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峰是绥远“九·一九”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是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事近40年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饥寒交迫 弃农从军
孙兰峰（1895年——1987年），山东省滕县姜家屯乡大彦村人，字畹九。1895年农历十月一日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兼榨油工人的家庭里。其父亲名孙金銮，母亲王氏。孙兰峰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第二。他的幼年时期，正值清朝末年，政府腐败，国贫家弱。当时他家只有一亩半薄田，8口之家，无法生活，只好又租种了本县鲁姓大地主的7亩地，仍然不得温饱，只好在农闲时间榨油糊口。在此困难条件下，孙兰峰的父母无法让他正式读书。他10岁时，通过说情，伴读于张姓的家塾中。至15岁，因生计所迫，便辍学务农。通过5年家塾学习，他已粗通文字。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非常崇拜，并暗下决心向这些英雄人物学习。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逐渐为人所知，“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中国农村也逐渐传开。孙兰峰是多么希望这个口号变成现实，从而不再租种地主的土地呀！但1912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窃取，不但“耕者有其田”不能实现，整个三民主义学说也成了空文。孙兰峰在失望之余，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认为当兵才有生活出路，因此，1912年山西起义军到山东滕县招兵时，年已18岁的孙兰峰毅然弃农从军。几经转折，先在阎锡山部队巡防第五营二队当兵，当班长、排长。继到晋军第二混成旅四团二营。该营营长傅作义见孙兰峰能吃苦耐劳，作战勇敢，爱护士兵，很赏识他。所以1925年傅任团长后，即提拔孙兰峰为四团二营三连连长。从此，他长期在傅作义的领导下，成了职业军人。
涿州之战，初露头角
北伐战争时期，阎锡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部作战有功，傅很快由团长升为第四旅旅长，接着又升为第四师师长。孙兰峰也由连长升为该师第三十六团二营营长。当阎锡山兵分三路向奉军进攻时，孙兰峰率部随傅作义挺进京汉路北段，一举攻占了奉军所占据的涿州城。不久，奉军反攻，阎锡山主力退却，傅作义第四师7000余人被围困在涿州城，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坚守了3个月。
涿州城为北京、保定、天津三角地带之要冲，紧扼北京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奉军头目张作霖坐镇北京，前敌指挥部设在保定，由其儿子、奉军军团长张学良任总指挥。张作霖命张学良集中3万精兵，在短时间内一定要夺回涿州城。
1927年10月14日，傅作义部进入涿州城后，立即确定了守城方略：卫戍由旅长白濡青任司令；城防由团长袁庆曾任司令。袁团长把防守东城的任务交给了孙兰峰营。孙根据上级布署，在城上每隔20米设一土堆，以便临时安置机关枪为侧防；凡城墙之突出部及瓮圈内，亦多设侧防；城上设交通沟，垛口附近多置土口袋，装满砖瓦碎石，以备不时之需。在修筑工事的过程中，孙兰峰和全营官兵一样劳动。在战斗中，更身先士卒。他这个营与守城部队打退奉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后，又奉命从东门潜出，主动出击，突袭奉军，击毙其团长一名，俘敌百余名。大长了守城部队的志气，大灭了奉军围城者的威风。
奉军不甘失败，调集大批工兵，从城东北至城西南的9个地方同时开挖地道。打算地道挖通后，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派主力部队从地道攻入城中，或在地道里埋放炸药炸开城墙，再强攻入城。孙兰峰按上级布置，率领全营用反扣水缸的办法，谛听监测奉军地道的动向，并从城内壕沟向城外挖出相通的横壕，以断绝奉军的地道。结果，使奉军挖的地道失去作用。以后奉军又向城内发射了几百发毒瓦斯炮弹，仍无济于事。
奉军的最后一招是，把涿州四周挖上壕沟，架上铁丝网，断绝守城军的粮食来源。这确实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守军无粮，再加上无棉衣御寒，所以每日都有冻、饿而死的。老百姓亦然。在此情况下，孙兰峰与全师全营官兵一样，吃酒糟、捕鼠雀，剥树皮充饥，坚持到傅作义与张学良议和成功。
孙兰峰营在傅作义的领导下，坚守涿州近3个月，对于晋军在整个战场上转败为胜，起了很大作用。傅作义得到国内外的重视与喝彩，孙兰峰也受到了傅作义的青睐，受到了守城官兵的赞誉。因此，涿州战后不久，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孙兰峰因功升为傅部的四二一团团长。
长城抗日 为国御侮
