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中堂传略

1909年2月，麻中堂出生于平原县腰站镇塘坊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此人性情平和，坚持真理，团结乡民，接济穷人，好结朋交友。儿时他念过几年私塾，16岁开始在家务农。1938年6月，八路军689团、769团、五支队和津浦支队消灭了顽匪李俊兰部主力，建立了以五区腰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人民真正的救星。革命斗争的事实，使麻中堂的思想掀起了波澜，在共产党员韩哲一、麻佩三（即麻中遂，麻中堂之兄）同志的帮助下，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他毅然抛弃舒适安逸的生活，走上艰苦的革命道路，参加了党领导的平原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6月，平原五区联防自卫大队成立，李方圆任大队长，曲德成任指导员，下辖三个中队。麻中堂任第一中队长，积极参与了组织村自卫队、建立武装、保护群众，除奸抗日等革命活动。1939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平原五区沙庄安设据点，五区的抗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1940年5月徐官屯事件（因统战政策失误，杂团刘化璞、李连祥、赵兴符等顽匪将我党政机关和抗日武装包围在高唐六区徐官屯，尽管最后突围，但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高、恩、夏、平、禹边区根据地陷入敌手）后，环境恶化，斗争艰苦。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开展抗日工作，党组织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领导机关转移，领导干部分散驻地，活动方式隐蔽，各种群众抗日组织有计划地解散，斗争方式采用合法化，较出名的革命工作者尽量做到社会化，有的当了教员，有的去作买卖。在这种情况下，为及时掌握济南敌人的活动情况和兵力部署，麻中堂受党组织派遣到济南以开饭馆为掩护，做敌伪工作，开始了他长达五年之久的地下工作生涯。

麻中堂深知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同时也感受到了肩上担子的份量。如何利用自己的特殊社会关系这个有利条件来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呢？麻中堂首先想到了唐仰杜这条线索。唐仰杜是当时的回民伪省长。麻中堂就利用同族关系这个便利条件，借去清真寺作礼拜的机会接近唐仰杜，直接搭话有些不便，就采取“曲线外交”。当时，逢作完礼拜，教民要向清真寺捐款，麻中堂数额最大，而且屡捐不减，以引起人们注意。清真寺教长觉得此人非同寻常，有些来头，为表谢意，便派人请麻中堂吃饭。席间，教长偶然谈及唐仰杜娶侄媳妇，清真寺要送礼一事，表示十分为难——礼轻了，怕省长看不到眼里，礼重了，又没那么多钱。麻中堂觉得这是接近唐仰杜的最好时机，便不露声色地说：“依我看，给省长送一银樽。”（作者注：形似花瓶的一种贵重礼物。）教长为难地说：“这要花多少钱？往哪儿整去？”麻中堂欣然应诺：“把大家的名字都刻上，我出钱！”唐仰杜之侄娶亲这天，教长手捧银樽送上省府，唐仰杜大惊，待问明了情况，又因在礼拜中早已知道麻中堂，便立即吩咐：派轿车接麻先生入席。席间，唐仰杜亲自提壶敬酒，并于事后，邀麻中堂和唐仰杜的哥哥拜为盟兄弟。随之，经唐引见，麻中堂又和平原县伪县长王成凯（回民）结识，并建立了义兄弟关系。王成凯在平原给予了麻中堂很大方便。于是，麻中堂便利用这些特殊关系，整日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大褂，一手托着画眉鸟笼，一手拄着文明棍，风度翩翩，气度不凡，往来于济南、平原之间，为党的事业奔波，贡献着一般人尽不到的力量。久而久之，麻中堂在当地日、伪、杂顽中影响较大，有些人明知他给八路军干事，但慑于他的通天本领，便敬而远之。

为方便我地下工作者的交通，征得王成凯的同意，于1940年秋，麻中堂出面在平原火车站组织了20人（9支枪，枪是党组织从部队拨来的）的回民支队，名义上是盘查可疑行人，维护社会治安，实则掩护我地下党员活动。党组织在外地买来的许多药品、蜡纸等紧缺物资，大部分由他安全地转移到根据地。

