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说，由于冯先生没有摆脱农民的保守性，加之他的倔强性格，以及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他所走的道路是非常曲折和坎坷的，他不可避免地要犯政治上的大小错误。但是，冯先生的主观愿望是爱国的，也是要革命的。所以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是自觉地和不自觉地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的。

应该说，对于反封建帝制，冯先生是积极的和一贯的。他在“帝都近畿”的滦州，发动起义，对威胁动摇清皇朝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讨伐张勋复辟一役，也起了较大的作用。驱逐溥仪出宫，是冯先生排除重重困难，一手搞成的，最后清除了在中华民国首都残存的一个小朝廷的怪现象。

关于反对新旧军阀，从内部削弱瓦解北洋军阀集团，加速直系军阀的崩溃，冯先生几乎是关键性的人物。而各次倒蒋活动，冯先生或暗中支援，或直接反抗，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蒋介石，在客观上也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蒋记国民党无恶不作，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四大家族的大发国难财，文武官吏的贪污腐化，流氓特务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以及敲骨吸髓的苛捐杂税，已成为民国以来最野蛮、最反动的黑暗时代。这使冯先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集团的严重罪恶，国家民族的深重危机。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在中共和进步朋友的启发帮助下，他毅然投入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运动，态度日趋热烈明朗，开始了新的转变。

在掩护、营救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方面，冯先生是尽过他的心力的。更重要的是，冯先生和沈钧儒、黄炎培等响应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反对蒋介石阴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抢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这表现出冯先生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了一步。

关于反帝斗争，冯先生为维护国家尊严，严肃处理在中国内地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法行为，尤其是他没有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权益，在那个媚外恐外的时代，的确是难能而可贵的。而冯先生自一九二四年从北洋军阀集团中分化出来，建立国民军，这是标志着他转向革命的起点。在当时国民军控制的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张家口等地区，中共领导的北方地区群众运动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展开以后，国民军统治地区的群众运动也掀起了新的反帝高潮。因此，英、美、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策划，发生了日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的事件，引起了北京人民的愤慨，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示威。帝国主义指使段祺瑞反动政府加以武力镇压，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同时，英、美、日帝国主义又唆使其走狗奉直军阀，重新结合，发动了进攻国民军的战争。这是冯先生间接反抗英、美、日帝国主义的一次斗争。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北伐时国民军虽然首先攻入北京城，驻京各国公使团却向蒋介石公开表示：“我们欢迎你，但不欢迎国民军。”帝国主义如此不欢迎冯先生，更可说明冯先生反帝态度的坚决了。

在抗日战争中，冯先生坚持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立场是始终坚定不移的。自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五年，冯先生致蒋介石的电、信有一百九十余件（详见《蒋冯书简》，上海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一九四六年版），主要是关于必须抗日的问题和军事方面的建议，冯先生是尽了他的言责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冯先生常劝阻蒋介石不要对日妥协投降，是敢于直言不讳的。例如，武汉失守后，失败主义的悲观论调，广为传播，国民党内投降派的活动，亦甚嚣张，蒋介石的投降阴谋，正在秘密进行。值此时刻，冯先生即由桂林赴长沙见蒋介石，他先讲述了鲁肃劝孙权不可降曹操的故事后说：“这段故事可以用在今天了，你千万不要听那些汉奸的话。即使抗战失败，也对得起诸先烈，对得起中山先生。你千万不可动摇。”蒋介石照例敷衍地回答：“我不会动摇。”冯先生仍不放心，又讲了周瑜说服孙权，使孙决心抗曹，然后用宝剑砍桌子的故事。冯先生又说：“今天有许多汉奸乱出主意，你没有宝剑，我给你一把大刀，砍掉这桌子半边好不好？”蒋介石只得点头说好，要冯先生作一次广播讲话。冯先生就在当天晚上广播了他同蒋介石谈话的经过，他大声说道：“重庆有人（指汪精卫）主张投降，我已经对委员长讲明了，有人卖国，就杀他的头！”据说，汪精卫听到广播以后，就下决心逃跑了。

