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两次隐居泰山，前后近四年，有许多人都写了他在泰山的情况。我不再赘述。有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记于此，并由此可见冯先生性格之一斑。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蒋介石电邀冯先生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共商什么“党国要策”。当时，冯先生的左右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去，一派主张不去。我是反对冯先生去南京的。我对他说：“从现在形势看，蒋介石虽然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的压力下，表示一点抗日的姿态，但他决不会改变假抗日真投降的政策。因此，如果你去南京，就无异宣告我们放弃了一贯的抗日主张，与蒋沆瀣一气。要是为求得一官半职，而替蒋介石分担卖国的责任，那在政治上的损失，将是无可补偿的。相反，如果你不去南京，以在野的身份，致力于抗战救亡工作，及时揭露蒋的卖国阴谋，只要脚跟站稳，不愁没有报国的机会。”冯先生赞同我的意见，即命我起草复电，提出开放党禁、解放言论、大赦政治犯、起用抗日将领、训练抗日军队等建议，并说：“如你采纳施行，个人行止，只求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云云。

不几天，蒋介石又电冯先生速驾，对于抗日问题仍含糊其词。我坚主再电拒绝。冯先生又要我拟稿电复。不料我正在草拟电文之时，忽听得冯先生住的院内，人声嘈杂，出去一探询，冯先生的副官告诉我：“来迎先生的专车已经到车站了，先生就要动身了。”我乍一听不禁冒起火来，立刻跑到冯先生的房间问他：“你既要去南京，为什么还叫我拟电稿？”他有点难乎为情地低声慢气地回答说：“电报也要拟，南京也要去，我去那里是为了宣传抗日的。”我捺不住心头怒火，把桌子一拍，大声叫道：“你一生的失败，就在于一意孤行，到今天你还不能纳诤谏之言，恐怕将来要后悔莫及。”我说完话，即拂袖而出，他也就匆匆南下，做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实际上仍是蒋介石为了装点抗日门面，给冯先生的一个空名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