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竹李村位于宁津县城西南方，是宁津杂技的发祥地南八寨中的一个村庄。相传，野竹李是宋代梁山好汉豹子头林冲发配沧州途中路过的野猪林，后来有一李姓迁来定居于此，并成为村中大户，故而得名野猪李。后因“猪”字不雅，又更名野竹李。野竹李村地处冀鲁交界，历史上隶属关系曾发生变化。到1965年3月由河北省吴桥县划归山东省宁津县的张鳌公社（现为大曹乡）。

野竹李村是一个不足二百户人家的普通村庄，现在的人口也不足千人，但它在杂技界却颇负盛名，是宁津杂技乃至中国杂技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中国杂技发展史的缩影，也是培养杂技人才的摇篮。

1.“苗家门”与“齐家门”

历史上，野竹李村一带土地瘠薄，碱场涝洼连成一片，十年九不收。加上土豪、官府层层盘剥，天灾、人祸使得这里的乡民们靠种地实难果腹蔽体，被迫无奈，只好学几套戏法，驯狗耍猴，舞枪弄刀，吞铁球、宝剑、飞刀剁人，以命换钱，赖以生存。生活虽仍很艰难但总好于闭门待毙。在年复一年的卖艺糊口中，农忙务农、农闲卖艺的人数不断增加。杂技技艺也不断发展，并逐步形成了“苗家门”与“齐家门”两种门派。

“齐家门”始于何年已无可考查，但正式拜师授徒，第一位师傅姓齐，其名不详。齐门的节目多戏法，如“仙人摘豆”、“倒包子”、“翻囊子”、“海里蹦”、“口中穿针”、“罩子”、“巧套连环”等。另有气功表演，如“双封”、“海剁”、“钢枪刺喉”、“油锤灌顶”等。还有“驯狗”、“驯羊”、“驯猴”、“驯鼠”等。用野竹李艺人们自己的话讲，这些节目都是些“小把戏，小玩艺儿”，投资少，人数少，行动灵活方便，一付“挑子”就能带上全部道具走遍天下，适于一家一户行动。或父子、或兄弟，一付“挑子”即可浪迹天涯。正因为它具有这些特点，所以野竹李的艺人大都从师于“齐家门”。

“齐家门”的“把戏，玩艺儿”虽小，但要想练成也绝非易事，戏法虽是假的，但功夫可是真的。

如“仙人摘豆”、“巧套连环”之类，表演起来潇洒随意，一边“使活”，一边“使口”，犹如挚友聊天，与人玩笑一般。“使活”干净利落，“使口”口若悬河。但实际上“使”起“活”来，一是动作必需到位，二要动作先后顺序绝不能颠倒，否则不是“抛托”，就是一切都乱了套，根本无法表演。“口”要掌握轻重缓急，分寸得当。“活”、“口”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确也不无道理。象“仙人摘豆”、“巧套连环”这类的戏法即是要领正确，方法得当，训练刻苦，也绝非一、二年能熟练掌握。还有的节目训练起来已达到残酷的程度，弄不好性命危险。这类节目如传统杂技节目“吞宝剑”、“吞铁球”等。“齐家门”对“吞宝剑”的训练大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是鹅毛探嗓，把鹅毛尾部部分细毛捋掉，用此入口探嗓，感觉呕吐，立即拔出。恢复正常再行探嗓。这样反复进行，愈探愈深，直至不呕为止。第二是嗓中插葱，鹅毛的长度及硬度有

限，所以下一步取一葱叶，慢慢从嗓中往下插，并随训练进度，葱叶的数量由一根增二、三、四根。尔后换用葱白训练，直至嗓中无不正常反映再进行第三步，即吞木剑。用枣木制成规格由小到大的木剑八支，木剑上揩油，起润滑之作用。按木剑规格，从小到大的顺序逐一练习，直至最大号剑插、拔自如。最后一步便是吞钢剑，钢剑长一般是一尺三寸，此剑便是表演用剑，剑锋虽不开刃，但也寒光闪闪，并常拉破食管、嗓子，训练时常有血丝附与剑上。训练者虽经前三步的艰苦训练，但精神也颇为紧张，所以常有“晕剑”现象发生。“晕剑”现象一旦发生，师傅便掐“人中”、“足三里”穴或凉水喷面，施以急救。“齐家门”一代又一代的接续，师傅对徒弟的要求均以严出名，被训练者不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外姓徒弟，稍有疏忽或偷懒均以增加练功时间，藤条“伺候”处罚。

