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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山东省教育厅相继在全省各地创办了八所乡村简易师范。平原第五乡师是其中之一。

这所学校自1931年创办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解散,在短短六年半时间里,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培养输送了近百名高级干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毕业于平原五乡师的许多老同志,或来信函,或千里迢迢前来探望,表达对母校真挚的思念之情。

一 创办与发展

1931年初,山东省教育厅决定在鲁北平原县建立省立第五乡师。3月,厅长何思源委派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邹平人王冠宸赴平原筹建,并委任其为首任校长。

平原县地处鲁北平原,土地平坦肥沃,自然条件较好,更有津浦铁路交通之便,具备建立乡师的条件。平原县政府也愿意接受,以发展本县教育,显示自己的“政绩”,提高自己的威望。

双方通过协商,平原县政府将县立中学迁至西城,校舍让与新建乡师。

此校址位于城内东南,北面和西面是居民街道,东临是文庙和文庙小学,南临平原名胜琵琶湾,校门东南几十步远的城墙上有一座明代为纪念三国刘备做平原县令而修建的“龙门”。此处地势高爽,环境幽美。

原校舍在清末为景贤书院,1928年县政府改办县立中学。王冠宸赴平原创办省立乡师时,对校舍稍事修葺,购置一批教学设备,聘任了教职员工,6月初筹备就绪,暑期始招第一届新生。6月6日定为平原五乡师建校纪念日。

校长王冠宸思想开明,治学严谨,崇尚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根据乡师的办学宗旨,开学初在校门两边的墙壁上,书写了陶行知先生创办南京晓庄师范的一副楹联为办学的座右铭:

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

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随后制定了学校规章制度,建立起正规的教学秩序,各项工作井井有条。但由于健康原因,他仅在平原五乡师任职一年,翌年暑假,省教育厅又委任惠民人熊秀山为校长。熊秀山系国立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年轻有为,事业心强,到任后即对乡师进行扩建,先后建起教学楼一座,礼堂六间,澡塘三间,使学校规模逐年扩大,教室、办公室、师生宿舍均敷应用。又在近城农村办起乡师附小一所,农场一处,以供学生教育实习和农业劳作实践之用。

乡师由省教育厅直接领导,经费省厅拨发,校长由厅长任免。学校的教职员工均由校长聘任,待遇比较丰厚。校长和学校中层领导成员月薪120元至150元大洋,教员和职员月薪80元至120元大洋。

平原五乡师的领导机构:校长统管学校校务。下设教务、训育、事务、推广、农事五部。各部设主任一名,职员一至三名(有的由教员兼任),分管诸项具体业务。附小设主任一名,由乡师教员兼任。

随着逐年招生人数的增加,聘任的教职员也逐渐增多。到1934年暑假,根据四年学制招满四级八班学生之后,学校共有教职员28名。其中专职、兼职领导成员7名;专任、兼任教员16名;专职职员五名。教员水平都比较高,其中大学本科毕业者9名,占56%;专科毕业者5名,占31%;其他两名,占13%。因多数教员毕业于全国名牌大学,所以当时五乡师的师资力量是比较雄厚的。

平原五乡师为简易初级师范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四年。其教育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教育实施之原则,注重健全师资之培养,推进教、学、做三者合一之新计划与新精神。”培养目标为乡村国民小学教员。熊秀山在1935年《平原乡师同学录·序》中说:“吾华素以农立国,乡村人口实占绝对的多数;而近年来,乡村之凋敝,教育之不振,彰人耳目。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改建乡村,复兴民族,要在吾人之努力。既肩此重任,在校者宜如何黾勉学业,尽瘁于学理之研究;出校而服务社会者宜如何克尽厥职,收实验之功效。”所设课程有国语、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地理、历史、农村经济与合作、乡村社会学、农业与实践、测验与统计、生理卫生、心理学、教育学概论、小学教材教法、公民、音乐、美术、童子军训练、体育等。此外,尚有劳作及教育实习(学生自二年级开始轮流到附小上课)。每周课时为32—34节。

当时的学生来源主要为鲁西北各县农民子女,少数来自鲁西南、鲁中等地。毕业之后,教育主管部门不包分配,职业自谋,故学生多有“毕业即失业”之虞。自1931年始招一级两个班学生80名,嗣后每年递招两班。至1934年暑假后,在校生达四级八班263名。又至1936年暑假,计招六级十二班。学生480名。前三级修业期满届时毕业;后三级因抗战爆发、学校解散学生肄业离校。1937年暑假因“七·七”事变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未招新生。

二 进步、爱国组织

1931年暑期,平原五乡师创办不久,一级学生刚刚入学,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翌年初,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寇不仅侵占了我东北三省,而且威胁到我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然而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妥协投降,对内疯狂镇压,搞白色恐怖。