1941年夏，我军骑兵团开辟运（河）东工作，撤回运（河）西以后，运东环境极其恶劣和艰苦。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运东地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分别深入敌占区工作。地委书记杨中一同志除负责全面工作外，主要分管平原县工作，地委交通员王光照同志配合杨中一，按党组织的意图，建立灰色武装（即以敌伪名义发展武装，党组织大力协助补充枪支弹药，并派地下党员打入据点，发展到一定时期，拉出来成为我党的地方武装，以便迎接我主力部队，武装开辟运东根据地）。平原五区的沙庄据点当时在我党组织的掌握下，由麻中堂具体负责，他自任沙庄据点自卫团团长，和打入据点的地下党员李德明、耿学水等同志一起对伪军进行分化、瓦解、教育和争取，据点基本上被我控制和支配。1942年8月，五区伪区部要换区长，伪平原县政府也想借机表示一下他们的“民主”，决定投票选举。许多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这个席位。党组织决定，一定要选举我们的人当区长，决不能让敌人掌握这个老根据地的伪区部。经过分析筛选，认为腰站镇沙庄老中医王俊岳是最适合的人选。王俊岳是个老实巴脚的中医大夫，此人小心谨慎，为人正派，群众威信较高，且倾向共产党，有抗日意识，其儿子王连山又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政治条件最合适。人选定了，选票怎么办？经过麻中堂、运东地委书记杨中一等同志的共同努力，多方活动，平原五区的十个乡长有八个被我掌握。结果，王俊岳中选，但伪县政府认为此人不合他们的心意，找种种借口想赖帐，麻中堂利用自己和唐仰杜的关系，找到伪县长，要求伪县政府说话算数。这样，王俊岳当上了区长。五区伪区部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区部。从此，五区斗争形势有所好转，为我党组织和武装活动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

1943年春，八路军两名侦察员被恩县伪县长王化三逮捕，运河大队副队长马神找到麻中堂说明情况，麻中堂当即表示：“这事包在我身上。”说完，便骑自行车直奔恩县城。当时，麻中堂绅士打扮，举止不俗，直闯县衙。传达长问：“先生，您找谁？”他边往里走，边拿出名片一晃说：“我是麻中堂，找王县长。”传达长见状不敢怠慢，急忙通禀。与县长相见，麻中堂直截了当地说：“王县长，我来是让你放马团长的两个人。”王化三狡猾地眨眨眼，似有歉意地说：“这事已经上报德州皇军司令部，我不好说呀！”麻中堂听罢，起身便走：“好吧，我回去了！”回到平原，他立即乘火车去了济南，找到唐仰杜的哥哥说明来意，“王化三这小子太不开面！”唐说，“这小子混帐！这样吧，我给德州皇军司令部写封信，你去找他们准能办成。”于是，麻中堂拿着信，又从济南直奔德州。日本军官见信，拍着麻中堂的肩膀说：“朋友大大的，你要怎么办？”麻中堂答：“要帮我放人”。“天这么晚怎么去呢？”麻中堂巧言答道：“你们看着办吧！”第二天一大早，两辆装甲汽车，气势汹汹地直奔伪恩县政府，麻中堂跳下装甲汽车，沉稳地对王化三说：“王县长，我又来要人了。”王化三毕恭毕敬地答道：“马上放！马上放！”就这样，两名八路军战士在麻中堂的精心营救下，顺利脱离虎口，重新奔赴抗日前线。

麻中堂的机智，加上他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使县境内外的伪、杂、顽匪望而生畏，他们恨麻中堂为八路军办事，但更惧伯麻中堂的通天本事，所以逐渐地由敬而远之变为千方百计地和麻中堂交朋友，以利自己的生存。麻中堂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也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和一些伪、杂、顽匪交朋友，甚至不惜重金拉关系，这都是为了党的事业和工作。1943年的一天，刘宝忠团驻现炉坊乡齐庄。麻中堂从平原骑车回老家塘坊，路上曾遇上张官店乡伪乡长曹吉祥，第二天乘坐张华村程金河（刘宝忠的朋友）的马车回平原时，又碰到了曹吉祥。曹认为这是八路军的探子去五区送信回来，于是，马上报告刘宝忠说：“八路军去了五区，张华的程金河用大车把那人送回了城里。”刘宝忠立即派人把程金河找到齐庄，问：“车上的人是谁？”程怕惹事生非，不敢说明真相。刘宝忠火冒三丈：“限三天之内，把那人给我送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程金河只得答应。程深知刘宝忠的狠毒，回平原找到麻中堂哭诉，深感十分后悔，麻中堂正色道：“你怕他，我不怕他。你给刘宝忠告诉，我是麻中堂。”程金河急忙回到齐庄如实相告。对麻中堂，刘宝忠早有耳闻，且总想找个认识的机会，于是，借驴下台阶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原来是没见面的朋友。你回去马上代我请麻先生。”麻中堂毅然前往，刘宝忠率部接到三里以外，敬为上宾，麻中堂亦寒暄甚亲，见机行事。席间，刘宝忠为表露自己非等闲之辈，告诉麻中堂说逮住了马神的两个人（八路军战士）。吃罢喝足，麻中堂向刘宝忠道别：“即然你我已成朋友，那么，朋友有一事相求，马神的这两个人，我要！”刘宝忠不敢反驳，点头同意，并且派畜力轿车送麻中堂三人回到沙庄。就这样，麻中堂利用他非凡的胆量和灵活的策略，又使两名八路军战士重返战斗岗位。

