，结果将捡拾的稻粒同在稻秸上剩下的稻穗，一起试打了一下,还能达到亩产将近200斤。社员们一致认为，我们的稻改确实成功了，只是丰产没有丰收。1965年，沽河下游一场更大规模的稻改生产又搞起来了。头一年试种水稻的村子又扩大了种稻面积，上一年没有试种的几个村子也行动起来子。广大干群更满怀信心地大干了一个冬春。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又修了提水站和拦河坝,还从昌邑引进了最新优良稻种“人坊”、“农垦”，并从东北和江南引进了一些新稻种，以便做对比试验。

1966年秋,大沽河下游取得了稻谷大面积丰收，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一贯吃救济粮的毛家庄在1966年上缴公粮11万斤，1967年上缴公粮15.3万斤。到1967年，各村又普遍改为一年两作:秋收后种越冬小麦，麦收后插秧种夏稻。这一年,后石龙屯的晚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亩产1100斤。

从1980年 ——1990年间，由于水源渐缺，沽河稻改区逐渐改种旱田。由于稻改改变了这里的土地面貌，原来的盐碱滩,都变成土质松软的海绵田。又加这十几年内实行了土地分户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里的农业取得了连年丰收，群众的生活也有了逐年提高。经济发展最好的后石龙屯，工农业并举，去年取得双丰收,人约占有口粮500斤，人均收入1100余元，该村成为青岛市文明村庄。

我在党的领导下，曾在沽河稻改区干了一些工作。稻改成功后，我分享了群众丰收的喜悦。当社员们煮熟了第一锅大米饭的时候，有的老人提议,要把舀岀的第一碗米饭留给我吃。我走到街上碰见一些小学生，总是这样说:“李爷爷到俺家吃大米!”老百姓对我这种异乎寻常的感情，当时感动得我热泪盈眶。毛家庄的那个苟祥卿,在米缸上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吃水不忘打井人，下联是吃米不忘李德功。他把这个米缸传给了儿子，儿子又传给了孙子。其实我做了一个干部应该做的工作，人民群众竟给了我如此髙的荣誉，我实在不敢当。每逢想起人民对我的鼓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今天我虽已年过80岁，但仍愿为人民出力，不断地为人民做好事，一直到死为止。

1991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