五乡师的教职员大多是大学毕业的青年,具有民族感、爱国心;学生绝大部分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纯朴正直。面对国土沦丧、白色恐怖的社会现实,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便成为他们政治思想的主流。

1931年夏和1932年秋,马霄鹏(又名马著骡)和李竹如(又名李一凡)先后到平原五乡师任教。他们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受上级党组织委派,以教员身份做掩护,利用和校长熊秀山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校友关系,在鲁北秘密开展党的工作。熊秀山虽为国民党员,但思想比较开明,为人正派,又较重义气,因而有意无意地为他们的活动开了绿灯,学校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政治气氛十分活跃。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进步、爱国的群众组织,先后在师生中诞生。

读书会 成立于1932年秋季,一级学生马诚斋、张一粟、赵毅、高峻岳等发起,不久发展到20多人。是半公开性组织。一般师生只知道学生中有“读书会”,但不知具体组织情况。吸收会员时,经读书会主要成员观察、考验一个时期,看其政治思想确实进步者,才被接纳。1934年地下党支部成立后,读书会便成为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始终在马霄鹏、李竹如的指导下开展课外读书活动。阅读的书刊都是革命理论著作和革命文学作品。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大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读书生活》,“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适论战的文章;文学作品主要有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及苏联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当代革命文学名著。

在李、马两位老师指导下,读书会经常举办座谈讨论会,会员们相互交流学习心得体会,评议时事政治,探讨革命真理。

从1932年到1937年,读书会在五乡师学生中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产生过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近百名五乡师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过这一组织。

一二剧社 大约成立于1933年初。是在李竹如、马霄鹏两同志的倡导下,作为学生和教职员业余文娱活动的民众团体而建立起来的。校方同意并在经费上给予一定支持。教务主任李资乾、教员亓品三、会计吴节侯以及熊秀山校长的夫人、附小教员杨子明都参加了剧社的活动。到1937年暑假的四年多时间里,在学校和社会上广泛演出了许多政治内容进步的戏剧和宣传抗日爱国的文娱节目。如左翼戏剧家洪深、曹禺的《五奎桥》、《香稻米》、《雷雨》、《日出》;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的《三江好》、《秋阳》,还有宣传破除迷信和反对封建落后意识的《奶奶的主张》、《械斗》等。特别是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李竹如同志怀着国土沦丧的悲愤心情,立即编导了一出大型讽刺话剧《大登殿》,在校内和平原城乡多次演出,有力地揭露了日寇炮制伪满洲国的罪行和阴谋,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并且尖锐深刻地讽刺、鞭答了汉奸卖国贼的无耻行径,激发了广大师生员工和人民群众的强烈爱国义愤。

在当时社会上的政治气氛极为窒息,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极为贫乏的情况下,平原五乡师进步师生创办的一二剧社,每次在校内和社会上公演,都极为轰动,观众人山人海。他们还时常利用星期天到郊区农村作巡回演出。演出前一般先作一段抗日救亡宣传讲演,民众反映很好。

当时五乡师四级学生、剧社骨干演员、建国后曾任国防科委组织部长的吴凤翔同志(已离休)在回忆材料中说:“一二剧社的活动和演出,对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破除封建迷信等起了重要作用;对学生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特别是亲自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提高爱国主义觉悟,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应充分估价她的历史作用。”

醒民剧社 成立于1935年下半年。一级学生是年暑假毕业之后,五乡师地下党的负责人马霄鹏指示已毕业的学生党员赵毅、高峻岳二人,联络乡间的一些小知识分子,办起这个剧社。主要结合现实生活编演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型文娱节目,在农村开展宣传活动。于国难当头的时期,“唤醒民众”。他们经常回校向马老师汇报剧社的活动情况,以得到马老师的帮助指导。为了使剧社取得合法地位,便于活动,马霄鹏亲自领他们到县文化馆备了案,并将他们介绍给文化馆的人员。

醒民剧社在赵毅、高峻岳工作的平原五区一带,深受农民群众欢迎。因而他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后来在这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开辟五区以及平(原)、恩(县)、夏(津)、武(城)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恩县教育促进会 约成立于1935年下半年。省立聊城三师毕业的共产党员刘子蔚(在聊城三师曾任中共鲁西总支书记)在恩县教育界发起建立的公开性组织。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其目的是从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开辟党的工作。刘子蔚利用恩县同乡关系,在平原五乡师发展了一批会员,恩县籍的学生马诚斋、王克东、刘锡九、刘绍文、张海光等人大部分参加了。

壁报组(或叫壁报委员会)五乡师学生政治思想活跃,学习气氛也比较浓厚。几乎各班级都成立起壁报组,出刊壁报。二级学生在教室外的西墙上,办的壁报几乎占了半面墙,有报头,有图案画,文章都是用毛笔字抄写在纸上,贴到墙壁上的。内容健康,体裁多样,有时事政治评论、小品、简讯,也有诗歌、散文、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很有吸引力。学生下课之后,经常围着观看。据吴凤翔回忆,当时二级的马金城(现名丁原)、三级的赵金铭(赵子平)、五级的庞集云等同学都是办壁报的骨干。

