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山东省主席二次入鲁

日本在鲁北对于何思源的“扫荡”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到了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国民党在山东的局面，却日益困难起来。沈鸿烈和于学忠的矛盾，愈演愈烈，几有不能并存之势。沈准备到重庆去，于是召何思源返鲁南。何于一九四二年春末，带少数随从，轻装到寿光。稍停数日，即转赴鲁南。不久，沈鸿烈就到重庆去了。何思源也没有再回鲁北，行署等于撤销。牟中珩继沈任山东省主席，何任民政厅长，教育厅长由刘道元继任。

牟中珩任主席后，形势日益恶化，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张步云等都公开投敌。到了一九四三年秋天，于学忠和牟中珩已无法支持，不得不率领他们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和山东省政府，一起离开鲁南山区，向安徽阜阳撤退。从此国民党政府军政领导机构，便整个退出了山东。

何思源于一九四三年九月，随同山东省政府一起撤退到阜阳，不久，便经洛阳到西安，稍作勾留，于当年冬末，到了重庆。

何思源到达重庆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蒋介石，向他汇报山东的情况。他原是蒋介石直接安置在山东的，长期以来，对于他在山东的工作，蒋一直表示满意和信赖。这次远从敌占区归来，又是山东省政府的领导班子中，第一个去直接向他汇报的人员，所以他对何予以相当的礼遇，特设便宴招待他和林语堂在一起吃饭，并深致慰勉。

一九四四年初，蒋介石曾派何去昆明“西南联大”，了解大后方教育界情况；事后不久，又派他和汤恩伯再次去昆明，观察美国对蒋军的装备和训练情况。这时，他虽身在大后方，但思想上却主要在考虑如何重返山东。牟中珩的山东省主席主要是以于学忠的军事力量为背景。于学忠既然已退出山东，牟中珩自然已失去了唯一的凭藉。他蜷伏阜阳一隅，已失去任何作用。他又不肯去重庆见蒋介石，蒋对此很不满，所以更换山东省主席已属无可避免。对于继任人选，蒋介石自然已在考虑之中。

自一九四三年以来，世界整个战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在欧洲，意大利法西斯已首先覆灭；希特勒德国，无论在欧洲、非洲各战场，都节节败退，遭受严重打击，已面临总崩溃的前夜；美国在太平洋上逐岛进攻，日海军已被歼灭，空军根本不敢接战，陆军虽在拚命抵抗，但大势已去，最后覆灭的命运，已无可避免。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已经看得明明白白。正是由于整个世界战局的这种明显的变化，蒋介石想的是将来怎样抢夺胜利果实的问题。因之，如何抢在日本投降之先进入山东，便成为国民党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在山东已一无所有，省境内已无国民党正规军的一兵一卒。虽然在各地还有一些国民党系游击队，但在整个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已大都以各种不同方式，或明或暗地投靠敌伪，以图自存。而且自省府撤走以后，形势还仍在继续恶化下去，主要是士气涣散，信心丧失。当时在国民党阵营中，都把山东看作是水深火热之地，凡有条件能够走的，都在纷纷离去，就是连平日最乐观的人，这时也看不出国民党对于山东还会有什么回天转地的办法，以挽救这种既败之局。若日本一旦宣布投降，山东将完全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所以国民党政府若想争夺山东，就必须在日本投降前派人进来，起码在山东争取到一定的地盘才可以在胜利后，对山东问题有发言权。

但当时的山东，共产党、八路军和敌占区人民，已筑成铜墙铁壁，就是国民党有几万大军，也无法进来；就是进来，也无法站稳，无法立足。于学忠盘踞鲁南山区数年，终于不得不全部撤走；李仙洲提师数万，曾一度到达鲁西南微山湖以西地区，但一受到打击，便不得不徘徊瞻顾，逡巡而去。所以那时国民党对山东无法用兵，只能派一个在山东有影响，能起作用的人，不惊动日本人，不惊动共产党，秘密潜入，掌握起一些士气虽已低落、人心涣散、但还有一定数量的游击队。等待日本一旦投降，可以利用这一部分力量，抢占敌伪占区，建立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利用国民党正在执政的有利地位，可以从敌伪手中接管一切。这就是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在争夺山东的道路上，唯一可行的途径。要找一个能够担当这样一种特殊任务的人，在当时来说，何思源是比较适当的。抗日战争前，他在山东当了十年教育厅长，抗日军兴，他又一直在山东打游击，鲁北地区所有国民党系游击队头头，差不多都和他有过直接联系，所以他不但熟悉这地方，而且熟悉这地方的人事。

何应钦推荐何思源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把要他在日本投降前进入山东的计划，作成书面报告，向蒋介石提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一天，蒋介石为此特别召见何思源，谈山东问题。何携带预先准备好的山东形势地图，及有关山东地方保安部队兵力、位置等材料，去见蒋介石，作了详细汇报。蒋把何应钦推荐他去山东的报告给他看，于是就这样决定了他取代牟中珩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并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又兼青岛市长及市党部主任委员。

当时山东情况特殊，用何种具体办法才能进来，也很费研究。蒋介石和他的空军司令周至柔曾建议他学跳伞，用飞机在山东特定地点，跳伞着陆。但这在何思源确是一个难题，他没有接受。又曾设想在山东沿海秘密登陆，但经过考虑，也以为这一办法很无把握，所以未敢轻于采用。最后还是决定先到阜阳，再由阜阳设法陆路入鲁，比较稳妥。

何先乘飞机到宝鸡，然后经西安、蓝田、龙驹寨、南阳等地，由漯河附近的狼牙山过铁路，到了一九四五年春节，总算到达阜阳。重庆为了他途中的安全，对他出任山东省主席一事，未公开发表。他随身携有行政院的决议，及行政院长的命令，并有胡宗南派兵一连护送。但牟中珩直至广播发表，才交代了主管职务。

何思源于一九四五年六月自阜阳出发，先到界首，经河南商丘，到达鲁西南曹县之蒙清寺。这时他的随从人员只有省府职员祝廷琳和副官许希亭。到曹县后见到李同伟，李原为省府秘书处的科长，这时适在曹县，当时何需要一位秘书，于是李同伟便一路随行，担任了这一工作。在蒙清寺召见了几个县长、专员，公开作出北上济宁一带的姿态，而实际，他们很机密地遄返商丘，利用何柱国介绍给他的一种关系作掩护，化装乘火车经徐州去济南，在济南秘密住了一夜。他的随行人员李同伟、祝廷琳、许希亭等，于次日早晨，着伪军服，从济南乘火车去昌乐。何思源本人则绕道济南以东的黄台车站，乘另一列火车去昌乐。到达昌乐的日期和时间，早以派人通知了驻在寿光的第十四区专员兼保安第三师师长张景月。张派其专署秘书主任丁岚生在车站迎接。昌乐车站并无日军，只有张天佐的一个连驻扎，故可出入无阻。当时车站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人，只从表面形迹上看出是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人，但究竟是什么人，却没有人知道。这时张景月早已率一个团的部队，先一日到昌乐以北十五华里的“田马”，等候迎接。他们于当天下午，就在“田马”会面了，时为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