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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七月底,进攻豫鄂解放区的战事刚刚告一段落,部队尚未得到喘息,刘峙急于邀功取宠,不顾三伏炎热、溽暑熏蒸,便命令孙震所指挥的部队,立即掉回头来,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地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

当时,整编第四十一师的位置在河南的浙川和湖北的陨阳、陨西一带,整编第四十七师的位置在陕西的商县、商南一带,整编第三师的位置在陕西山阳一带。刘峙严令各部队,立刻各由现地出发,徒步行军,各取捷径,分别向陇海路上的灵宝和京汉路上的许昌前进,然后以旅为单位用火车输送到豫北的阳武(现原阳县、下同)、封丘地区集结待命。

整编第一二二旅,当时的位置在浙川,接到命令之后,于八月一日出发,经内乡、镇平、南阳、方城、叶县、襄城、徒步行军走了半个月才到许昌。以后乘火车北上,八月十九日全旅到达阳武县。第五绥靖区司令部和整编第四十七师师部已经先期到达阳武,但部队要算是第一二二旅到达的最早。第一二七旅于八月二十一日到达,其他各师、旅还都没有来到。

就在这个当儿,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约一个纵队(相当于国民党军的一个军或一个整编师),突在豫东出现,占领了开封以东一百一十里的兰封城和距开封仅六、七十里的曲兴集与罗王车站,切断了豫东铁路线和公路线的交通运输,威胁着开封,震撼了郑州。刘峙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不待后续主力部队的到达,急急忙忙地命令孙震:即以整编第四十七师师长陈鼎勋指挥其所部的第一二七旅和整编第四十一师的第一二二旅,立即由阳武出动,进击曲兴集和兰封城的解放军;同时,又命令在开封的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迅速“收复”罗王车站,以解除对开封的威胁,并恢复豫东铁路线和公路线的交通运输。孙震为了避免部队打破建制、指挥系统陷于混乱,为了避免逐次使用兵力、遭受各个击破的危险,曾经一再要求:等待三个整编师全部到达阳武、封丘之后,再行出动,必不得已,至少亦须有一个不打破建制的整编师才能出动。但急得象热锅上蚂蚁的刘峙,坚持己见,不允孙震所请。于是,整编第四十七师师部和第一二二、一二七两个旅,遂即匆匆忙忙地由阳武出发,连粮秣弹药都未得充分的补给。

整编第一二二旅于八月二十二日出发,当天进至阳武东南约七、八十里的荆隆宫。二十三日拂晓,由陈桥驿渡过当时的黄河故道(一九三八年花园口决堤,黄河经贾鲁河注入淮河而入海,一九四七年花园口堵口后,黄河才恢复故道)。上午九时顷,即对曲兴集展开攻击。

曲兴集是一个有寨墙、濠沟的据点,周围约四、五里,有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约一个旅的兵力据守着(其部队番号和部队长姓名均已忘记),战斗力很强,弹药也很充足。担任主攻的第一二二旅的第三六四团,几度猛扑均被击退,嗣后又把第一二二旅的第三六六团增加上去,并力突击,始于下午四时左右夺取了曲兴集。据守曲兴集的解放军向兰封方向引退。这一个小小战役,第一二二旅伤亡副营长以下官长士兵共四百多人。第一二七旅在这一仗中没有使用着。

在进攻曲兴集的同时,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也对罗王车站展开攻击。那里的解放军差不多和曲兴集的解放军同时向兰封转移。

八月二十四日,两个旅继续向兰封前进。并由第一二七旅担任主攻。当进至兰封附近前哨略一接触之后,城内城外的解放军即全部主动地向考城方向转移。这很明显,解放军之所以不在曲兴集和罗王车站坚决抵抗,不在兰封展开战斗,正是为了诱敌深入,使孙震指挥的这一支国民党军,乖乖地钻进刘邓大军在菏泽、定陶一带早已摆好的口袋阵。

这时,豫东的铁路、公路已经恢复交通,解放军对开封的威胁暂时解除,同时还须等待主力部队——第四十一和第三两个整编师的到达,因此,整编第四十七师师部和第一二七、一二二两个旅,在八月二十五、二十六两天都在兰封停止未动。

整编第四十七师对由兰封向考城方向引退的解放军,没有追击。解放军误以为他们不上圈套,为了将他们引入口袋阵,原由兰封向考城方向转移的约两个旅的部队,又突然于八月二十七日反攻兰封,在兰封城东关外和城东南角、东北角附近各村庄激战了一整天。但在入暮后,又主动地向东北——考城方向转移。次日(二十八),陈鼎勋即命第一二七旅,循着解放军的去路,进至兰封东北约八、九十里的红庙集。解放军则以不即不离的态势随时以小部队与这个旅保持接触。

八月底,整编第四十一师到达长垣、东明,整编第三师到达考城。此时,伪郑州绥靖公署亦已侦知刘邓大军主力约七、八个纵队摆在鲁西菏泽、定陶、曹县一带地区,其重点似在菏泽。那时,蒋军还没有和解放军的精锐部队刘邓大军较量过,还没有吃过大亏,把对方估计过低,认为以刘汝明、孙震两部五个整编师的兵力,来解决刘邓大军,游刃有余。于是,刘峙在八月底下令,以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辖第五十五、六十八两个整编师)向曹县进攻,以第五绥靖区孙震部向菏泽、定陶进攻。

上文已经说过,孙震所属的基本部队——第二十二集团军是由四川军阀部队组成的,在国民党军里边属于杂牌部队,一贯受歧视、受排斥,装备很差,战斗力很薄弱。但,临时拨归孙震指挥的整编第三师则不然,它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是“中央军”里面的王牌之一,一向属于何应钦系统。其师长赵锡田,不仅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和刘峙有师生之谊,而且是顾祝同的外甥,当然也是何应钦系的红人,他的父亲赵启騄,又是刘峙、顾祝同的老同学、老同事,先后给刘、顾当过参谋长。因此,赵锡田在刘峙、顾祝同的幈幪下,真是炙手可热,红得发紫。根本没有把指挥他的顶头上司孙震看在眼里,自从一九四六年一月拨归孙震指挥以来,不仅人事、经理完全自主处理或直接与“中央”联系,连训练、作战也经常独断专行,很少向孙震请示、报告,对孙震所下的命令、指示,高兴听时就听,不高兴听时就置之不理。孙震对于赵锡田这种傲慢跋扈的态度,口虽不言,而心中却十分不满,甚至非常愤恨。然而此时又为什么拨归一个杂牌部队的孙震指挥呢?这是刘峙、顾祝同为了培植、提拔赵锡田之故,他们企图伺机以赵锡田取孙震的第五绥靖区司令官职位而代之。整编第三师的武器装备本来已经很好,而刘峙为了使赵锡田能在这次进犯鲁西解放区的战役中露一手,以便有理由提拔他,却又额外配属给它一个野炮营和一个战车连,以加强它的战力,并直接指示孙震:以整编第三师为进犯鲁西解放区的主力,担任对菏泽的攻取。

赵锡田的为人,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他不仅没有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而且把友军也看得一钱不值。他到达考城时,县长(姓名忘记)请他吃饭,他在席上大言不惭、十分狂妄地说:“我带着我的这个整编第三师,单独行动,可以顺利地一直打到天津;若和友军(指孙震部的川军)一道行动,反而碍手碍脚,受其累赘。”(这是后来——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我退到考城时,那位县长亲口对我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