涛声社1934年下半年,由四级学生谭怀恩创办,约有十几人,吴凤翔是骨干成员。该组织创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小刊物《涛声》,32开本,都是社员自己写稿、凑钱印刷的。是个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小刊物,发表的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小品、评论等。约办了五期,在五乡师学生中产生过一定影响。

《禹声报》于1934年下半年由禹城籍学生王禄清(后改名王克寇,抗战时期鲁西北老二团政委)、于漫青创办。主要宣传马列主义、抗日救亡。在两年多时间里,冒着被反动当局查禁取缔的危险,登载了《还我河山》、《起来、亿万同胞们!》、《拿起刀枪冲向战场》、《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战文章。他们有时出刊后以传单的形式向群众散发,有时张贴在校内外墙壁上,具有较强的战斗性。

西山草木社 据三级学生、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同志(原名陶德明)回忆,当时五乡师有个“西山草木社”,是由刘、崔、薛、杨四位同学发起组织的。不过,其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

《平原乡师》校刊 创办于1936年10月,停刊于1937年6月15日暑假前。每月两期,共刊出十五期,今存六期,其余散佚。前十期一般分四个栏目——普通理论,实施报告,校友消息和文艺作品;后五期不分栏。其内容有反映农村贫穷落后愚昧迷信及社会黑暗现实的,有宣传鼓动抗日救国的,有毕业校友交流教学经验体会的,有学校教学、行政工作简讯等,内容都较健康进步。从现存六期的文章中,没有发现一篇带有反共色彩的。

《平原乡师》校刊由乡师农村服务指导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编辑兼出版、发行。平原县大同书局印刷(铅印)。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具体发起者及编辑委员会成员已无从查考。

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这是我党领导的全国性抗日爱国组织。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这一组织在平原五乡师也秘密发展。原乡师学生张伯达、王文昌等就是在学校参加的。但对领导者和组织情况却不了解。

三 党支部的建立

马霄鹏和李竹如来到平原五乡师之后,就首先对学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启蒙教育。他们一方面引导“读书会”的学生通过阅读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探求革命真理,一方面利用班主任的职务和教国语课兼任《乡村社会学》、《农村经济学》课程,直接向学生灌输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马鹏霄以上《乡村社会学》的名义,实际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社会科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发展史;李竹如也借讲《农村经济学》的名义,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自编的讲义和补充教材中,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话。他们还经常向学生透露一些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胜利消息,教育学生们“不要相信国民党统治者那些大人先生们的鬼话——他们是一群衣冠禽兽”!

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一批进步学生很快成长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强烈愿望。由于马、李二人一直未敢暴露党员身份,1934年1月,一级二班学生马诚斋由恩县同乡刘子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五乡师第一个学生党员。3月到9月,马诚斋又和马、李二位老师共同发展了读书会骨干赵毅、张一粟、高峻岳、张国平4位同学入党。10月,建立起平原乡师党支部。马诚斋任支部书记,赵毅任组织委员,张一粟任宣传委员。1935年李竹如离任、一级学生毕业之后,五乡师地下党的活动由马霄鹏和马诚斋(因领导罢课学潮未毕业)继续领导,到1936年春,党支部又先后发展了王克寇(原名王禄清)、于漫青(原名于春溪)、于忠(原名于以绥)等学生入党。

平原五乡师党支部的建立与发展,在鲁北党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播下的革命火种,到抗战爆发前后,就在鲁北广阔原野上熊熊燃烧成抗日烈火,为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四 反会考学潮

1935年初夏,一级学生临近毕业。根据国民党省教育厅规定,全省师范毕业学生都必须参加统一会考,合格者才准予毕业。其目的在于禁锢学生的政治思想,引导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压制学生的爱国热情。这种会考制度引起全省师范学生的强烈不满。以赵健民为首的济南一乡师党支部(此时赵健民兼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决定串联全省师范学生,发动一场统一大罢课学潮,来抵制统一会考。

是年5月初,平原五乡师党支部与赵健民取得联系。不久,济南一乡师党支部派张振乙、王文轩来平原五乡师,与马诚斋等商议罢课学潮事宜。五乡师党支部经过暗中发动和周密部署,于5月中旬举行了全校大罢课。

罢课一开始,由四级的吴凤翔负责把“童子军”(国民党的官办组织)动员起来,组成纠察队,首先把全部教职员都监视起来,从校长到各部主任,每个人的居室门外,都放上两名纠察队员拿着童子军棍站岗,不准他们外出;校门口站一个小队,不准外人进校;并派一个小队在学校围墙外面巡逻。然后全校学生集合大礼堂开会,由罢课领导成员宣布罢课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等等,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会考罢课学潮就这样展开了。

