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我在莱阳乡师任教务主任，在党的影响和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团结了一批进步师生，把莱阳乡师办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校。鉴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富有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感的师生们，利用莱阳乡师这个教育阵地，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的抗日方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胶东一带的抗日工作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并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人才。虽然时间过去了四十余年，但我仍然十分怀念那所学校，并且感到有责任将这段经历写出来，供熟悉莱阳乡师的同志们参考。

一、我去莱阳乡师的经过

一九三〇年春夏之交，爆发了蒋、冯、阎之间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中原大战，战事连绵数月，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经济凋蔽。当时我在上海翻译《苏联革命新建设》、《政治经济学》等书，进行反“文化围剿”工作。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后，即于一九三〇年秋去北平。由于中原大战的关系，北平的政局很动乱，我一时找不到工作，精神较苦闷。恰巧我遇见北大的戴夏教授，同他谈起工作问题，对我甚表同情。他那时正在北大任教育系主任，思想倾向进步，我向他提出能否去北大工作，他未多加思考就表示赞同，还说了些恭维话：你是北大毕业生，又曾去苏联留学，若不嫌屈就，就来当名讲师吧。就这样我便去北大当了讲师。那时的所谓教育学，大多数都是贩卖外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套货色，或者是延续数千年的封建教育思想。我决心摈弃那些历史的糟粕，自编教材，题为“唯物主义与教育”。在这个总题目里，又增添了“苏联的革命斗争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等内容。开课后，甚受学生们的欢迎。那时的北大学术空气是很活跃的，上课是公开的，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去听课，正是因为这样，却出了个纰漏。那时的北平，被东北军所控制，有一次，东北军的侦缉队派了个侦探去听课，那人听完课后即向侦缉队的营长高鸿瑞报告，说北大有个叫王少文（我在北大上学时即用此名）的讲师，上课时净讲苏俄革命，煽动赤化，是个危险分子。恰巧那个高营长是我的老乡，私交不错，没有逐级报告我的情况，暂时搁下了。不几天，我正在宿舍休息，忽然听到由远及近的皮靴声和洋刀声，预感到要出事了。我出门一看，原来是高鸿瑞营长，便故意用不在乎口气主动打招呼：“大哥，你怎么来了？”高鸿瑞说：“我的侦探听了你的讲课，说你宣传赤化，怀疑你是共产党。我们是老世交，不便逮捕你，不过要请你注意了”。过了几日，他见我没有反映，又来找我，进一步拉拢说：“邵恩凯是我的同学，现在已当上北平宪兵司令了，我仍然当个营长，你可否帮助我做点工作”。我一下明白了他的用心，是想拖我下水。我当即表示：我不是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好人，你们不应该以反对什么赤化的名义到处捕人。而且我向来喜欢研究教育学，当今又是多事之秋，随遇而安吧。就这样我终于将那个高营长打发走了，但不久他又来找我，说宪兵司令邵恩凯请我吃饭，我大为吃惊，认为这个“鸿门宴”赴不得，便谢绝了。但这样一来，我感到在北平呆不住了。正在踌躇之际，适遇山东莱阳乡师的校长董凤宸专程到北平聘请教师。董是我中学时期的同学，互相间都很熟识，他邀我去莱阳乡师工作，正符合我急于离开北平的愿望。于是，一九三一年九月，我动身去了莱阳，担任了莱阳乡师的教务主任。

二、在党的影响下树立革命校风

我去莱阳乡师之初，有个名叫张冠吾的教师，是个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三青团全国七干事之一），曾经组织过无政府主义党。他利用学校的讲台贩卖巴枯宁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反动理论，攻击马列主义，诽谤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时把学校搅得乌烟瘴气。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学校办好，进步的师生们团结起来，迫使他离开了莱阳乡师。听说他离开莱阳后即投靠了蒋介石，跑到南京的一个反省院当所谓教授去了。

我担任了莱阳乡师的教务主任，还兼了两门课，即“农村经济”和“教育心理学”，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国民党教育部门印发的课本，但我揉合进一些革命内容，即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时的教育制度完全是旧式的一套，真正是“读死书”，“死读书”，禁锢了青年们的思想，加上前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许多同学虽然对社会不满和具有反抗精神，但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必须首先从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入手，而先进的思想不是自发形成，必须依赖于学习和灌输才能实现。为了做到这点，我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改革教学内容。除我在课堂上讲授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外，还团结了一批进步老师立志于教学的改革，象语文老师何其芳、王冶秋等，经常选用鲁迅的文章作教材，启发学生认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树立斗争的信心。音乐老师瞿亚先教学生大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大路歌》、《毕业歌》等，横扫了往日的靡靡之音，提高了大家的斗志。二是从外地征订进步书刊。如陶行知主办的《读书生活》，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永生》等书刊，计七十余种。开办了阅览室，让同学们有机会阅读进步书籍，不但增长了知识，而且开扩了视野，接受了先进思想。三是提倡学术讨论，并推广学习拉丁化新文字。每个班都办了墙报，成立了读书会，常常利用星期日以读书会的名义发起时事讨论会，讨论国家形势，收益甚大。由于在学校推广了拉丁化新文字，我曾动员学生用拉丁化新文字办墙报，使外行人无法看懂，借以在师生中宣传抗日，谴责当局的卖国行径。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教育界和绝大多数爱国青年是个很大的震动，许多人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我同进步老师一起引导学生们将爱国精神化为行动，并进而认识到，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唤起民众，于是大家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办墙报，写文章，还到附近农村宣传抗日，在师生中形成了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可喜局面。记得还请了位善于绘画的学生在学校的大墙上画了幅东北三省的地图，让大家不忘国耻。莱阳乡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能够坚持进行革命的思想教育，并继之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使师生们的进步思想形成一股巨流，向黑暗势力发起冲击，并对胶东一带的抗日活动有所推动。其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一些进步师生（包括我自己在内）曾受过党的教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马列主义的先进思想，归根结底是在党的影响下，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形成的这样一个局面。