1931年春，傅作义被张学良举荐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和绥远省省主席。孙兰峰率部随三十五军进驻绥远。他除练兵外，自学《四书》、《五经》和兵书。这不但提高了他爱兵爱民和御侮的思想，在绥远武川县人民为纪念他剿匪安民的功绩为之立碑后，他的上述思想更发展了一步。这在长城抗日中充分反映了出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侵华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在上海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奋起抵抗，大大鼓舞了其他军队。1933年夏，日军又进攻长城沿线，妄图侵占华北。全国军民义愤填膺。傅作义主动请缨，被任命为华北军第七集团军总指挥，率领三十五军（改称五十九军）和六十一军，由绥远，经张家口转昌平、怀柔前线。孙兰峰率四二一团为全军先锋，在怀柔苏家口等地与日军展开了激战。5月20日拂晓，敌以飞机15架、坦克10余辆、野炮30余门，掩护步兵福田等部向四二一团阵地猛烈攻击。孙兰峰从容不迫，率领全团以近战狠打的战法，用伏枪、伏炮、白刃肉搏，接连打退了日寇4次冲锋。他负伤不下火线，大大鼓舞了全团斗志。该团六连仅剩下班长张恒顺一人，他临危不惧，抱着机枪向敌射击。十一连战士范长胜双腿被炸，仍向敌人投手榴弹。安春山、段聚宝连，在敌机狂轰乱炸下，坚守石厂阵地，没有后退一步。张惠源连牺牲殆尽，奋战不已，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据孙兰峰回忆和档案材料记载，在长城抗战中，三十五军共牺牲367人，伤284人，其中孙兰峰团约占伤亡总人数的1/5。为纪念这些烈士，傅作义在绥远大青山下为他们建立了一座丰碑，以便让后人永远瞻仰。
傅作义部在长城抗日的胜利消息传出后，全国各报均以大字标题登载报道。全国甚至海外侨胞群众团体的代表纷纷至三十五军各部进行慰问。送上书有“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等字样的锦旗。
克百灵庙 威震敌伪
孙兰峰团因在长城抗日中建有功勋，1935年春孙兰峰由上校团长晋升为三十五军第二一一旅少将旅长。该旅下辖3个团，即四一九团、四二一团、四二二团。驻扎在绥远，整军训练，以备打击日、伪军。
1935年，蒋介石的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与日本驻天津代表梅津梅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华北逐渐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各地叛国分子纷纷活动，准备充当日寇的走狗。在内蒙百灵庙，日寇支持德王和汉奸李守信、王英等组织所谓“蒙汉自治政府”、“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妄图使其脱离中国，进而占绥远侵宁夏，实现日本早已确定的所谓满蒙政策。
1936年11月15日，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德王指挥日、伪军5000余人，以飞机、大炮作掩护，开始向绥远陶林县的红格尔图发动进攻。傅作义按预定作战计划，一方面命彭毓斌师董其武旅抄敌后路，内外夹击，将敌击败。另一方面命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为总指挥，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副总指挥，率领所部收复百灵庙。
百灵庙在包头东北、归绥西北，距两地均约500华里，三面环山，易守难攻。两位孙将军根据傅作义“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动”的指示，制定了具体战斗方案：命骑兵第一、二团团长史文明、苗静山率部秘密绕向百灵庙西面，占领日寇的飞机场，将敌汽油库点燃，造成敌人混乱，并让敌误认为这是我军的主攻方向，以吸引敌人；命三一五旅团长刘效曾率部攻打百灵庙南面；孙长胜和孙兰峰率骑兵第三团刘英凯部和四二一团刘景新部，在百灵庙东面担任主攻。至第二天早晨结束，基本上是按预定的作战方案发展的。即很快收复了百灵庙及其附近地区。此役毙敌30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百余人。其中包括日寇20余名，并缴获大宗战利品。这就是中外闻名的百灵庙大捷。
在收复百灵庙的战役中，孙兰峰始终在第一线指挥。他在初战胜利后，认为敌人不会甘心失败，一定进行反扑。因此，他请求傅作义准其率所部二团留驻百灵庙。果不出他所料，这年12月2日，日、伪军以汽车百余辆由张北地区运步兵3000余人至百灵庙东北约200华里之大庙；伪军头目王英率骑兵2000余人，从察哈尔西部的土木尔台窜至百灵庙东南的乌兰花一带以牵制我军；王英的副司令雷中田率军数千反扑百灵庙，妄图夺回这个绥北重镇。当时傅作义除令其他部队阻击上述两股敌人外，命孙兰峰一定要保卫住百灵庙。
孙兰峰的具体部署是：派刘景新团一部防守百灵庙据点，命其他团队包括炮兵营、高射炮排分别在山坡和山顶布防，以便居高临下，打击来犯之敌。2日清晨，敌步兵向百灵庙及附近守军发起了猛攻，激战数小时，我阵地巍然不动。天亮后，敌乃以飞机两架临空助战，一度给我军造成颇大伤亡。但我军英勇奋战，结果雷中田以下500余人被击毙，残敌丢下伤兵狼狈逃窜。与此同时，王英伪军旅长全宪章、石玉山、安华庭、吕纯一在我军争取下，均率部反正。并将小滨大佐以下29名日本顾问逮捕枪决。
