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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兵团名称的由来

为了说明旗兵团的来源,应先把旗兵团的历史情况简单的谈一谈,以便于资料的考证。

旗兵团是指山东张宗昌时代的青州(即今之益都,下同)旗兵团而言。为什么叫旗兵团呢?因这个团的官兵,完全是由清朝遗留下的“青州旗兵驻防兵营”的官兵编组而成。为什么叫旗兵呢?因清朝满洲族的户口,是按兵籍编制,分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等八旗,这是满族旗人。清初,汉人归附满族的,按满洲兵制,又编为汉军八旗,叫做汉军旗人(蒙古人归附满族的编为蒙古八旗,在内外蒙)。青州驻防兵营的官兵内,满族旗人和汉军旗人都有,他们自称为“满汉八旗子弟兵”。这是旗兵团旗兵营等名称的由来。

清朝青州驻防兵营的概况

清朝青州府的首县是益都,是一座古老的府城,历史悠久。益都县城西北约五华里处有一座小城,是清朝建国后专建的,为满族统治者镇压汉族的“青州驻防兵营”的驻地。这个城内的建筑,是按满洲八旗编制建成一排排的营房,有各级官员的衙门和演武的大操场。这个城内没有汉人。当时地方上为了区别两个城的性质,按方向位置,因这个城在益都县城之北,因而把这个城叫做“北城”,把益都县城叫做“南城”。所以当时益都同乡见面不相识时,问对方住在什么地方?如住北城,就知道对方是旗人。如住南城,就知是汉人。辛亥革命后,旗人也有驻南城的,只是极少的几户官僚地主。他们讲北京话,与益都土语不同,很容易辨别出来(现在两座城都不存在了)。

青州驻防兵营的最高军官是“副都统”,按清朝官阶是“二品”(满族各省驻防军的最高官是“将军”,官阶为“一品”,兼任“巡抚”。将军以下为左、右副都统,官阶为“二品”)。副都统以下有四个“协领”(官阶三品),每个协领又管辖四个“佐领”(官阶四品),每个佐领带兵一百五十名。青州驻防兵营的官佐中,佐领以下还有“防御”(官阶五品)、“骁骑校”(官阶六品)、“笔帖式”(七、八、九品)等。士兵中分“领催”、“前锋”、“马甲”、“副马甲”、“步甲”、“副步甲”、“炮手”、“随印外郎”、“养育兵”、“匠役”等。按编制数官兵共有二千四百多人。他们俸饷优裕,装备精良,平时按八旗兵营的建制进行训练。驻防营势力很大,当时青州府知府(府属十一个县),知县、参将、守备等文武官员都怕他们。遇有旗营官兵与汉人的纠纷,按清朝定例,旗人交八旗衙门处理,由北城“同知”(官阶六品)讯办,就是犯了罪,也是从轻发落,地方官吏不能过问。因此,有的旗人仗势欺人,汉族人民畏之,造成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

