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七年的军民艰苦奋战，抗日战争进入反攻的黎明前夕——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共山东渤海二地委主办的《黎明报》创刊出版了。

《黎明报》是一张五日刊的石印报，八开，四版。它的前身是以“鲁北文化供应社”的名义出版的《大家看画报》。从筹备到创刊，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环境十分险恶，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实现的。

一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第一专员公署负责人孙子权专员，就责令专署秘书崔石挺从敌占区购买石印机，以便印刷重要文件和当时亟需的抗日小学课本等。多方张罗，不惜高价，一定迅速完成任务。

一九四二年麦收前，由平原县第八区五杨庄一位姓杨的商人，从日伪军占领的平原县城内买出一架旧石印机。是将石印机拆卸开以后，装在一辆骡马大车上，上面复盖着干大粪，混出东门、东关和火车站等多层日伪军岗哨后，直接到抗日根据地的。几个月以前，已经找到两位印刷工人，一位是平原八区麻家寨王法周，一位是平原六区刘屯孙××（名字已记不清）。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同志，“七七事变”前，在平原县城内大同书局学石印。石印机运到根据地的前几天，就在平原第五区的王定杆庄修建好地下印刷所。

王定杆庄，是平（原）陵（县）两县交界的一个村庄。位于陵县县城东南十五华里，原属陵县第一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后，划归平原第五区。这个村虽属抗日根据地，其实距离日伪军据点并不远。除陵县县城内有数量较多的日伪军以外，这个村的东北方向，相距十华里的凤凰店，有日军一个班，伪军一个小队；不足二十华里的何家寺，也有日伪军据点，在这个村的正南方向。总之，敌人可以随时袭扰这个村庄。

但是，有村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专署领导还是同意将“地下印刷所”安设在这个村庄里。

“地下印刷所”的伪装是极其巧妙的：这个村有道“土围墙”环绕着。“地下印刷所”就设在村南面，紧靠围墙的地下深处。这里有一户姓王的“绝户”，就是老俩口，勤劳、善良，少言寡语。石印机就隐藏在他家靠近围墙的南房后。他家来往人很少，容易保密；附近处也没有什么人，便于我们修建“地下印刷所”。白天就可以掘土动工，先挖掘一个长方形的深土坑，有一间房那么大。够了尺寸以后，象盖房一样，排列上檩，铺上苇席，最后加土，和地面一样平，人站在上面，毫无察觉。挖出来的土，有的做成土坯，有的在夜间丢出围墙外，总之是不露出半点痕迹。在地下印刷室的上面，还按照当时当地的民俗，修了一个小“树仙庙”，实际上是“地下印刷所”通风的气眼，让写有“树仙老爷之神位”的牌位遮蔽着。

“地下印刷所”修建的比较宽大，除石印机外还有存放纸张、油墨的地方。三四个人在里面工作还挺宽绰。进入“地下印刷所”的入口，设计的更为巧妙、隐蔽，是在这家的西邻的南房里的一个粮食囤底下。这家也姓王，是个木工，人们叫他“二木匠”。只有一位同志住在他家，以便印刷工人来这院里进入“地下印刷所”工作。挖好进入“地下印刷所”的通道以后，把一个粮食囤压盖在口上，再把囤底剪开一个口子，人从这里下去，进入通道。如有敌情，就用一个木板盖在囤底的开口上，再堆放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是敌人搜查，也不会发现。同时，还设计得“洞内有洞”，就是在这个“地下印刷所”内，又挖了一个洞，储放印刷用品，洞口也伪装得极为隐蔽。地下室内有一盏点煤油的大吊灯，如同白昼。石印机经常是日夜开动，大部分时间是赶印抗日小学课本。印好的书页，运到另一个村庄或另一个较远的院子里装订成书。

约在这年中秋节前后，凤凰店据点的日伪军进袭了王定杆庄。把村长（姓陈）拷打得很历害，逼问机器埋藏在什么地方。显然是由坏人告密，但是什么机器？敌特并不清楚。陈村长坚决不承认，敌伪军也无从搜查。只好抢掠些别的东西返回据点。

根据这种情况，石印机再不能继续安置在这个村庄里了。经过几天的物色和周密计划，决定将石印机迁移距王定杆庄西北五华里的“联五庄”之一的苗庄。进入冬季以后，又从苗庄移至仅距陵县县城十二华里的董庄。这是一个逃亡大地主的空院，地下室设在原是存放粮食的一座西房里。洞口经过伪装后，再将一个大粮食囤（空囤）压在洞口上。只要没有人告密，敌人进入这座院子后，也不会察觉。