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传出后，人民振奋，全国欢腾，全国到绥远慰问的群众团体有80多个，各界捐赠的慰问金共200余万元。华侨慰问团捐献200辆载重汽车支援前线。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亲临前线采访我军收复和保卫百灵庙的经过。他返回天津后，还为我军胜利发号外，称赞百灵庙之战是不平常的胜利，称赞在第一线指挥对日作战的孙兰峰是“一次光荣的记录”。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除发电祝贺外，还派南汉宸同志率代表团到傅作义部慰问，并献了“为国御侮”的锦旗。
奇袭包头 五原大捷
1937年“七七事变”后，傅作义受任为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孙兰峰率二五五旅跟随傅作义战斗在抗日第一线，先后参加过南口、忻口、太原、晋西、绥南等战役，屡建奇功。自北伐时讨伐奉军，到长城、百灵庙的抗日作战，他9次身负重伤，是傅部众所周知的“拐将军”。因此1938年冬，傅作义升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时，孙兰峰亦因功升为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一师师长。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形势已进入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少数部队还有战斗任务外，国民党的其他部队大都利用此机会进行整训。傅作义部也不例外。当时傅部驻晋西北河曲、三岔镇一带。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他们。傅作义等也邀请八路军负责同志如程子华、罗贵波等到总部交流抗战经验，邀请共产党员到三十五军任政治部负责人，如潘纪文为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鲁志浩任二一一旅政治部主任等。与此同时，傅还派其亲信周北峰等到延安拜见毛泽东及其他中共中央负责人，请求帮助指导。在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等方面都向中共学习。蒋介石对此很反感，称三十五军“赤化”了，阎锡山称三十五军是“七路半”。但傅作义部向共产党学习，是其抗战前期取得胜利的政治基础。这正如孙兰峰在回忆共产党员鲁志浩在其二一一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的工作成绩时说：“原来死气沉沉的部队，一下子出现了军民团结，上下一心，歌声嘹亮，学文化、学政治的新局面。”这对傅作义部于1939年初，由晋西北返回绥远后，不久就取得奇袭包头、五原大捷，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9年9月，日军进犯长沙。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部反攻绥远之固阳高台梁等据点，牵制日军使其不能南调去增援湘北。傅与孙兰峰等将领会商，认为这吸引不了敌军主力，于是主动要求反攻有战略意义的军事重地包头市。为此除请求八路军驻大青山部队积极配合外，决定采用长途奇袭、掏心与攻点截援、打援相结合的战术。先派骑兵第七师门炳岳等部，北截固阳、安北援敌，东断铁路交通。然后率董其武一○一师、孙兰峰三十一师、袁庆荣三十二师，由五原夜行昼伏，在乌拉山前后，向包头城分进合击。命令孙兰峰为攻城总指挥。孙又命安春山团为攻城突击队，与各部密切协同作战。在投诚伪军配合下，于1939年12月21日夜全歼守城伪军，打死打伤日军300余人，毙敌联队长2名，击毁敌汽车100多辆，缴获军用物资大宗。
孙兰峰的三十一师和三十五军其他部队攻占包头，吸引敌人，配合湘北作战的目的已达到，傅作义便命令主动撤离包头。但日寇不甘失败，他们从同蒲、平绥线抽调了3万多人，汽车千余辆，由其二十六师团长黑田生德中将统一指挥，于1940年1月28日，向河套反扑。2月3日，日伪军侵占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地五原后，很快又陷我百川堡（今狼山县）、临河、陕坝等县城。但傅部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同敌人进行运动战、游击战，运用“避不利、找胜利”的作战方针，在黄河北、阴山南的500里河套地区与敌周旋。孙兰峰率三十一师，以秘密行动埋伏于敌侧狼山偏东之乌拉壕2米多高的芦苇丛中，瞅准时机，一声令下，枪炮齐发，给敌以侧击。在王女店、黑石虎之间，烧毁敌汽车10余辆，毙敌100多名。其他各师、旅采用同样战法，在绥西战斗了70余天，积小胜为大胜，歼灭了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
敌人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平绥、同蒲各地调至绥西的部队不能久留河套，不得不缩短战线向东撤退。傅作义抓住这个机会，命令各部向敌反攻，很快收复了临河、陕坝两县城，迫使敌人龟缩在五原新、旧两城及以东地区。傅作义与孙兰峰等将领研究后，决定乘胜追击，收复五原县城。