清朝二百多年来,这个驻防兵营的官兵都携带眷属,聚居北城,有粮有饷,生活优裕。他们的待遇,有俸银和粮米,粮米是按漕米计算,可折合当地食粮或现金。副都统每年薪俸等费约计白银一千零五十多两,家属米一百一十多石。协领每年俸银等约二百两,家属米九十七石多。佐领每年俸银等约一百五十两,家属米六十五石。防御每年俸银等约一百一十五两,家属米四十五石。骁骑校每年俸银等约八十四两,家属米三十九石。七品笔帖式每年俸银等约七十三两,家属米十六石。八品笔帖式每年俸银等约六十八两,家属米十四石。九品笔帖式每年俸银等约五十一两,无家属米。士兵方面,领催和前锋每月饷银三两,岁给家属米三十石和马乾折价二十两。(步兵领催无马乾折价,岁给家属米十石。)马甲每月饷银二两,岁给家属米三十石和马乾折价二十两。副马甲每月饷银×两,岁给家属米十五石。步甲每月饷银二两,岁给家属米十石。副步甲每月饷银二两,岁给家属米三石。炮手每月饷银二两,岁给家属米二十四石和马乾折价十两。随印外郎每月饷银二两(无家属米)。养育兵每月饷银一两,岁给家属米十八石。匠役每月饷银一两,岁给家属米二十四石。以上的官兵待遇,曾多次变更,这只是就一般举例,说明当时的待遇优厚。另外,满汉八旗官兵遇有红白之事(婚嫁丧葬)还有赏银,按职级高低赏银不同(如协领四十两,最低级的养育兵六两)。清室皇帝所以给旗兵这样优厚的待遇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不受地方官吏的管辖等),其用意是使他们具有民族优越感,能专心操练,从而保障皇朝基本武力的素质永远强大。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正由于他们生活优裕,因而日趋腐化,以致操练徒具虚名,到清朝末年,多变成了不文不武的〓袴子弟。另外,青州驻防营的满汉八旗之间,还存在一种内部矛盾,这是因为满族旗人与汉军旗人待遇不平。满族旗人多是所谓阀阅门第,做大官的多,做官容易,升官也容易,就是补兵也容易。而汉军旗人就不同,多数是当下役,有时选拔补兵,往往汉军旗人二、三十人中选拔补一名兵额,因此满汉旗人之间,存着显著的差别。清朝制度,驻防营官兵不准置田产和经营工商业,因此与当地汉人接触面较少。在婚姻方面,清朝制度,满汉不通婚,旗汉可以通婚。就是说满族旗人与汉人不能通婚,汉军旗人与汉人可以通婚。但是由于北城旗人的言语、风俗、礼节、习惯等等的不同,青州汉人与之通婚者很少。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情况。

辛亥革命后青州驻防兵营的存在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推倒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当时清朝旧臣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清朝满族王公等商订了清朝皇帝宣统(即溥仪)退位后的优待皇室条款,容许宣统暂住北京故宫,每年拨给白银四百万两(以后改为四百万元,我的记忆如此,因手下没有参考材料,姑作此数)作皇室经费。宣统乃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退位。因此,青州驻防兵营在这笔皇室经费内,能按时拨到经费,得以维持,但已大不如前。这时,旗营官兵中的青壮年,间有出外谋点自由职业或做小商贩的,以补助生活(一九一八年我在青州模范高小学校读书时,体操教员吴顺卿先生,就是驻防兵营的一位小官)。遇有上级来点阅时,出外的人就回北城换上军服应点。至一九二四年冯玉祥驱逐宣统出宫后,他们的经费,更感困难。在这段时间内,地方官常借助驻防营的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因而请准省方准予在地方赋税附加款内,拨给一定数目的补助费(一九二二年我在益都地方财政管理处工作时,即经手拨发过这笔补助费),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是在经济方面的情况。在政治方面,也有它存在的原因。自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以来,历任山东军政大员,武官如都督周自齐、靳云鹏,督军张怀芝、张树元、田中玉、郑士琦等;文官如民政长(即省长)田文烈、蔡儒楷,省长孙发绪、沈铭昌、屈映光、齐耀琳、韩国钧、熊秉琦等,都是清朝旧臣或间接与清朝有关系,对清朝封建皇帝还有所崇拜。尤其田中玉,在他当营长时,曾在益都驻防结婚,与北城的旗营官员往来很密切(田中玉结婚时,石愚山先生的父亲曾为田主办喜事)。因此,对这支清朝皇族武装,多予以照顾,这是旗兵所以能原封未动存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此外,与益都的官僚地主大绅士祁锡璋(字奉臣,曾当过河南登封县知县)也有关系。祁是满族人,居住南城察院巷,与本县士绅房来鹤、陈丹书两家非常要好。辛亥革命后,地方上分国民党共和党两派,国民党声势较大,房、陈两绅都是当时的国民党人,因此,祁锡璋也附和国民党,他为了保存这支旗兵武力,联络房、陈等地方绅士使历任益都县长与北城驻防营都发生联系,而房、陈两绅与祁本人亦借驻防营这支武力以自重。这样官绅彼此利用,所以辛亥革命后,地方上对这支皇族武装不但未予编遣,反而增加赋税维持他们。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和封建势力的顽强性。由于这支旗兵的存在,以后给益都地方人民带来了无数的灾难。

