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黄河归故谈判的片断回忆
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我中华大地，从此，亿万中国人民跌进了苦难的深渊。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亲手签署批准了国民党军委会关于花园口扒堤放水的呈请电令。霎那间，滔滔洪水一泻千里，使豫皖苏人民遭受了灭顶之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蒋介石“花园口扒堤放水”的罪恶事件。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人民迫切要求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仍旧恢复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因此，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地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先后向华东、华北、东北等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并且制定了“以水代兵”淹没冀鲁豫解放区的军事阴谋。即借堵复花园口口门“黄河归故”为名，配合他们的军事进攻。
黄河故道经过八年抗战及风雨侵蚀，已是一条干河，南北大堤壕沟纵横，百孔千疮，一旦黄水回归故道，就要使沿黄人民遭受极大灾难，冀鲁豫解放区的广阔土地将要被洪水淹没。因此，沿黄人民在党中央和冀鲁豫区党委、行署的领导下，与国民党政府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我在冀鲁豫行署任民教处处长。1945年10月菏泽城解放，我随行署机关迁到了菏泽。1946年1月，鲁西南专员管大同给行署打电话，说是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官员要来菏泽看黄河的堤防情况，请示接待不接待。那时，我们刚刚取得了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胜利，在东北还和国民党部队不断发生磨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行来菏泽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还不了解，便向行署主任段君毅同志做了请示。段君毅同志指示由我和行署秘书长罗士高等同志负责接待工作。
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官员和美国工程师塔德等一行分乘几辆小汽车，来到了菏泽。他们说，国共停战协议已经签字，他们是来看黄河下游堤防及河床情况的。
沿黄人民群众知道了国民党代表看黄河的消息，纷纷请愿、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先修好黄河堤防，搬迁故道内居民，再进行堵口放水。人民群众的正当呼声，把国民党的大员弄得十分狼狈。他们只看了两三天，就回了开封。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当局不通知我冀鲁豫解放区，便自行开始了花园口口门的堵复。针对这一情况，行署和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声明，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派晁哲甫、贾心斋、赵明甫三同志去开封与国民党举行“黄河回归故道”的谈判。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建立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并调我任黄委会主任。行署交给我们三项任务是：第一，组织解放区人民修复好堤防；第二，为我们的谈判代表团提供修复黄河堤防所需要的粮款、物料、工程数量、民工人数等资料；第三，参加有关的谈判。
国民党当局为了达到“以水代兵”，分割淹没我解放区的罪恶目的，加紧了对花园口口门的堵复工程。为了及早修复好黄河堤防，以防国民党汛期放水，我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行署的领导下，展开了全面的黄河复堤工作。在1946年麦收前，我们召开了一次有各专署专员和各县县长参加的黄河堤防修复会议。这次会议由段君毅同志主持，我部署工作。我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讲：黄河堤防的修复工作，是关系到解放区1，500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各专署各县要作为一项头等重要的事情去办。堤防的修复标准，要达到抗战前的水平，以打破国民党在大汛前堵上花园口口门，淹没我冀鲁豫解放区的阴谋。我讲话以后，同志们的决心都很大，纷纷表示：为了保证解放区人民的安全，一定及早修好黄河堤防。
修复黄河堤防所需要的钱款、物料、粮食等数目很大，行署觉得负担过重，派我去中央局回报。那时，中央局设在河北省武安县冶陶村，由薄一波、滕代远、杨立三等同志主持工作。
薄一波同志听了我的回报以后，也认为需要钱款、物资、粮食的数量太大，为了确保解放区人民的安全，及早修好黄河堤防，他还是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在召开的四个行署主任的会议上，薄一波同志讲：修复黄河堤防，不仅是一个行署的事，也不仅是沿黄人民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大事。现在，我们还没有全国政府，钱款、粮食由边区政府统筹解决。参加会议的各行署负责同志一致表示赞成。同时，中央局还认为冀鲁豫行署修复堤防的工作量太大，负担过重，要求冀南行署给予大力支持，并派刘季兴同志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我共同把黄河堤防修好。我们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沿黄军民，对黄河堤防加紧了修复工作。
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尽先争取堵口”的阴谋全部暴露了。他们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强花园口堵复工程，妄图在大汛之前，将花园口口门堵复成功，让滔滔洪水分割我解放区。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这一罪恶阴谋，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发表谈话，坚决反对他们不执行协议而“尽先争取堵口”的作法。