“齐家门”的艺人们在长年累月的演练中，因“穷”也逼出一些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训练方法和用具。如“吞铁球”的训练，应是小米磨浆后，加鸡蛋调糊，烤制成“酥球”。可旧时野竹李的艺人拿不出加鸡蛋的小米糊制作酥球，便选用了小枣。小枣有重量、皮嫩滑、无毒，有重量可借助重力下咽，皮滑嫩可拉不破嗓子、食道，即使咽到肚里因无毒，对身体也无任何伤害。但小枣的生长季节性很强，所以艺人们选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初至八月中旬进行训练。从七月树上见枣后，艺人便从树上摘下小枣，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的往嗓子里吞。吞进吐出，吐出又吞进，周而复始，循序渐进。小枣日渐长大，练者日渐适应，已不再呕吐，直至八月中、下旬打枣为止。至此，这是第一训练阶段。然后是吞核桃，核桃表面粗糙，体积、重量皆大于枣。这无疑就增加了难度。最后才能过铁球关。铁球也是由小及大、由轻到重逐步练习。还有一个节目叫做“鼻丁子”，也是“齐家门”的传统节目。“鼻丁子”的表演须一尺左右的小蛇从口进鼻出。这是利用蛇喜凉怕热的习性创制出来的，小蛇进入口中后，从气管呼出的气是热的，而从鼻中吸进的气是凉的，所以小蛇便从口腔中钻入顺鼻孔而出。

“苗家门”和“齐家门”均按其始祖的姓氏而得名。“苗家门”的始祖浑号“苗三瞎子”。本人会气功，善武术，杂技行的“顶功”、“跟头功”皆为上乘。同时对带小抄牌（小徒弟）颇有研究，别人带徒，训一把单手顶须用三年的功夫，而他只用年余即可训成。“苗家门”演练的节目俗称“竿子活”。主要有：“刀山”、“中幡”、“窜刀门”、“窜火圈”、“米簸子”、“扛竿”、“大小武术”、“重蹬技”、“三股子”、“踩立绳”等。“苗家门”的正宗传人刘福合（1891年一1961年）人送艺名小龄童。六岁学艺，三年后就能翻“串小翻”，、“串虎跳”、“蹑子”、“提膝”等跟头，他表演的“提膝越花枪”最为叫绝。五尺花枪立于地上，然后“提膝”过枪。花枪由一杆增至五杆而枪杆不倒。在当时堪称一绝。刘福合有三子二女。长子刘国栋、次子刘国庆、三子刘国彬皆随父习练杂技并很有名气。三十年代初，以刘氏一家为主组建了一个大型马戏杂技团，定名为“同乐武术马戏杂技团”。刘国栋任团长、刘国庆任副团长兼外事业务，刘国彬为主要演员。刘氏兄弟不但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而且身段一个赛一个，个个潇洒、漂亮。在常年的演艺生涯中，铸定了一定的艺术修养。演技已达炉火纯清的程度。刘国彬的“刀门子”场场叫绝。演出前，二十四个铜钱一字排好，由二十四把飞刀，一刀一个，个个铜钱一剁两半。然后八把飞刀装一个刀门。刀圈的直径仅一尺有余，刘国彬两臂下垂而肩不能过，只有在演出时两臂前伸做“鱼跃”动作时才能过去。刀门子由一个到两个，最后至三个。刘国彬身轻如燕，一跃而过，动作干净利落，刀门子个个纹丝不动，身体上下丝毫无损。观众人人拍手叫绝。

多少年来，齐、苗两派之间各自严守门户，相互封闭，从不进行任何的技艺交流。各自的“门子”和“托”从不“抛出”。艺人授徒大都是自己的子侄。艺人的绝活传儿不传女，即使为女儿选婿，一般都挑选自己的外姓徒弟，并尽其能使女婿留在自己的手下。现近九十高龄的野竹李老艺人孙宪元老先生就是随父母住外祖父家，后定居于野竹李村的。但无论是“苗家门”还是“齐家门”，都是杂技一个门里的，无论哪一门有什么“绝招”、“绝活”，对方都进行分析、研究、推敲，艺人们称之为“纂楞”，经过长时间的“纂楞”，对方的“门子”、“托儿”也能识破。另外受条件的限制，在同一演出团体或在一家人的内部，有些“门子”很难保密。“掐活”、“上托”很难单独进行，有些节目还要女孩子“站场”和作“瓤子”。姑娘大了迟早也要嫁人，“抛门子”的现象总要发生。后来，齐、苗两门的后人也有结为秦晋之好的。这样一来，门户之见日趋淡薄，亲家之间、甥舅之间及而发展到邻里之间的交流活动日趋放开。两门派艺人的技艺交流，带来了野竹李杂技的空前发展、兴旺、繁荣。曾一度出现了“四大名优”的“四大绝活”，即杨老章的“罩子”；马二爷的“闷子”；王春海的“苗子”；张十爷的“抹子”。杨老章不但“罩子”活使得神出鬼没，对“吞铁球”“吞宝剑”的功夫颇深。尺余长的钢剑从口中入食道，最后连剑把全部都吞入口中。“吞铁球”可连吞四只，四只铁球在腹内上下碰撞，叮噹作响，围观者听得清楚。然后凭练就的丹田之气逐个“喷”出。马二爷不但“闷子活”远近闻名，而他所表演的“鼻丁子”也惊险骇人。尺余长的蛇从口中进，鼻中出，鼻中进，口中出。观众看后连连咋舌不已。然而，这些表演对艺人的身体均有不同程度的伤害。