张宗昌改编旗兵团及其使用

一九二五年山东督军郑士琦去职,张宗昌继郑为山东军务督办。这时青州驻防营的副都统是吴延年。突然张宗昌要传见他,吴得信非常恐慌,他知道张宗昌是见军队就抓的,认为这一次旗营大概保不住了。于是便找祁锡璋为之策划,祁叫吴到济南后,先往见当时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副议长陈鸾书(宋与陈都是益都人),请其向张宗昌说情,不要把旗兵全部拿走,留一部分维持地方(我当时在省议会工作,住在陈鸾书公馆,吴往见陈,所以我知道此事)。迨吴延年见到张宗昌时,出乎意料之外的,张对吴很客气,不但不要走吴的军队,而且还要吴把青州驻防营旗兵改编为旗兵团,并委吴延年为团长,全团官兵由吴在旗营内自行选拔报委,张不派人参加,粮饷服装,按张的部队同等待遇。吴当时对张非常感激,极口称谢。

吴延年接受了张宗昌委的旗兵团团长后,即回益都进行改编。青州旗兵驻防营的名额原来是二千四百多人,多年来因人口繁殖,当不止此数。但是自辛亥革命以后,经费不足,兵员逐减,青壮年又多外出谋生,当时实际上官兵只有一千人左右。按编制一团三营,一营三连,团部另有直属的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共十一个连,每连按一百一十六人计算,除团部外,应有一千二百七十六人。吴当时把直属机枪连、迫击炮连都并入营连数内(九个连报十一个连),成立了三个营。第一营营长汪季五(吴延年的妻弟),第二营营长李焕章(是张宗昌的旧部),第三营营长李振西。至于武器装备,由于清朝末年训练新军,对青州驻防营的枪械装备都比较充足,编成三个营是足够用的。这个旗兵团虽然名义上由张宗昌改编了,实际上不但全团官兵是青一色的满汉旗人,即教育训练等等张宗昌也概未过问,他们仍然保持着皇旗武装的本色。

一九二八年春,北伐军进至鲁南,张宗昌调旗兵团第一营营长汪季五,第二营营长李焕章率两营官兵参加前线作战,两个营全部被击溃。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张宗昌离济北逃,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侵略军炮击济南造成了“五三”惨案,五月十一日日军占据济南,向蒋介石提出了胶济铁路沿线三十华里内,不准驻中国政府军政人员的条件,山东省政府跑到了泰安。这时吴延年的旗兵团团部和李振西的第三营官兵,仍驻在青州北城。北城距胶济铁路益都车站不过半华里,当在日军范围之内,吴延年这个清朝皇族武装的代表人物,很自然的就率领官兵投靠了益都车站的日本侵略军,当上了汉奸队。

旗兵团奸匪火并骚扰地方

吴延年投靠日军后,在青州一带非常活跃。尔时这个旗兵团虽然只剩有一个营的兵力,可是在第一第二两营调出时,吴将好枪好炮全部留下,把破旧的给一、二两营带走。因此枪械精良,有机关枪、迫击炮,在青州地区算是比较有力的部队,所以,在当时成了这个地区各方面争着拉拢的对象。吴为人极圆滑,八面玲珑,他一方面投靠日本侵略军,联络益都县维持会会长汉奸田义亭,因而田义亭请吴延年率兵驻在南城官街,以便狼狈为奸,压榨人民,共同给日本侵略军效力;另一方面,吴延年又对泰安山东省政府发表的益都县县长李郁庭暗送秋波。李郁庭名为益都县长,却不能住在益都,因日军对蒋介石提有胶济铁路沿线三十华里内不准驻中国军政人员的条款,所以,李郁庭的益都县政府设在益都县的闵家庄。李郁庭也想拉拢吴延年作他的武装力量,吴对李极力敷衍,并送给李郁庭高级狐嗉皮袍一件,表示亲近。与此同时,有个张宗昌的济南城防司令朱泮藻(字子芹,山东寿光县人,曾干过张怀芝时代的山东督军公署的参谋长,北洋军阀将军府的将军,烟台镇守使等职务),在张宗昌逃跑后,带领着残兵三百余人,回到寿光县,当了汉奸队,在日本侵略军的卵翼下,也想霸占一块地方,鱼肉人民,于是就亲身到益都,拉拢吴延年进行合作。还有一个老共和党政客周树标(山东安丘县人,曾干过东昌道尹),也想利用吴延年拉起一杆子伪军,为害地方。吴延年一一答应,各方面都拉上关系,宛如娼妓卖笑,来者不拒。