五原为塞上名城，它面黄河、背阴山，东襟（归）绥包（头），西控宁夏，是西北国防重要屏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派有重兵把守。傅作义誓必攻克，作战方针是“掏心战术，肢解四体，分割围歼”。命令董其武率一○一师在五原北乌加河畔破坏桥梁，消灭守桥敌军，强力阻击日寇援军。命令王子修率新六旅掘开万和长一带的黄河水渠，让大水漫灌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必经之路，阻敌前进。命令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为攻克五原的总指挥。战斗于1940年3月20日夜打响，激战3小时，敌军司令部等7个据点已攻下，但余敌拒不投降。孙兰峰亲赴前线，从容指挥。在他带动下，王雷震副师长和团长安春山等也身先士卒，率部强攻。经过4天激战，终于攻占了五原，全歼守敌。敌中将指挥官水川伊夫、少将全滕、大佐大桥、中佐桑原等被击毙。歼敌、伪军3400多人，俘敌、伪军300多人，缴获大炮16门，汽车50余辆，各种枪支几千件，军用物资大宗。
五原战役的胜利，是自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个收复重要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各报称之为“五原大捷”。4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对孙兰峰等将领也通令嘉奖。国民政府各部委、各战区，各团体、海外华侨、知名人士等纷纷发电祝贺。锦帜、锦旗、贺函、赞词，如雪片一样，送至傅作义各部。
五原大捷来之不易。傅部官兵付出了巨大代价，有的负伤，有的牺牲。第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团长王建业、宋海潮、郭景云等在指挥作战中光荣负伤。团长贾晏如、营长赵寿江、冯坤波等英勇牺牲。赵营是个英雄集体，战役前有700余人，战斗中仅剩6人，仍坚守阵地。李良才连几乎全部殉国，但没有一个官兵畏缩不前，至于人民支援战争中伤亡者也为数不少。因此，当国民党政府授于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时，傅未接受，他于5月23日发表辞勋呈文，称“五原之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敌的成绩，个人不应领此勋章。”孙兰峰后来谈到五原大捷时说：“是绥远各族人民全力支持抗战的胜利；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大青山根据地，威胁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兵力的结果；是傅将军忠忱爱国，坚决抗日的精神体现。当然也是和全体爱国官兵流血牺牲分不开的。至于董其武将军和我以及袁庆荣将军等，只不过是执行中国人民的意志，追随各部爱国官兵之后的普通一兵而已。”这是谦词，也是事实。
陆大学员 受降主将
五原大捷后，傅部正式扩编为3个军，三十五军军长由傅作义兼，暂三军军长由孙兰峰升任，暂四军军长由董其武升任。他俩均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其他有功人员均有升迁。
五原大捷后，傅作义既是司令长官，又是绥远省省主席。很多军事工作均由孙兰峰、董其武等代管。孙兰峰在整军建军工作中卓有成效，1944年底，又升任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此司令部设在榆林，仍属傅作义领导，总司令为邓宝珊）。这时德国法西斯在同盟国的打击下，日趋崩溃；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军民的打击下，也只能做垂死挣扎。蒋介石为了在日本投降后做好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准备，便在重庆陆军大学里开设了将官班。该班分甲乙两种。前者吸收军以上将领受训，时间为3个月左右。孙兰峰在1944年底到1945年春，被调入陆大将官甲级班受训。
孙兰峰在陆大将官班受训完毕，回到部队后，国民党中央委员、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按蒋介石的部署，命令他率部对日寇进行了局部反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孙兰峰便在傅作义的领导下，以第十二战区受降主将的名义，先后在包头、归绥、集宁、大同等地接受日军投降。
日本政府虽然宣布投降了，但一部分“少壮派”军人并不认输。具体表现是不承认侵华罪行。孙兰峰严肃认真地教训了这些双手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刽子手们，直到他们认罪为止。在大同饭店，日本驻军大佐借宴请孙兰峰之际，曾演了一幕丑剧，让日本妓女为他斟酒。孙当时怒火中烧，用抗日受伤致残的左脚踢翻了满桌酒菜，大骂该大佐混蛋，要他当场认罪。然后拂袖而去。吓得在场的所有日寇战战兢兢，受到在场的中国军民高度赞扬。认为孙兰峰这一行动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内战被俘 侥幸逃脱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蒋介石“戡乱”反动政策驱使下，在傅作义统一部署下，孙兰峰率领所部打着接受日军投降的旗号，抢占了晋北、绥远、察哈尔很多城镇；抢占了同蒲、平绥大段铁路。并于1946年10月初，抢占了早已解放的张家口市，为蒋家王朝立下了“功劳”，因此他和傅作义等人均受到了蒋介石的奖赏。