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中山大学”

游学欧、美七年之后，一九二六年的初冬时节，何思源由法归国，到了广州。那时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时期。广州是革命势力的大本营。中国的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都纷纷去广州。国民党的戴季陶和朱家骅，主持改组原来的“广东大学”，并合并几个专门学校，筹建“中山大学”。何思源到广州后，就参加了这一工作，和戴季陶发生了较密切的关系；也就在这一时期，由曾养甫介绍，他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中山大学于一九二六年三月正式开学。何思源受聘为经济系教授，并兼图书馆长，后来又兼经济系主任。当时的中山大学有政治训育部，以李济琛为训育部主任，何思源为训育部副主任。中山大学除国民党外，在师生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大文、法两院的革命师生，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推选了九个干事，大都是共产党员。何思源也被推为干事之一。在该会演讲过计划经济、社会政策等问题。讲稿于一九二七年在广州出版，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法》。

广州“四，一五”反共事件发生前不久，谭平山从苏联开会回到广州，陪来英、法、德、印等四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山大学在礼堂开会欢迎。何思源一人担任英、德、法三种语言的翻译。不过那时他是跟戴季陶跑的，而且已正式参加国民党，所以虽然和共产党人接触很多，但却始终持国民党的立场。他在自己写的《回忆我的一生》中，写到这时期的一段经历时说：“那时我受戴季陶的影响，左右动摇。”实际上就在那一时期，他就已经决定了以后二十年跟国民党走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