一九四三年元旦，我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十七团）在张机庄彻底消灭了伪顽军曹五旅一个团以后，平（原）、禹（城）、临（邑）、陵（县）四县交界的这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我们的这个“地下印刷所”也空前活跃起来。

但是，时间不久，整个渤海二分区的形势恶化了。当胜利歌声飘扬在每个村庄的时候，农历腊月十二这天，日寇用“拉网战术”向这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袭击，我二营从营长到士兵全部牺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腊月十二大扫荡”。敌人紧接着在整个二分区大量增设据点，挖“封锁沟”，修公路，把这片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

我们安设“地下印刷所”的这一带，从陵县城到临邑城挖了“封锁沟”，大约每十华里修一“岗楼”，有伪军驻守。当时在“地下印刷所”的董庄东北方向的斜庙村安了伪军据点，据点外就是“封锁沟”，距离董庄仅有五华里；东南方向的马腰务庄安了日伪军据点，西南方向的刘智茅庄也安了伪军据点，都距离董庄十华里左右。敌伪军借我主力部队分散活动或转入外线的情况，十分嚣张，天天向附近村庄骚扰。这块充满歌声的根据地一时被敌大控制了许多村庄，呈现出了黎明前的“一阵黑”。我们的“地下印刷所”也封闭起来，不能开工了。并且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和专署领导失去了联系。

二

一九四三年初夏，由原来专署领导的“地下印刷所”，改为二地委宣传部领导。当时地委书记是郝矩同志，组织部长是李萍同志，宣传部长是关锋。

归二地委宣传部领导后，主要工作编印抗日宣传品。当时由于各级党委机关绝对保密，因此编印宣传品的公开名义为“鲁北文化供应社”。社长是关锋兼任，编辑主任由宣传部宣传科长张梦生兼任，原专署秘书－“地下印刷所”负责人崔石挺为编辑副主任。经过一个时期的积极筹备，决定创刊《大家看画报》，十日刊、八开、四板。原平原县九区区长李少英任编辑，原二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尚忠任美术编辑。

经过几个月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平、禹、临、陵区一带抗日根据地，我们又重新掌握起来。《大家看画报》主要是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道理和我军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因图文并茂，文字浅显生动，深受抗日军民欢迎。

另外，还经常编印一些专为瓦解伪军的宣传品。为了便于送入伪区地点，多半是采用旧唱本的形式，如《小寡妇上坟》、《王二姐思夫》等。借用一些小故事，向伪军宣传抗日道理，进行瓦解、争取工作。比较起作用的是向伪军宣传我抗日政府对伪军制订的“黑红点”制度：伪军做了一件有利于抗日军民的事，在他的名下记一个红点；反之，如果做了一件侵害抗日军民利益的坏事，就记一个黑点。根据黑红点的多少，作为对伪军如何处理的尺度。按照当地的民俗，如春节、中秋节、扫墓等节日，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发给伪军“通行证”，凭“通行证”可以回家过节、扫墓、和家中人团聚。据有关单位统计，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的一年时间内，整个二军分区共瓦解伪军六百余人。这当然和做伪军家属工作以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分不开的。

向日本士兵也编印过宣传品，如在“樱花节”前夕，就印了大量有关宣传品送到敌军据点附近。这些宣传品主要是由一九四〇年德县徽王庄战斗时，俘获的日本士兵（机抢射手）小岛设计的，以“日本反战同盟”的名义，争取日本士兵。

经过一九四三年整个一年时间的艰苦奋战，渤海二分区又恢复了一年前的原来局面。一九四三年末的一个夜晚，从陵县县城到临邑县的“封锁沟”旁的伪军岗楼，全部被我军攻克、焚毁，胜利的曙光照亮黑夜的天空，更照亮了抗日军民喜悦、兴奋的笑脸。

“鲁北文化供应社”建立不久，就配备了一部电台，是从军分区调来的。电台台长是许坚同志，开始就他一个人工作，收报、译电。后来找到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学习译电。电台的安置，设计巧妙，隐蔽，最早是安设在张机庄（在陵县城东南二十华里）的一个富农的西院里。这个西院里只有三间北房，满院是稠密、高大的白杨树，电台上的天线就附在树上，是很难发现的。这院的北面是个大水湾，是一个大地主专为养鱼的。把每天收到的发自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稿，编成名为《电迅》的油印小册子，送各单位负责同志参阅。配合当时的“整风”学习，还编印了一种叫《整风电台》的油印刊物，定期出版。在这个期刊里，除刊载一些整风文件以外，还结合各级党组织整风的实际情况，有表扬、有批评，对当时的整风学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