蒋在1947年1月，撤销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张垣绥靖公署，以傅作义任该绥署主任兼察哈尔省省主席，以孙兰峰为傅部骑兵总指挥，兼察哈尔省保安司令。孙多次率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多次率部到解放区抢掠烧杀，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正如孙兰峰回忆所承认的：“不幸的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由于蒋介石错误的‘戡乱’政策，使我们国家出现了同室操戈、萁豆相煎的可悲局面，而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蒋的这一可耻政策。……我们的队伍在农村为地主阶级看家，在城市为豪门和贪官污吏保镖。使千百万人民在饱受8年日寇蹂躏之苦后，重陷于国民党发动的战乱之中。”
1947年夏，由于孙兰峰打内战有“功”，蒋介石又任命他为第十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春，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司令部总司令后，率原张垣绥署司令部人员和嫡系部队一部进驻北平，孙兰峰又被任命为察哈尔省省主席，成了蒋介石在察哈尔省的军政最高负责人。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8年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已近结束，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局势已形成。11月18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开始包围张家口，孙兰峰向傅作义告急。傅乃命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率两个师星夜驰援，但该军于12月6日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包围。傅又命令在张家口的第一○五军和在南口的一○四军驰援三十五军。结果上述3个军（缺两个师）一起被解放军歼灭。在此情况下，傅作义只好命令孙兰峰的5万余残军突围西逃。但也被解放军于24日全歼于张家口以北地区。
孙兰峰于12月23日上午，自张家口市东山兵团司令部率部突围，不久得知突围部队大部被歼，立即命令跟随他的骑兵第五旅王绳武团的一个骑兵连向〓〓庙山口增援，以缩小目标。后带一个年轻警卫随从，于风雪中在一个山头坐下。此时的孙兰峰穿一件老羊皮旧草绿大衣，戴一顶半旧军帽，完全像一个普通的老兵，谁也不会想到他是兵团司令官。他自知无法逃脱，遂在茫茫夜色中，自行随着混乱的国民党军的俘虏队伍，住到一位老百姓家，受到押解战俘的一位解放军指导员以热汤热饭的照顾。他从这位解放军身上没看见一点胜利者的骄横动作，从内心里认识到解放军是真正的仁义之师，胜利应该属于这样的军队。但作为一个将军，怎么能甘心做俘虏呢？就在这天夜里，他和警卫员没受到任何阻碍便逃出了村庄。天明后，在一个老乡的指引下，向西北方向逃去，12月31日，到达商都县的四台房子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相识的保长，该保长将他引到自己家中，给以不寻常的接待，并允以骡车送孙西去。就在这时，宝昌县西逃的一个散兵纠缠着这个保长，要以自己的劣马调换已经套车驾辕准备送孙西去的骡子，并用假的番号吓唬保长。孙听其言语支离，破绽百出，料定这不是追歼他的解放军，而是自己的散兵，立即以军官的口气向散兵问话。散兵仔细打量了孙，吓得面色苍白，惊呼：“孙司令官”后，立即行一军礼。孙严厉斥责了他，并让他立即去找当地的县长或专员来。当漏网的国民党察哈尔省察北专员兼张北县县长白震以及其他地方团队的头目及残兵数千人集合在他面前时，他痛苦流涕地大骂国民党军队“不听命令，纪律废弛，是兵骄将悍的乌合之众”，“此兵不败，实无天理”。孙率残兵败将数千人，从1949年1月7日由商都出发，17日到达绥远省武川县境，与董其武部会合后，结束了逃亡生活。
绥远起义 一生转折
孙兰峰由张家口逃到绥远后，对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形势已经看清，但自己何去何从，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拿不定主意，经常进行思想斗争。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仍千方百计扩军备战作垂死前的挣扎，竭力拉拢孙兰峰这样的人及其残部为其卖命。先是派从北平窜到绥远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军统特务头子史泓找孙兰峰，造谣说傅作义在北平率部起义是向共产党投降，现在傅及其部下的日子很不好过。继而又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对孙兰峰进行封官许愿，即代表蒋介石任命孙为第九兵团司令官，说所有在绥远的部队全部隶属于第九兵团司令部之下。还答应再给孙编两个军，全以美式武器装备，每月特支经费200万元，必要时调到兰州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等等。孙兰峰虽然没上徐、王的当，他也受了影响。