翻开野竹李杂技的历史史册，章章节节都包含着艺人们的辛酸，字字行行都是艺人们用血和泪写成。有的艺人落下了终身残疾，有的艺人丢掉了性命。“要命别学玩艺儿，要学玩艺儿就别光想着要命”之说，充分揭示了艺人命运之悲惨，但不学玩艺儿就无法生存，就如野竹李村老艺人孙宪元所说的那样：“这全是让‘穷’给逼出的呀！”

2.杂技的繁荣

清朝末年，野竹李村的杂技活动曾出现过一段全盛时期。当时，这个不足百十户的小村，能出百十个“大把式”和六十多付“挑子”。

所谓“大把式”，也称作“掌穴的”，即从事杂技演出的组织者，这些“大把式”不但本人会演几种杂技节目，而且还能编排、构思、创作节目，训练徒弟，组织演出，在班团内充当班主的角色。每年的黄家镇杂技古会上，近则宁津、吴桥、天津、沧州、聊城，远则安徽、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杂技艺人纷纷慕名而来，投在野竹李的“大把式”名下，各事其主。也就是说，以野竹李村的艺人为首，组织起百余个杂技班团，分赴各地演出。“大把式”手下的“班底”大都是本村的杂技艺人或是自己的亲戚。这部分艺人被称之为“底包把式”。由外地而来的艺人通过与野竹李的“掌穴”多次“供事”，认为这里“掌穴的”义气、厚道，不坑害艺人，且有本事，组织、管理班团很有经验。跟着这样的“掌穴的”能挣到钱，即使暂时挣不到钱，鉴于曾有过风雨同舟、有福同享、有难同挡的经历，也会义气为重，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对外地来驻团的艺人，人们把他们称作“待客先生”。

凡“大把式”一般都有“棚底”（演出设施），会大活（刀山、马趟子等大节目），而且威望高、善管理。而“挑子”投资少，底子薄，道具简单，行动灵活。一条扁担两只筐，所有的道具也就带全了。这也是“挑子”名称的由来。“挑子”的人员组成大都是一家一户，或父子，或兄弟，或夫妇携子带女。多则三、五人，少则一、二人。这样的“挑子”野竹李村可出六十余付。“待要走，三、六、九”，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六、正月初六是艺人们外出“撂地的”良辰吉日。八月十六正是秋收秋种忙完之后。正月初六刚过“破五”，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完春节，便走出家门，走乡串镇，走集赶会，蹲路边、街头、茶馆、酒肆。由于“挑子”道具简单，所以行动也非常灵活，同时也不用“开地的”（联系演出业务的）。“挑子”表演的节目大都是戏法、驯兽、气功。如“翻囊子”、“倒包子”、“仙人摘豆”、“火帘”、“罩子”、“驯猴”、“驯鼠”、“双封”、“海剁”、“钢枪刺喉”等。野竹李的杂技艺人有个说法，叫作“有本事的干买卖，没本事的挑挑子”，这里所说的“没本事的”不单单指的是不会大活，不善管理，而主要是家底穷，无钱投入。每逢遇上年景不好，天灾人祸，兵荒马乱，“挑挑子的”携儿带女全家外出。全部家当一担挑走，常年不归，浪迹天涯。天天街头、堂会上耍把式卖艺，夜夜露宿牛栏、破庙。寒来暑往，年复一年，在血和泪的浸泡中苦度营生。

3.“艺人会”野竹李的“艺人会”是野竹李杂技艺人的一个自发的群众性组织。

“艺人会”的领导成员均由本村年龄大、威望高、棚底厚的艺人组成。少则三、五人，多则五、七人。它的形成不经过什

么正式的选举仪式，只是在艺人们茶前饭后的聊天中自然产生。它虽不经过推荐选举的程序，但在行施权力时，至高无上，说一不二。“艺人会”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好杂技艺人的节目演出，技艺交流，各班团下一步的演出路线、区域、防止一下全涌到一块“撞窑”、挣饭，并探讨杂技技艺的发展，推广人们欢迎的新节目。