在这种敌伪军混乱情况下,由于吴延年这部分旗兵团的作祟,益都地方上掀起了一场汉奸队和土匪互相火并的斗争。当时情况是:吴延年的旗兵,驻在南城内的西部;汉奸警备队队长刘振标率县警备队驻在南城内的北部;民团团长薛德周、冀春田率乡村民团驻在南城内的东部。吴、薛两方比较接近,吴的野心大,想借薛并刘,拟解决刘振标,火并警备队。因此吴乃借给民团迫击炮数门,准备战斗。刘振标也感觉到吴、薛对他的压力很大,于是就勾结临朐县土匪窦宝璋(临朐县人,济南武术传习所毕业,家里是地主,因土匪绑架了他家里的人,赎票花了很多钱,窦宝璋就自己拉起一部分人干土匪。)并于一九二八年秋,把窦宝璋的人秘密集结在益都北关作为伏兵,某日,薛德周、冀春田乘汽车经过北关镇武庙街由东向南的拐角时,窦的伏兵把薛、冀两人击毙在汽车上,乘势冲进城内,会同刘振标的警备队向民团发动攻击,双方在城内卫街开火。这时民团已无首领,抵抗不住,由东门撤出,散归乡村。吴延年当时见薛、冀被杀,便按兵不动,迨至民团败撤,他怕刘振标对他不利,就率所部旗兵,悄悄地由西门退出,绕道撤回北城。这时窦宝璋的土匪队伍占据了整个南城,而刘振标的警备队也得听他指挥了,地方维持会更是唯命是从。窦宝璋成了当时南城的军政首脑。窦匪部下强占民女者,无日无之,城内居民,受害严重。

吴延年率旗兵退回北城后,适朱泮藻的残部三百多人由刘复斋带领,也来到北城。朱泮藻想说服窦宝璋,同吴延年一齐归他节制,扩大编师,朱乃只身到南城见窦,结果被窦扣留。朱部刘复斋为了营救朱泮藻,乃率敢死队数人,到南城见窦宝璋诈降。当时窦驻城内中所营街甲种农业学校,与刘见面后,看刘等神情不对,数语即离去。使李有经(字昔吾,益都人,曾干过益都县劝学所所长,当时的豪绅,是窦宝璋的幕后参谋长)、田义亭,代表他出来谈话。刘等数人即出枪挟持李、田两人闯出窦部,叫开北门,迳至车站日本军部。由日军通知窦宝璋,送朱泮藻到车站,换回李、田两人。李有经是窦宝璋的灵魂,田义亭是益都维持会长,又有日军出面主持,窦不敢不依议照办,于是双方就演了一出走马换将。

朱泮藻被窦放回北城后,羞怒难忍,即与吴延年计议进攻南城,火并窦部。吴延年垂涎窦部的匣枪多,就同意进行。这时又有应朱泮藻邀请而来的诸(城)安(丘)一带的土匪,号称飞虎队,首领名叫张来有,自称有一万多人,其实只有一百多人。至此,一方是朱、吴、张三股会合的汉奸和土匪,一方是土匪窦宝璋与汉奸刘振标,便展开了狗咬狗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旧历除夕拂晓,朱、吴、张分三路向南城进攻,朱为主力攻北门,张为左翼攻东门,吴为右翼攻西门。主攻方向是北门,由朱部刘复斋率领三百多人进攻,自北关大街向南打。窦宝璋部在北关大街死力抵抗,刘部死伤惨重,迨攻至北门大桥南头,窦部进城关了城门,刘部无法攻入,相持在北门口。左翼张来有率他的飞虎队攻东门,窦部出城迎战,将张部击溃,张来有率众狼狈而逃,不知去向。这时是上午九时左右。右翼吴延年的旗兵进攻西门,在西门外府城隍庙高地设了机枪和迫击炮阵地(据说是枪炮临时发生故障,无法发射),窦部绕出西门迎战,旗兵见了即退回北城,也是在上午九点多钟。左右两翼张、吴两路在东西两门都败退,朱部刘复斋在北门口坚持到正午,知两翼都退,也退下来。这时窦部由北门冲出,与东西两门出击的窦部三面攻刘部。刘复斋受伤退回北城。当窦部正在尾追之际,车站的日本侵略军出来进行调停,提出以车辕门土城(唐宋时代旧青州府城基,在南城与北城之间的一段旧城门基地)为界,朱、吴两部在土城以北,不准过土城以南;窦部不能到土城以北。否则,日军以武力制止。当时窦宝璋明知日军是袒护朱、吴部,但不敢不暂时停止追击。这是除夕当天的情况。这些汉奸土匪互相火并,闹的当地人民不但不能过春节,而且受到一些无辜伤亡,叫苦连天。

