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丘的东南部，有一个不大的村庄——东矾硫。这个村子在清朝末年仅有八百余人丁。然而，就在这块弹丸之地却孕育了显赫乡里长达百年之久的“太和堂”。

提起“太和堂”，人们自然要想起经营有方的掌门人李方彩。

李方彩，清朝道光八年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当时李家拥有土地三百六十多亩。李方彩幼读经书，精明睿智，少年时就受到中国古代富商名贾经商哲理的影响，尤其是白圭的“乐观时变”，在齐家理财上显示出不凡的才能。十七岁时，曾在本村宫家店铺里辅佐掌柜治理店铺，立下了汗马功劳。1866年，当他成为“太和堂”的当家人时，便一改“太和堂”过去保守的经营方式，在以经营土地积聚原始资本的基础上，延揽人才，广开店铺银号，尽展理财之术，管物诀窍，终于使“太和堂”出人头地。鼎盛时期的“太和堂”拥有土地515亩，酒店、杂货店、药店、钱庄、当铺、赁货铺及糕点铺多家。仅“太和堂”酒店一年自酿白酒就达30000余斤；其赁货铺备有轿子、高罩、锣、伞、扇、宫灯等结婚用具及出殡用的灵篷、灵楼、旗、幡等家什，可谓应有尽有。“太和堂”还与观音堂等3个教会及38家商号常年发生金钱借贷关系。从同治九年到宣统三年的仅六十年内，就大兴土木建宅院十三座，楼厅三十余间，瓦房一百三十多间。此时的“太和堂”可谓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货通百里之外的富商巨贾。

以经营土地起家

李方彩时代的“太和堂”拥有良田五百一十五亩。除了从祖上继承下来的一百七十六亩外。其余大部分是在本村和附近村庄农民歉收、疾病、婚丧等急需用钱的情况下买进的，也有一些农民是因为赊欠了“太和堂”店铺的酒烟货物，欠债还不起，被迫指地作价卖给“太和堂”的。在土地积累过程中，因不易买到土地，以致“太和堂”与其他地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竞争，各个上升的地主（包括太和堂在内）经常利用地方宗派势力、族权、绅权和地邻关系疯狂地掠夺土地。因此“太和堂”也不得不以很高的价格争买东矾硫及附近一带的土地。这五百多亩良田除四十三亩离村甚远，租给佃户外，其余四百七十二亩全部雇工耕种。另外，“太和堂”还常年养着骡、马、牛、羊、猪几百头，当时的“太和堂”鸡鸭狗猫满地跑，蜜蜂鸽子满天飞，一派兴旺景象。

为了耕种这些土地和管理这些家畜家禽。光绪三十年前后，“太和堂”每年雇佣长工十三名，其中大伙计两名，帮助“太和堂”东家计划农作物种植数量、指定种植地点、规定耕作时间。二伙计八名，负责带领短工到大伙计指定的地点段上耕作。短工三十至四十名，还有牛、羊倌、小觅汉十几名。

李方彩对雇来的长、短工是极其苛刻的。每天天未亮，他便披衣而起，然后到长、短工居住的院子里大声咳嗽，并且弄得农具叮当响，直到长工、短工下地干活为止。伙食也极其简单，一日三餐煎饼咸菜，早餐、午餐在坡里。就是对于家人，李方彩也是极其节俭，平素一律粗茶淡饭，用他的话说就是：“欲齐家业，先丰物产，欲丰物产，必学勤俭。”

以经商发迹

“太和堂”就是这样以经营土地起家，残酷地盘剥长、短工，积累了不少原始资本，在此基础上，广开店铺，逐渐向商品生产转化。据光绪三十年（1904）“太和堂”全年粮食收入及分配的一份表格记载：太和堂全年粮食收入在1480—1857百市斤），而其中1002—1380（百市斤）用作商品粮，来酿酒、制醋，或直接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其实，“太和堂”真正的经商致富恰恰是顺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清朝中、晚期，东矾硫一带已经成为章丘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交通便利，东北距周村仅四十里，西去济南仅百余里，这里还是通往陶瓷业中心地——博山的东西要道口，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着章丘东南山区，以及淄川西部边缘地带的几十个村镇。当时，商品经济已日益深入农村，渗透到农业领域的各个方面。“太和堂”每年生产的谷物，很大一部分在周村市场上转销，所需大、小生产工具，也多在周村市场上购进。据道光《章丘县志》载：“（章丘）酿酒者众，酿酒户大者池数十，小者三四，池日一酿酿，费粟一石二斗，今十室之聚，必有槽房，三家之村，亦有酒肆，计人所食，不能居酒酤之半。”由于“趋末务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称工商为末）比旧日加五分之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增加了，因此，虽章丘多“良田”、“腴壤”，但“歉岁固需告籴于辽东，即丰年亦多取给于莱沂”（道光《章丘县志》卷六，礼俗）。这说明本地酿酒、制曲、酿醋、加工业的发展，需要从外地供给粮食。

下面分述“太和堂”的各个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