抗日战争的现实与长期的地下斗争生活，使麻中堂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对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相信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曾几次向党组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鉴于当时形势，党组织认为麻中堂留在党外，更有利些，这样，他能够起到特定环境中共产党员起不到的作用，为党的事业做更大的贡献。所以，多年来，麻中堂从革命利益出发，把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深深地埋在心里，但他一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在济南开饭馆期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恩胜楼饭馆经理的公开身份，按党组织的意图，把饭馆建成了我八路军来往于济南、平原的联络站和落脚点，护送革命干部，掩护八路军伤员，购买药品、弹药等军用物资。1940年春，由于我当地党组织领导在统战政策上失误，导致了刘化璞等杂团对我部的围剿，使我党政机关及干部不得不随三大队（当地的八路军）撤出卫东地区，斗争转入地下。妇女工作干部李曙明同志未随部队行动，所以，未来得及撤出。当时敌人处处设卡，盘查甚严，为了尽快地找到党组织，李曙明和未随部队撤出的其他同志，由平原乘火车到了济南。麻中堂把一行人安排在饭馆住下。两天后，通过他的精心工作，妥善地安排一名护送人员，把这些党政干部安全地护送到了三地委党政机关所活动的齐禹根据地，使这些革命同志摆脱了敌人的魔爪。

三地委书记马诚斋，革命干部沙连成、刘学坡等都曾在恶劣的环境中，受到过麻中堂的掩护。

从1939年到1945年的5年多时间里，麻中堂在济南以开饭馆为名，为我前线买药送药，掩护革命干部，转运伤病员等，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麻中堂回到平原受党的委托，对日、伪上层人物继续进行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平原解放后，杂顽头子纷纷逃往济南。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他受庞均同志指示和其他同志一起赴济南，逮捕逃往济南的土匪杂顽，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未能成功。

由于麻中堂长期以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故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为此，1951年12月，被选为平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5年12月，被任命为平原县民政科科长（1958年2月，改科为局）；1959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平原县委员会成立，麻中堂被选为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73年9月，任平原县民政局副局长。在任职期间，他认真学习党对民政工作的指示精神，针对民政工作的实际，在工作中锻炼自己，对上访的同志做到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怀，能解决的问题尽力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能够做到耐心解释，尽量做好上访者的思想工作，使来访者比较满意，贯彻了民政工作的方针，稳定了上访者的情绪，消除了社会不安定的部分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麻中堂更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文件，积极地参与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主持正义，坚持原则，使一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得以重见光明，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政策。1981年1月，平原县政协恢复工作，在政协第二届平原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凭着在全县各族人民中的威望，他被选为副主席；1984年5月，举行的县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他仍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直到去世。在政协工作的近六年时间里，他团结同志，较好地处理了同志间的关系，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去完成所分管的工作。1982年，他主管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针对这项工作时间紧、要求高的特点，在指导思想上，他认真学习领会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有关文史资料工作的文件精神，把握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在实际工作中，不顾自己年逾古稀且体质较弱，曾顶着炎炎烈日骑自行车去乡、村找知情者调查、采访、征集资料。

几十年来，麻中堂怀着对革命事业的不懈追求，工作勤勤恳恳，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更加努力，发挥余热，献身四化，在政治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根据他的多次请求和一贯表现，党组织于1986年7月25日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年的夙愿实现了，他苍老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为革命事业辛勤操劳，致使他疾病缠身，终因患脑溢血，抢救无效，于1986年11月23日逝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