因为徐是他的老上级，交情甚笃。王是他在将官班受训时的同学，又是山东老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抓紧了对孙兰峰的争取工作。傅先是派其亲信王克俊、张濯清找他谈准备起义问题，王、张二人是孙的老朋友、老同事，但并未解除孙的顾虑。于是傅便偕邓宝珊亲到绥远与孙做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傅、邓不但是孙的老上级，也是生死与共几十年的老同事，所以谈得诚恳坦白。当孙顾虑共产党不会相信他及部下时，傅作义现身说法，讲了自己率部起义后，不久便在石家庄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接待。傅还向孙兰峰宣讲了中共中央关于对起义人员的政策。说明绥远部队起义后不改编，人员不遣散，起义前是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只要求地方要解放区化，军队要解放军化。这对孙兰峰的教育很大。思想顾虑解除后，孙便在“九·一九”起义电文上第二个签了名（第一个是董其武），表示彻底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走到人民行列中来。通电发出的次日，便收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贺电。从此，孙兰峰和起义官兵走上了新生。
夕阳花红 人们怀念
孙兰峰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即邀请他到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接着参加了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他听到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他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会后，周恩来总理设便宴招待傅作义和孙兰峰，并介绍说：“咱们今天喝的白兰地酒是法国友人送给孙中山先生的，他生前舍不得喝，孙夫人也舍不得喝，一直保存到现在又转送给我，我舍不得喝，今天与二位将军共饮。”孙兰峰回忆说：“我喝下一杯酒后，立刻觉得有一股热流在我腹中回荡不已，并且传遍我的周身。”共产党对他象春天般的温暖，使他衷心感谢和爱戴。这正如他所说的：“生我者父母，救我教我者共产党也。”
建国后，孙兰峰先后在绥远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担任军政领导工作，曾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蒙绥合并后，他又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内蒙第五、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另外，他还是历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孙兰峰在绥远和内蒙工作期间，支持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反帝爱国斗争和民主改革运动。积极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开展工作，并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积极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为团结、教育起义人员做了许多工作。孙兰峰关心祖国统一事业，他拥护党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9条方针政策，拥护党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他关怀台湾同胞和在台湾的亲朋故旧，盼望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早日团聚。对此，他一再发表文章和呼吁，直到他逝世前的几个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坚信党的政策，坚信“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会长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感谢党为自己落实政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新工作后，一如既往，对分管的林业、水土保持、文教、卫生、体育等尽心尽职，做出了成绩。
孙兰峰于1987年初，因病住院，医治无效，2月27日，在呼和浩特市不幸逝世，终年92岁。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中共内蒙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在悼词中称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的统一大业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