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旋与蒋、韩之间

尽管曾经有过各种风风雨雨，但何思源在山东的地位，不但没有被动摇，却越来越趋于巩固。他从一开始就是蒋介石亲手布置在山东的。越是山东省主席不是蒋的嫡系，蒋就越感到何思源在山东对于他的重要，所以他就一定要保护何在山东的位置。陈调元曾想更换他，被蒋介石制止了；韩复榘一当主席，就保荐给他当过参谋长的张钺当教育厅长，南京也没有批准，只发表张为省政府委员。以当时韩复榘煊赫之势，竟不能动一小小的教育厅长，这颇使他感到意外和惊愕，当然也难免有几分不快。这时能够顶住韩复榘，而保住了何的，大概只能是蒋介石。因韩一到山东，何就曾向蒋提出辞职，蒋不准，看来他是一定要把何留在山东的。

韩刚上台当主席的时期，何的处境确实相当困难。韩对他很冷淡，韩的一些部下排斥他，想趁机挤走他。当时他确有楚歌四面，动辄得咎之感。但既然蒋介石一定要把他留在山东，他只有打起精神来应付这一困难而又复杂的局面，坚持干下去。他尽量用各种方法，利用各种机会，来取得韩复榘的信任。韩最讨厌“陈家的党”，曾对“陈家的党”在山东的势力，一再进行打击。何和刘涟漪冲突，和张苇村冲突，而且几乎严重到誓不两立的程度，南京的“党”为此撤了他的省党部委员，并且要求撤他的教育厅长，要求对他进行查办。这些事件，却在他争取韩复榘的信任方面，无形中发挥了作用。这等于向韩复榘证明：何思源虽然是“中央”来的，但他和“陈家的党”之间，有严重的矛盾。何并利用各种机会，使韩相信：他和“中央”的各种派系都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和蒋有关系，但他自己是山东人，他的事业在山东，他要真心实意跟着韩复榘干；使韩从很多事情上，相信何除了办他的教育，在山东无其他野心，绝不背着韩进行任何活动。不像其他党棍，表面一套，背后另有一套（这是韩所最忌的）。何对“中央”的关系，都对韩公开，这样就使韩对他比较的放心。有人以为韩和他的三路军，有“关门主义”的倾向，排外，不吸收外人，因此闭塞、狭隘、落后，其实并不尽然。韩复榘也害怕落后，也注意吸收人才，主要是“人才”必须真正能为他所用才行。到后来，他不但以为何是比他的其他部下更高明的人才，而且认为何是真正保他的。这样何和“中央”的关系，韩复榘以为对他不但无害，而且可以大加利用。一般人多认为韩复榘是个老粗，头脑简单，其实并不尽然。他对于旧社会所谓“军政界”那一套勾心斗角、互相利用的手法，颇有经验，是很有一套的。

军队是韩复榘的命根子，他向来不准外人接近他的军队。他经常在防范“中央”拉他的人、分化他的军队。但有一次他的三路军大点验，他却委托何思源代表他点验胶济路沿线的博山、淄川、莱芜以及日照、诸城、莒县等处军队，并检查训话。可以看出他对何已放心到什么程度。何不但对韩本人下功夫，取得信任，而且对于韩比较亲信的部下，也深予结纳。如民政厅长李树椿和实业厅长王芳亭，都和他搞的关系很好。据说王芳亭是韩的亲戚，关系较密切。这些人后来对何不但不排斥，而且以朋友相待。何思源当北平市长的时候，王芳亭久已赋闲，住在北平粉子胡同，彼此仍常相过从。

何深深明白韩复榘当时的思想：韩无大野心，只不过想保持住他既得的地盘和地位；他无意背叛“中央”，也不敢轻举妄动，进行什么背叛活动。但他是想以他的三路军，以他的山东，作为一个整体来拥护“中央”。若“中央”想打进来，分化他的部队，拉他的人，隔着他和他的部下打交道，这是他所最忌，最不能接受的。这是所有封建割据势力所共有的思想。所以何思源以为，争取韩复榘要拉他本人，不要布置一些人收买他的部下，叫他时时感到“中央”在拆他的台。何对南京的陈果夫和何应钦都提过这意见，实际这也等于在替韩复榘说话。但蒋介石下边的一些人，以及陈立夫等，都总在想用拉过来、打进去的办法，所以和韩的矛盾总是存在，韩始终不相信他们。

