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佛缘，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城南刘家店子村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祖父刘策先曾任清朝湖北省巡抚，家有良田数十顷，庄园多处，是沂水县有名的大地主。
父亲虽生于仕宦之家，但他系庶出。在封建社会里，侧室之子是没有地位的，常受人奚落、歧视，因而他对封建家族制度很有反感。幼年在家读私塾，二十岁那年来济南求学。在此期间，受了当时一些进步人士的影响，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冲破家庭的阻拦，东渡日本，先补习了日语，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求学期间，他认识了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了同盟会。孙先生曾赠给他一支日本手枪，他极为珍爱，经常带在身边。一面进行革命活动，一面读书学习，除去读了一些有关法律、政治的书籍以外，还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及《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这对他的思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日本不久，就剪掉了清政府视为驯服象征的辫子（那时，谁若剪了辫子，就是造反，就是大逆不道）。每年暑假，他以归省老母为名，回国进行革命活动。还常到沂水县城的学校里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沂水城里瑞麟小学的师生，在辛亥之后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积极力量，这和他当时的鼓动是分不开的。他能言善辩，言辞富于煽动力，宣传对象，不分男女老幼，活动场所不拘学堂或集市，据说后来被官府察觉，正要下令捉拿，幸有人透露，遂潜逃日本。
辛亥以后，他从日本回到济南，担任法政专科学堂的教师、山东省议会议员，后来执行律师业务。他经常利用省议会的合法地位，对北洋军阀的卖国求荣、热衷内战的行为，痛加抨击。并借律师的身份，在法庭上千方百计地为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辩理。为此，常遭到反动当局的监视。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这次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代替清朝封建统治而起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打倒了一个清朝皇帝，又起来了许多土皇帝，他们独霸一方，各自为政，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时爱国人士无不为此而忧伤，父亲对此也极为愤慨。他一方面惋惜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军阀吞食，另一方面羡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家中经常说：“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合理的社会，将来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展的重要关头，背叛了孙中山的遗教，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国民党分化为左右两派。这时父亲坚决站在左派一边，忠于孙中山革命思想，曾潜赴武汉与邓演达联系，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邓旋即去欧，尔后蒋介石疯狂屠杀进步人士，白色恐怖愈演愈烈。革命转入低潮。当时山东方面，空气也非常紧张，由于受到白色恐怖的压力，父亲离开济南，隐匿故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久平、津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济南失守，战火燃烧到山东各地。
面对日寇的大举入侵，父亲忧国忧民，再也抑制不住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坚决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抗日主张，在八路军还未开到沂蒙山区之前，就把家乡的民团组织成近二百人的抗日游击队。为了阻敌南下，他带领游击队在沂河两岸拆桥破路，锄奸反特，到处牵制敌人，保卫家乡，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他这种毁家纾难的抗日行动，得到广大人民的赞许和支持，但也遭到当地土豪劣绅的咒骂。本村的许多地主诬蔑他是“疯子”，是“败家子”，说他“凭着好日子不过，一心想当土八路”等等。国民党五十七军乘机派员来请，企图招纳，他严词拒绝。国民党恼羞成怒，勾结了刘家店子的土匪刘恩包的反动武装，搞突然袭击。在一个深夜里，包围了我家住宅，抢走了游击队近二百人的武器，并抢去了老人家珍藏多年的、孙中山先生赠予他的手枪。
在这沉痛的打击下，他老人家并没有退缩和气馁，相反，他更坚强了，他和这批民族败类、国民党爪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再次变卖了自己的田宅，购置枪支、弹药。把自己的家属、亲友、邻居，全部组织起来，男子到连队，妇女管后勤，很快又建立起二百余人的抗日队伍。这次他一方面率部在沂蒙山区与日寇、汉奸继续周旋，另一方面则向共产党驻沂人员汇报敌情。另外，为了取得友军的配合，壮大声势，更有力地打击敌伪，又和我省其它各县的抗日爱国人士，如李澄之、梁竹航、耿光波等同志取得联系，并和他们的队伍共同组成抗敌自卫军。父亲的这支队伍编为一个营，他担任副营长。后来又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
这时，组织上考虑到他年迈体弱，决定让他转入后方工作，担任山东省参议会驻会议员、沂南县参议员，从事统战和地方工作。他经常做公开演讲，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解马列主义原理及毛主席的战略与策略。
他拥护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我县土改之前，他就将购买枪支、弹药所剩的田产，交给佃户，让土地还家，用以鼓舞群众，积极抗战。此外，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贫农出身的农救会长，把十几岁的孙子、孙女，全部送到革命阵营。他的革命事迹，在抗战期间，《大众日报》曾作过介绍。
一九四一年冬，日寇集结五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到处搞“三光”政策。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一天他和警卫员刘永勤同志向沂东县转移，在途中不慎，被汉奸队包围，捕获。当敌人认出他就是刘佛缘时，要枪毙他，他沉着镇静，怒斥匪徒，气愤地扒开胸膛，迎着枪口，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英雄气概。汉奸们扬言，交上伪币三千万元，就可释放。后来，在党组织和群众的营救下，终于脱险。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他紧跟共产党，在困难的年月，与同志们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加土改，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后来随军转移到渤海地区。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他担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沂南县人民代表。这时他虽然年逾花甲，还经常下乡走访群众，听取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关心人民的疾苦。多次带病赴省会济南出席会议。对政府工作，政协统战工作，沂南县的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父亲在生活方面十分简朴，从来不搞特殊化。在战争年代，组织上让他骑马，他总是坚持步行；领导上批准他吃小灶，他和大家一起吃煎饼；细布不穿，穿土布；纸烟不吸，吸旱烟。他的衣着完全象个老农民。看他的打扮，很难想象他当年曾是一个穿西装革履的日本留学生。
父亲为真理，为民族解放，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至今虽已二十多年，回忆起来仍引起我们无限的敬意和悼念。
济南名胜古迹题字考（一）
唐景春
大明湖：正门牌坊上“大明湖”三个大字，是明代于书佃书。南岸“遐园”二字篆刻，为清代宣统元年湖南湘潭罗正均书。“历下亭”金字大匾，是清代乾隆写的；亭西南门两侧唐代大诗人杜甫诗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为清代道州人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书。诗联“杨柳春风万方乐极，芙蕖秋月一片大明”是解放后郭沫若同志题的。小沧浪亭上有清代阮元写的匾额。刘凤诰作“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之对联，是书法家铁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