再说，冯先生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所受的教育，有几道关是不容易过的。他在治兵方面是崇拜曾国藩、胡林翼的，他很可能做清王朝的忠臣良将，然而他却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在北洋时代拥有数十万军队和数省地盘，已具备了做军阀的资格，然而他却要反帝反军阀，结果败退西北，又参加一九二六年的大革命。冯先生如肯俯首听命于蒋介石，为个人富贵，很可能稳坐国民党的第二把交椅，然而他却要反对蒋介石独裁，弄得丢了权位。抗日战争中及抗战胜利后，他可以跟桂系人物和阎锡山等一样，掉过头来与蒋介石同流合污，然而他却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呼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终于不得不离开祖国。冯先生之所以能够过了这许多严肃的政治考验关，主要由于他是一个爱国者。一九三七年，冯先生写了一首《献身》诗：

献身给国家，

不怕刀砍和枪杀。

献身给民族，

情愿粉身与碎骨。

民族生存，我方生存，

我身虽死，换得民族生存。

国家自由，我方自由，

我身虽死，换得国家自由。

几十年的事实证明，凡是祸国害民的事，冯先生是决不肯干的，而一时认不清形势，昧于个人的权利，迷失方向，也因为他有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故终能从痛苦的经验教训中觉醒过来，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不断前进，所以冯先生始终被公认为是一个杰出的爱国军人。

抗日战争结束后，冯先生看到蒋介石片面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片面撕毁中共和国民党双方停战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他更清楚的认识了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的真面目。同时，冯先生又发现他已被特务监视，家里的保姆被特务收买，他的英文教员王某也是个中统特务，深感到在国内没有活动自由，再也呆不下去了。冯先生和朋友们商量，认为出国非得有蒋介石的许可才行，也只有去美国蒋才有同意的可能，乃根据蒋曾要他负责黄河水利的前约，请求赴美考察水利工程。蒋介石之所以允许冯先生去美国，因为那时候美、蒋正阴谋反共打内战，而冯先生留在国内，这也反对，那也反对，蒋介石实在感到麻烦，于是便给冯先生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打发出国。这样，冯先生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由上海出国。很显然，冯先生是被迫出国的，这一逼迫，却使他更坚决地走上了光明的民主革命大道。

冯先生在美国公开的反蒋活动，开始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和平民主，斥责蒋介石捕杀进步教授、学生，剥夺人民自由的法西斯罪行。一九四七年十月，冯先生到纽约联合中共、民盟、国民党左派同志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建立“民革”美国总分会，确定以“反对美帝援助蒋介石”为中心任务，开展了广泛而积极的活动。如举行记者招待会，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和官员，到各大学、团体讲演，

到街头讲演，以及发表文章等，无情揭露蒋帮政府的贪污腐化、独裁专制等罪恶。并强烈指责美国援蒋打内战，就是直接间接杀害中国人民。

一九四八年一月，冯先生正式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完全断绝关系，跟国民党反动派划清了界限，并声明他是“民革”驻美国的代表。从此，他的革命立场更坚定，工作更积极了。冯先生以古稀之龄，各地奔走，他经常兴奋地说：“拚掉老命也是值得的”，表现了他对革命的热情和勇气。冯先生在美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的讲演是很有收获的。他身躯魁伟，声音洪亮，谈笑风生，极富吸引力和煽动性，很合美国人的胃口，因此每次讲演都受到热烈欢迎，博得了听众同情，产生了政治上的深远影响。如美国三十个大学、四百多位教授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政府援助蒋介石，基督教“美以美会”举行大会，做出决议电请杜鲁门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等，连美国前内政部长伊克司也说：“冯将军曾经多次出席大会演讲，而这些大会多半是我们美国人也在里面猛烈抨击我国对华的错误政策。”

特别要介绍的是，冯先生曾断然拒绝了当时美国政府的利诱和威胁。一个美国官员来拜访冯先生说：“小袁世凯（指蒋介石）贪污无能，中国民众是痛恨他的。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只要你们也反对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是愿意帮大忙的，钱和军火都不成问题。”冯先生回答：“孙中山先生亲手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中山先生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更改了这个，便是叛徒。”那美国官员再表示道：“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考虑，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并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冯先生严加驳斥道：“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是说，全国人民、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做什么。可没听见过，天视自美国人视，天听自美国人听。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确确实实的，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做这样事的人吗？”那个美国官员才自讨没趣的走了。从此以后，冯先生在美国的处境更艰难了，常常接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受到美国的顽固派周以德之流的恶毒攻击。冯先生为参加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乃决定离美回国，在返国途中，不幸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在黑海遇难。

冯先生遇难后，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民革”中央的唁电中说道：“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不胜震悼。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又致冯夫人李德全的唁电云：“冯先生置身民主，功在国家。”盖棺定论，冯先生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