“艺人会”作为野竹李杂技艺人的节目，它的会期定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八。“艺人会”的组织者在村内选一宽阔、平整的打麦场，在场内以同一圆心作两个圆圈，小圈内是杂技、魔术、气功、驯兽、武术对打的表演区。大、小圆之间是“马道”，是马术的表演区。“马道”外是观众和等待演出各路班团的艺人。参加演出的人员，以本村艺人为主，四里八乡及外的艺人也可参加，但必须有本村艺人介绍。按照参加演出的人数、节目的多少，演出的时间少则安排一天，多则三、四天。“艺人会”的所需设施、经费，一般由“艺人会”的组织成员自己解决。不足时，由各路班团自愿募捐。

“艺人会”的演出虽不排名次。但观众大都是“门里”的，艺人们都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各路艺人纷纷“八仙过海，各显身手”。无论用几年“纂楞”出来的新玩艺儿，都在“艺人会”上登场亮相，向乡亲们汇报而一争高低。“艺人会”对新玩艺或是对传统的老节目有新的突破、创新，或新的表演手法尤为重视。艺人们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杨老章的“罩子”；马二爷的“闷子”；王春海的“苗子”；张十爷的“抹子”都是野竹李的杂技艺人在四月二十八的“艺人会”上叫响的。

“艺人会”是野竹李杂技艺人自己的节日，所以这里的艺人们都十分重视它。无论当时在哪里演出，每到四月二十八一般都赶回来参加这一盛会，即使自己没什么玩艺儿往“艺人会”上拿，也想看看乡亲们的表演。“艺人会”的举办对于野竹李杂技的发展，技艺的创新，杂技活动的繁荣均起了很大的作用。4.“古老中幡”的殊荣

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京要大摆“七十二道皇会”。所谓“七十二道皇会”，即皇宫内举办盛大的典礼检阅仪式。七十二道代表七十二行。第一道就是野竹李艺人张的“顶竹竿过城门”。

野竹李的艺人张在七十二道皇会上，肩扛高三丈余的竹竿，竿顶扎大红锦旗一面，借助惯性，冲过数丈宽的城门，过后而竿不倒，然后在各种表演动作中，沿城门台阶拾级而上，再在城门楼上作“十字大秧歌”、“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大小背花”表演。艺人张舞起大竿，上下翻飞，呼呼作响。竿底忽而落在额头，忽而砸在脚尖，忽而用拇指的指尖托住，连慈禧太后看了都瞠目结舌。从此，“顶竹竿过城门”的表演定名为“古老中幡”。

清末民初，野竹李村的张氏传人，号称“张十爷”的，以表演“古老中幡”而著称杂技界。张十爷会气功、善武术，并有一串又一串的好跟头。他用的中幡竿子高近四丈，粗如碗口，但使起中幡来犹如戏耍长枪，潇洒自然，动静得当，一招一式干净利落。张十爷不但中幡使得好，且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常慷慨解囊，接济江湖上遇难的人士，无论是打把式卖艺的，还是镖行的镖头等，“三教九流”常有人上门造访。张十爷举止潇洒，谈吐文雅，在江湖上称得起是一位人物。清末民初，张十爷常住南京夫子庙，每天只演一场中幡，一场下来便到茶馆、饭庄结交来访的江湖中人。

继张十爷之后，野竹李的杂技艺人杨宝林、杨宝合，在“古老中幡”的表演上，提高了难度、险度。对“童子拜佛”、“二郎担山”、“张飞骗马”、“怀中抱月”、“李天王托塔”、“秦王倒立碑”、“旱地拔葱”、“鲤鱼打挺”等招式进行了重新的组合编排，使“古老中幡”的表演更加符合艺术规律，表演者也得心应手。为此，杨宝林、杨宝俊、杨宝合被誉为杨氏三杰，名扬杂技之林。三十年代，杨宝俊驻北京天桥打把式卖艺时，参加了京城“八大怪堂会”比武演出，因其功力深厚、技艺超人，表演起来给人以惊险卓绝之感。八大怪堂会赠他中幡道具一套，上有大幅的红底金字双层锦旗一面。“古老中幡”四个大字熠熠生辉。杨宝俊辞世后，这套中幡道具由其徒杨春升留存使用。

“古老中幡”的殊荣，为杂技界带来了一股“中幡热”。各路艺人、班团纷纷争练“中幡”。民国初年，曾有过“没有中幡不成班”之说。中幡的殊荣，不但为自己带来了提高、发展，而且对野竹李杂技的提高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纵观野竹李的历史，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着十分丰厚的杂技历史文化积淀。野竹李人视杂技艺术如同自己的子孙，使其繁衍生息，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杂技艺术也养育了这里的人们，肥沃了这方土地。打开野竹李的史册，张张页页，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野竹李人与杂技艺术休戚相关。

杂技艺术，野竹李人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