同年5月，我受冀鲁豫行署的派遣，以首席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开封，与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美国工程师塔德以及联总、行总的人员举行谈判。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手中有真理，所以，我们理直气壮地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背弃协议“尽先争取堵口”的事实。我说：“国民党中央社广播说，花园口口门已堵复一半，两个月即可合龙，解放区人民感到十分气愤，强烈抗议你们这种作法。由于你们不执行关于修复黄河堤防的《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不按期拨发修复黄河堤防的钱款、物料、粮食等，大堤修复工程是不能按期完成的，一旦将花园口口门堵合，将给解放区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我们强烈反对你们这种‘尽先争取堵口’的作法！”同时我们对联总的代表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最后，我表示：如果你们坚持这种违背协议的作法，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就这样，我们和国民党代表团从早上8点一直谈判到下午1点，由于他们态度蛮横，不执行协议，也没谈判出任何结果。
不久，我们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区党委书记张玺、行署主任段君毅和我去开封，参加周恩来同志即将在开封与国民党方面举行的黄河归故谈判。在开封的管大同同志（我方谈
判代表）乘吉普车，把我们接到开封。
周恩来同志的专机到达开封上空，便沿着黄河察看了花园口堵口工程以及引河的开挖情况。然后，在开封机场降落，国民党方面做了迎接，住在红洋楼（教堂）。
当天上午，我们都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住处，接着就召开了我方在开封人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玺、段君毅、赵明甫和我等同志。周副主席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针对当时的形势，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
这天下午，周恩来同志不辞劳苦，和国民党进行了谈判，参加谈判的还有联总、行总的人员。周恩来同志就花园口口门的堵复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的讲话有理有力，深得对方与会人士的同情，并达成了口头协议，即：停止引河开挖；堵口合龙应视复堤完成情况；放水须取得我方同意等。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们为了达到“以水代兵”，淹没我解放区的目的，违背协议规定，不向修复黄河堤防的民工运送粮食、器材，使黄河堤防的修复工程不能按期完成。他们这种不执行协议的作法，引起了沿黄人民的无比愤慨。
1946年洪水较大，再加上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国民党当局在花园口口门合龙没能成功。他们在大汛前将花园口口门堵复的阴谋破产了，我们赢得了一年修复黄河堤防的时间。
当时，花园口堵口工程被国民党国防部视为战略军事工程。在他们的直接指挥督促下，于1946年11月已基本上完成，到1947年3月15日合龙。自此，黄河重新回归了故道。
黄河归故后，在冀鲁豫的黄河南岸地区，大部分由国民党控制着。黄河堤防修复的很不完整，如到大汛，将会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因此，我们再次建议国民党方面，组织混编委员会，研究黄河堤防的修复问题。时隔两个月，联总才通知我们在菏泽举行会议。这次会议由于有国民党国防部的人员出席，我们不承认他们为代表，拒绝与他们谈判，最后以无结果草草收场。
1947年7月上旬，我们再次接到联总通知，要在东明县举行谈判。经行署研究，确定由我和杨公素同志参加。临行前，我到二野司令部见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他们对我们作了关于谈判的重要指示。
我和杨公素同志到了东明，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在教堂内举行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国民党国防部的代表叶南，行总代表丁致中，水利部代表阎振兴，还有联总的代表，共20多人。
在这次谈判中，我们以国民党用飞机扫射修堤民工的大量事实，揭露他们多次破坏达成协议的阴谋。这次会议又以无结果告终。在谈判时，他们还组织了几十个身穿长袍短褂的逃亡地主之类的人物，打着小旗呼喊着“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向我们示威。我马上向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向我们解释说“这全是一些无知愚民的无知行动”。通过这次会谈，充分证明，国民党方面绝无诚意解决任何问题。
自此，我们制定了治理黄河的方针，组织了我们自己的治河队伍。当时，行署提出的治河方针是：“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接着召开了各专署专员、各县县长参加的治河会议，传达贯彻了行署的治河方针，并要求参加会议的专员、县长，回去以后广泛发动群众，献砖献石，加紧修复黄河堤防。我们还吸收了老河工参加我们的治河队伍，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断召开安澜会，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就这样，我冀鲁豫军民冒着国民党飞机轰炸和扫射的危险，与国民党的破坏和捣乱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终于把一条破烂不堪的黄河大堤，修筑得坚如磐石，使滔滔洪水安然入海。
通过一年多的黄河归故斗争，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国民党方面是毫无诚意解决任何问题的。他们一手和我们签订协议，又一手将协议撕毁。但是由于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与国民党方面展开了一场又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使我们赢得了自治黄河的能力。同时，大力进行了复堤整险，迁移了滩区人民，胜利完成了任务，使冀鲁豫人民免受黄患之苦，黄河归故这场斗争，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