旗兵团的残余彻底消灭

一九二九年旧历正月初一日,朱泮藻见事不成,率刘复斋等残部退往铁路以北,旋即他去。吴延年的部下营长李振西等,对吴这次举动非常不满,吴平素又专制骄横,不得人心,于是李在旗兵内部酝酿倒吴。吴见势不妙,当时一面收拾细软,一面用电话向车站日军求救。日军即派兵一小队,给吴运取细软行李,并保护吴同眷属逃躲在益都车站日军军部。旗兵团推举代表到车站见吴,请吴回北城。日军阻止不准见吴面。吴乃与眷属在日军保护下乘车去青岛。

这时旗绅祁锡璋由南城至北城,想给窦、吴两人作调解,见吴已去,乃返南城。北城内部顿时混乱起来,日军又派兵一小队在北城东门和南门城上站岗维持。

窦宝璋派有一部分兵驻在北城附近的东店子庄,知北城内部混乱,有几个窦兵爬上北城城墙,由于日军开枪打死了两名窦兵,窦部乃借此包围了北城。日军见窦部围城,遂即撤走,窦部即冲进北城,将旗兵团残留的部队枪械全部缴收,把少数愿意当兵的旗人,分编入窦部,带回南城。至此,张宗昌的吴延年旗兵团始告消灭。清朝这支皇族武装才算不存在了。

一九二九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汉奸马良,因与窦宝璋有师生之谊(马良是武术传习所校长,窦宝璋是学生),想收编窦部,因条件不合窦的要求,窦不从。马良派兵攻破南城,窦部亦归于消灭。加入窦部的原旗兵团少数残余分子,至此也被彻底消灭了。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回济南时,地方人民控告吴延年投敌。当时吴在青岛,闻知后很害怕,被一个骗子伪称可以替他和解,骗去大宗财物。结果仍被逮捕解至济南,后经使行贿赂,始得开释。此后便到东北投了伪满洲国,伪满傀儡皇帝溥仪授他以高官。不久,吴到澡塘洗澡,被人杀死在澡塘内。

吴延年,按满族冠汉姓的习惯,吴是他家的共姓,延年虽是名字,而延字又是他个人的姓。所以当时一般人称呼他为“延都统”,他的部下称他“延大人”。吴延年,字寿卿,朋友称呼他“延寿卿”,他写信自称“延年”,不冠吴姓。这是当时满族冠汉姓的情况,为了将来易于考查,附记于此。

结束语

我是益都南城人,一九二三年以前在益都地方财政管理处工作时和以后在济南山东省议会工作时,与吴延年有数面之识。对旗兵驻防营在地方赋税附加款内拨给补助费事,曾亲自办发过。吴的编团情况,知其梗概,不知其详。此次为了彻底弄清旗兵团前后经过情形,经拜访青州同乡赵东甫先生(现年八十一岁,原寿光县人)、姚炳臣先生(现年八十岁,益都南城人)、张六桥先生(现年六十六岁,益都北城人)、石愚山先生(现年七十岁,益都北城人)等,承多方指教,尤其石先生事多亲身经见,指示甚详尽。使这段历史事迹,真实地记录下来,附此致谢。

关于青州驻防兵营的粮饷待遇问题,曾参照“广东文史资料”第十四辑一百七十二页“广州满汉旗人和八旗军队”一文中的数字,有所补正,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