罢课斗争一连坚持了三天。训育主任李冠五到各班游说劝止,威胁恐吓,都无济于事。乡师学生的罢课斗争在平原县引起很大震动。校长熊秀山知道学生罢课不是针对校方来的,但苦于学生们这样闹下去无法向上级交代,便与国民党县政府取得联系,第四天夜里,县长曹梦九派出200多名军警,将乡师包围,进行镇压。军警赶走了学生纠察队,又包围搜查了学生宿舍,准备抓捕罢课领导人。天亮之后,强迫学生都到大礼堂集合,熊秀山训话后,曹梦九又声色俱厉地对学生训斥了一番,责令学生复课。于是这场罢课学潮被镇压下去了。

由于其它学校的罢课斗争没有搞成,平原五乡师学潮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事前,马诚斋等罢课斗争领导人,为了不使马霄鹏老师暴露身份,未曾同马老师商议、取得马老师的指导;罢课时,由纠察队把全体教职员监视起来,也失去老师们的同情支持。所以,反会考罢课学潮遭到失败。据熊秀山的次子熊振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共产党员)说,他父亲后来曾跟他谈到过五乡师学生罢课事件,当时熊秀山很作难,不处理几个发动罢课的学生,向省教育厅没法交代,于是同马霄鹏秘密商量,最后互相妥协,取得一致意见:开除马诚斋、张一粟、赵毅等6名同学(也有说5名),均发给修业期满的肄业证书(马诚斋于暑假后又复学随下一级学习,次年毕业)。

五 流亡·南迁·解散

1937年暑假,省教育厅将熊秀山调往省立惠民六乡师任校长,并将惠民乡师校长孙怀瑾(孙璞如)调往平原五乡师。各校教师也由各校的校长聘请,来了一次大调动。学生们感到十分惊讶,莫名其妙。

以孙怀瑾为首的新班子,一到任就宣布解散读书会、一二剧社等一切学生组织,甚至连伙食委员会也予解散,一切由学校当局直接领导,不让学生参与意见。而且每次周会上都宣读总理遗嘱,唱国民党党歌;每天早晨都举行升旗仪式;还加紧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加紧了对学生们的思想控制,学校的政治空气一下子沉闷起来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局势动荡,人心慌乱,学校没法上课。学生们对日寇的大举侵华,极为愤慨,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节节败退,更为气愤。他们纷纷议论:誓死不做亡国奴!这时,平津学生流亡团开始一批批路过平原南下,五乡师学生受到启示,也酝酿组织流亡团南下。于是各班推选出代表,代表们开会作出组织“平原乡师学生流亡团”的决定。曾请孙怀瑾出任团长;孙坚决不干;其他教职员也不肯出头。于是学生代表们推选吴凤翔和张德祥任正副团长,并组成团部。自愿参加流亡团南下的学生达160余名,都编成队,班为中队,年级为大队,各设正副队长。团部下设指挥股、总务股、交际股等。组织工作就绪之后,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宣布“平原乡师学生流亡团”的正式组成。

9月中旬,马厂失守,沧州危急:韩复榘的部队,驻扎在平原、德州一带,形势更危机了。看来黄河以北很难守住,于是学生流亡团决定南下。当时火车正集中运兵,客车已经混乱,经过和平原车站交涉,流亡团学生乘上返回济南的运兵空车,到达济南。教育厅长何思源接见了“平原乡师学生流亡团”的代表,认为整个学校有组织带出来的,平原乡师是头一个,因而还夸奖了学生代表们几句。

根据省厅决定,平原乡师学生流亡团连夜乘车到达泰安,进驻泰安三中复课。不久,孙怀瑾也带领乡师大部分教职员南迁来到泰安三中。由于时局混乱,人心不稳,教师不全,课本缺少,在泰安三中也无法上课。于是学生们出于爱国抗日热情,又自发组织了“平原乡师战时服务团”,到泰安大街上宣传抗日,募捐抗战军费,并到各家医院慰问伤兵,做些力所能及的抗战工作。

十月上旬,五乡师又南迁兖州,与兖州乡师合住一个校舍,仍不能开课。大部分学生感到没有继续读书之望了,便开始各谋出路。这时,惠民乡师也迁至兖州,马霄鹏也来到这里。他遵照党的指示,将熟悉的一部分平原乡师“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输送到山西临汾八路军一一五师随军学校,使他们走上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其他学生,有一批被国民党的中央炮校干训班招募去,余下的,于11月份继续随学校南迁。辗转途中,师生大部各奔前程,到达湖北均县时,已所剩无几,学校便自行解散。

自创办至此,平原五乡师历时六年半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