三、利用社会的上层关系模糊敌人视线

我的经历是比较曲折的，也是较为特殊的。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发起国民会议运动，主张以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这一倡议得到国共两党的拥护。孙中山先生对全国和山东的形势很关心，当年十二月他北上到达天津时，曾接见了王尽美、王乐平、阎容德和我四人，以他个人名义委派我们四人为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并授予盖有孙文之印的委任状。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四人回山东后，遵循孙先生的意旨，在济南、青岛等地宣传国民会议的意义，认识了不少人。之后不久，即一九二五年秋，我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在那里结识了一大批同学。这些同学毕业回国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导致了国共分裂，许多人因政治立场不同，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其中不少人背叛了革命，跑到国民党政府里做了官，甚至爬上了高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同学虽然各属于不同的政治营垒，但仍保持着私人交往，这种关系是十分微妙的。我既然处在那个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便尽量利用这些关系，有意模糊敌人的视线，使当地的一些反动人物搞不清我的身份，不便轻易触犯我。在数年的时间里，莱阳乡师搞得那样火红，而仍然能够存在，除了依靠大多数进步师生这个群众基础外，而巧妙地利用社会的上层关系也是个重要因素。

训育主任董西亭，开始思想比较顽固，他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高晶斋推荐来的，而我和高晶斋是老同学，由于这层关系，董西亭不但不敢公开反对我，而且主动与我接近。后来我经常给他做工作，在个别交谈中讲述国内外形势，让他树立民族的大义，后来他的思想逐渐转变，倾向进步，并支持同学们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当时负责讲“公民”课，纯粹是陈旧的教条，我劝他改革教学内容，讲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他开始不愿意，我就帮他编写新教材，他照着讲了，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国民党全国童子军的总队长刘永尧也是我过去的同学，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私交还好，常有信件往来。许多人看到我经常有从南京来的信，就对我有些莫测高深之感，因此对我另眼相看，同时我也主动和当地的军政界名流拉关系。号称为“胶东王”的刘珍年实力甚强，他与韩复榘有矛盾，不听韩的调遣，独霸胶东。他的亲信旅长梁立柱，带兵驻莱阳。梁立柱有一次来找我，说是慕名而来，我就请他吃饭，交上了朋友，这样当地驻军一般不干涉学校事务。

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以视察为名，带着卫队来到莱阳乡师，一进校门就说这个学校赤化了，非整治一下不可。他召集全校师生讲话，并指名叫我参加，因我对何向有反感，拒绝参加开会。这下触怒了他，他十分气愤，扬言要撤我的职，我也作好了被撤职的思想准备，他后来慑于爱国舆论的压力，没有将我撤职。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因病逝世，我们决定召开纪念大会，借以宣传鲁迅先生敢于向恶势力战斗的精神并号召抗日。开会时贴出布告，请进步教师讲述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事迹，大造了一下声势。这样一来这所乡师的影响就更大了。未出一个月，“捕共队”的魔爪就伸到了莱阳。

四、敌人对莱阳乡师的严重破坏

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期间曾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九·一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抗战等。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我中央苏区红军在英勇地进行了五次反“围剿”后，被迫万里长征，胜利地到达了陕北。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八一宣言》，表明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严正立场，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这些全国性的历史事件，都对莱阳乡师的多数爱国师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同学们要求抗日的情绪日益高涨，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浪潮，有个别思想反动的人企图阻拦，已无济于事。如有个童子军教员叫杨辅亭，他令学生们听到蒋介石的名字就立正，同学们坚决拒绝，并怒斥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的卖国行径，使那个教员狼狈不堪。

爱国的师生们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宣传，决意进一步扩大抗日救亡活动。首先在较进步的学生中进行酝酿，他们提出要组织胶东地区中等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当征询我的意见时，我坚决予以支持。于是派出联络组，分数路到文登、烟台等地中等学校进行串联，约定于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到莱阳乡师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胶东地区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

当时正是大叛徒宋名实（鸣时）带领捕共队到处捕捉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时候，我们的行动被他们侦知，派到各地串联的学生有六人被他们捕捉。我也被通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离开莱阳，潜身去青岛，从此结束了在莱阳乡师的一段不平凡的生活。

后来我听说，那些被捕的学生都同敌人进行了英勇不屈和有理有节的斗争，敌人慑于爱国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他们释放。“七七”事变后，莱阳乡师的很多同学毅然奔赴延安，有的在当地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也出现了少数站到反革命立场上的坏人），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了我党担负相当职务的领导干部。一些进步老师象何其芳、戴百行等，在党的影响下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成了著名的作家、学者。莱阳乡师在党的影响和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为抗日救亡工作曾作出了一些贡献，造就了一批人才，我永远怀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