这时的“鲁北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已经有二十多名了。

到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整个渤海二军分区这片抗日根据地，从敌人的“分割”而连接成一大片。除陵县、平原、临邑、禹城几座县城尚有敌伪军外，县城以外的敌伪军据点没有几个了。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新局面、新情况，鲁北文化供应社的同志按照地委领导的意见，积极筹备《黎明报》的出版工作。

三

一九四四年五月（很可能是五月一日，确切日期已记忆不清），渤海二地委机关报《黎明报》在全面反攻的凯歌声中诞生了。是五日刊、八开、石印。开始编辑人员很少，几乎是一个编辑主管一个版面。地委宣传部长关锋主持一版；宣传部宣传科长张梦生分管二版；新调来的李泽民（即后来化名的李冰如，建国后在《大众日报》、山东哲学研究所工作）负责第三版；崔石挺任第四版副刊编辑兼印刷科科长。

这几个主要编辑全部是土生土长的，过去谁也没有在什么报社里工作过。开始，对新闻如何标题，怎么安排版面，都说不出其中的所以然来。仅是参看着别的报纸（包括汗奸报纸）的形式，来研究《黎明报》的版面设计。从工作实践中，逐渐领悟出一些编排报纸的规律来，如标题占几栏，对重要新闻怎么作包括“引题”、“正题”、“副题”的三行题；新闻、通讯、文章分几栏好看，等等。至于新闻的编采工作，也是这样从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黎明报》的一版，经常以新华社发的稿件占头条地位，包括从国际、国内到陕甘宁边区的重大事件。被敌人多年分割、封锁的抗日军民，能及时获得整个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消息，是多么大的鼓舞啊！至于渤海二分区的每一个战役的胜利消息，当然更会通过这张报迅速传送给人们。

《黎明报》的工作人员，由开始的几个人已经发展、扩大到几十个人，有编辑、校对，还有随军记者。报纸的发行，也由原来的兼任（所有工作人员都做发行工作）变为有专职人员了。为了把这张报纸进一步办好，曾派从军分区政治部调来的李资清同志（文革前，任上海教育科学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到《渤海日报》（渤海区党委机关报）学习。回《黎明报》后，任编辑主任。无论是报纸内容还是编排技术，都有显著变化。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随着整个反法西斯阵营力量的增大。二军分区敌我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敌人的向抗日根据地的频繁扫荡，变为我军不断拔除敌伪军据点。之前，我二军分区的抗日部队只有三挺机抢，到一九四四年初秋，已发展到四十多挺机抢了。大部分敌伪据点被拔除后，开始向日寇占领的据点进攻。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攻克临邑县城。《黎明报》以特派记者崔石挺的名义发出“我军兵不血刃攻克临邑县城”的头条新闻。这是我军分区部队向日寇反攻后，第一座攻克的县城。

几天以后，《黎明报》被附近几个县城的日伪军合围袭击，遭受到了严重破坏。在李家坊的地下印刷所被敌人发现，把石印机砸坏；在白庄的电台也被敌人搜出、破坏。李冰如、任君默、王汉三三位同志被俘，谭（名字记不清了）同志牺牲。幸另有一架石印机按装在另一村庄，《黎明报》乃能坚持出版。由于敌人连续扫荡，曾用油印出版了一期报纸。通过地下关系，从德县土桥一个伪军军官那里买到一台收音机，改装成一架收报机，使《黎明报》得以按期出版。

一九四四年底，《黎明报》负责人关锋调鲁南高级党校学习，由编辑主任李资清主持工作。这时的活动地区，主要在陵县东乡的一些村庄，有张挂庄、杨冲霄庄等。

一九四五年，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消息，反映在每期《黎明报》的版面上。有重大消息，就出号外，及时传送给二分区的广大军民。如：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墨索利尼被枪毙，攻克柏林等等。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接受无条件投降前夕，延安新华社就发出预告，将有重大新闻发表，要各电台注意。八月十三日夜，就收到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胜利消息，立即印出号外。《黎明报》社的全体同志眼里含着胜利喜悦的眼泪，带着成捆的号外向军民散发。

一九四五年十月，按照上级指示，《黎明报》停刊。有少数同志到渤海区党委机关报《渤海日报》工作，多数同志留二分区另行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