何也深深明白他在蒋介石和韩复榘之间的处境和地位。蒋介石之所以重视他，是希望他在山东能起作用，能影响韩复榘。若韩根本不重视他，或一脚把他踢出去，或蒋、韩之间水乳无间，毫无问题，那么，何的重要性便会失去，或缩小到无足轻重了。韩复榘之所以重视他，是认他对蒋介石和“中央”能直接说话；而且能替他韩复榘说话，是在真的保他的。何思源根据他这样的处境和地位，以决定自己的对策和行动，主要目的是“居间以自重”，使自己无论在蒋介石跟前，或韩复榘跟前，都日益受到重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活动，都收到了效果。所以越到后来，无论是南京的蒋介石，或济南的韩复榘，对于何在山东的作用，都日益重视。认为他不只是在主管教育，办办学校，而且能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当蒋介石和韩复榘都不打算更动他的时候，其他一些小人物的吵吵嚷嚷，都是无济于事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华北局势发生了重大而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在平、津两市的中央机关和中央军队，都纷纷撤退。党、政、军、宪，走的走，换的换。宋哲元和肖振瀛进一步和日本勾结，要搞什么“华北特殊化”。在这样的严重局势下，韩复榘的态度，以及他和日本人的关系，更引起南京的特别注意。韩若真的甘心为日本利用，则华北局势会进一步恶化。若韩能站得稳，挺得住，则华北的恶化可能不至扩大，且可能影响宋哲元，使他不敢过分依靠日本。所以这时蒋介石对山东的情况及韩复榘的态度，特别注意。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间，何思源到南京去开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于某一天的晚上，又召他去谈韩复榘的问题。何说：据他的观察和了解，韩不会真的投靠日本人；他若真的投日，部下也不会跟他干，军队也不会跟他走。蒋介石说：“你即刻回山东，代表我告诉韩复榘，他只要跟着我走，到哪里，我就把那里的军政权交给他。”何思源回济南后，把这话向韩传达了。韩再一次表示决心，决不能跟日本人搞在一块。并对何说：“这是你知道的，你总应该放心。”

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中、日关系已经很紧张。日军步步进逼，要求“华北特殊化”，要搞什么“华北五省三市自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派坂垣和参谋花谷飞济南，迎接韩复榘去北平开会。花谷原来是日本驻济南的武官，拉拢韩复榘主要是他一手搞的，因功升大佐，调任驻屯军参谋。韩复榘没有去参加这次会。

何思源对韩复榘的这一表现非常满意，因为这证明了他以前对蒋介石的报告完全不错，他圆满地完成了蒋交给他的任务。蒋介石当然也很满意，因为这挫败了日本人搞“华北自治”的整个计划。蒋特邀韩复榘到杭州去会面，韩欣然前去，受到蒋介石的特别礼遇。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本仍想引诱韩复榘保持“中立”。但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展开，在形势推动下，这种引诱对韩复榘已不起作用了。

韩复榘消极不战，主要是想保存实力。军队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唯一的本钱，他不肯轻易消耗，他不相信蒋介石对他的保证。何思源曾对他说：“不是蒋委员长说过吗，以后退到哪里，他便把那里的军政权都交给我们。”韩复榘却笑他过于天真，说何“拿个棒槌当针认”。他对于战争前途有他的看法，对蒋介石的为人也有他的看法。根据他自己的看法，而打定他自己的一套主意。他对何思源说：“我们就有这几万人。这个家底牺牲完了，蒋忽然跟日本人来个什么协定，华北就没有我们的份了。”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他以为带着几万人，到哪里也有饭吃。何思源怀疑，这样怕行不通，蒋会不答应。韩复榘却说：“现在全面抗战，中央顾不得问我们。”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对日本，一直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在上海，在冀东，在塘沽，这里一个协定，那里一个协定，所以“七·七”事变后，对于蒋介石能否坚持抗战到底，持怀疑态度者，不只韩复榘一人。一切杂牌军，打完了就被淘汰，蒋介石从来不予补充，这种事实也是人所共知。在战争时期，对于拥兵将领，多予优容迁就，也是从来多有的。韩复榘就是根据这一类事实，形成了他的“经验主义”，按他的这套“经验”，来决定他的行动方针，一直走向毁灭。李宗仁曾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制定计划，必要时，要三路军撤退到沂蒙山区，使日军有所顾虑，不敢急剧南下。但韩复榘却以为这是要消灭他，粗暴地拒不接受。韩对何思源说：他已要求中央调他的军队到后方去休整。但何知道他的军队并没有打什么大仗，基本上没有大损失，中央不会准。他对于韩复榘这种消极不战的态度，认为关系重大，很危险。但又无法使他改变。正在大伤脑筋的时候，蒋介石派蒋伯诚到济南来，专作韩复榘的工作。何思源感觉如释重负，自己责任可以减轻些了。

日军已进抵黄河北岸，并向济南炮击。左翼已由济阳渡过黄河。何思源和民政厅长李树椿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韩命，同时离开济南，撤退到单县，又转曹县。韩令十二军孙桐萱部断后，他本人则同蒋伯诚坐火车撤离济南。李宗仁派一部分炮兵到泰安，电韩坚守泰安。韩复电说：“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蒋介石曾以十万火急电，令韩不得放弃济南，但韩已到泰安。蒋又急电令死守泰安，而韩却已到济宁了。一路奔窜数百里，蒋伯诚和他在一起，但一点作用没起。

何思源自退出济南后，就没有再见韩复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