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在山东的活动
何思源字仙槎，山东省菏泽县人，一八九六年生。其家世代务农，仅中产。父为乡村医生。何思源七、八岁时，开始读书识字，十四岁入高等小学。当时“同盟会”在山东的重要成员王鸿一（即郓城人王朝俊）和他的一些同志，在菏泽办了一所中学——“普通中学”，作为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何思源在高小读了半年之后，就入了这所中学。一九一四年冬天，中学毕业。以他当时的家境而论，本无力升学。但因为他在校学习比较勤奋，成绩比较优异，颇得师长器重。校长丛禾生愿资助他一部分学费，同时县里对于大学生每年又可以有一百元“助学贷金”。因有此支援，他于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以求深造。
从就读北大到留学欧、美
北京大学预科的前身，是清代末年的“同文馆”和“译学馆”。那原是“洋务派”为了学西洋，译西书，专门培养外文人员而设的。改为北京大学预科之后，仍保持着它过去的特点——特别注重外文，培养学生能直接听外语讲课，要求能读、能说、能写。能译。何思源在这里打下了很好的外文基础。后来他精通英、法、德三种外文，解放后又学会了俄文，这与他青年时期就有了比较扎实的外文基础不无关系。这时主要学的是英文，后来也学法文。他在本科入的是“哲学系”，曾读过一些原文的西洋哲学著作。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五月七日又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袁世凯政府于五月九日复照接受。“五七”、“五九”遂成为中国的国耻日。何思源于一九一五年五月入北京大学，正是这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这自然会给他以强烈的刺激和巨大的震动。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刷新校务，厉行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各种学派兼容并包。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掀起了蓬蓬勃勃，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一时各种进步的社团组织，各种传播新思潮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新文学》、《每周评论》等，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处在这样一个汹涌澎湃的时代激流之中，何思源这个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便很自然地被捲了进去。这时期他曾连续在《新青年》、《新潮》、《新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英汉对照的《金钱的崇拜》，在《新潮》上发表了《我们如何思维》，在《新文学》上发表了《新唯实主义》。另外还曾发表过一些其他文章。这些虽然都只是当时一个青年学生的习作，但可以表现出青年何思源的思想面貌，以及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北大学生为纪念“五七”国耻，集会出发游行，何思源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游行队伍。
一九一九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激起“五四”爱国运动。北京的大、中学生于五月四日集会出发，游行示威，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学生们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殴打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并和弹压的军警进行搏斗。何思源也和其他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这些活动。
一九一九年秋天，何思源考取官费留美。当年十月他便到了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后来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天文学”。
“巴黎和会”因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所以山东问题没有解决。一九二二年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九国会议，中国派施肇基和顾维钧为代表，出席会议。日本要求山东问题由日、中两国单独在会外直接协商，不在大会上讨论，企图以强凌弱，阴谋在会外对中国直接施加压力。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要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力争，山东学生会电推何思源为代表，要求一定要在大会上讨论解决。于是何由纽约去华盛顿，和中国留学生童冠贤、杨振声、吴之椿、陈翰生、罗家伦等，组成“中国留美学生代表团”，到中国驻美使馆，面见中国代表施肇基和顾维钧，要求据理力争，一定要在大会上公正的解决山东问题。这仍是“五四”运动所争的问题，所以这一次活动，实际可以说是“五四”运动在国外的继续。
在美留学期间，虽有官费，但留学生时常要自己找些工作，挣钱贴补生活费用。何思源经常作些洗盘子、洗碗、擦玻璃窗等工作。有一次还曾到一个乡村的小农场去干了三个月的雇工。并曾把这一次的劳动体验写成《我的农间劳动生活》一文，寄上海《东方杂志》发表。
一九二二年秋，他由美国去欧洲，想入德国柏林大学，改学政治、经济。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已开始学德文，但水平不高，到柏林大学后，不能直接听讲，所以先补习了半年德文，才在柏林大学正式注册入学。在德学习期间，他对经济政策与经济计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九二四年，他由德国去法国，在巴黎认识了一位法籍女士，这就是他后来的法籍夫人何宜文。她后来在中国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生有子、女各二人。一九七八年在北京去世。
一九二五年在巴黎，他根据历年研究所得，撰写《国际经济政策》（亦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之研究》）一书，把稿子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出版了，布面精装，全书共五五〇多页，内分四部，二十四章，绪论，著者序言各一篇。
在这时期，他还翻译了法国合作经济学家杰德的《欧美社会经济学及其发展》一书，这部约三十万字的译稿，后来也于一九二七年在广州出版。
在广州“中山大学”
游学欧、美七年之后，一九二六年的初冬时节，何思源由法归国，到了广州。那时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时期。广州是革命势力的大本营。中国的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都纷纷去广州。国民党的戴季陶和朱家骅，主持改组原来的“广东大学”，并合并几个专门学校，筹建“中山大学”。何思源到广州后，就参加了这一工作，和戴季陶发生了较密切的关系；也就在这一时期，由曾养甫介绍，他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中山大学于一九二六年三月正式开学。何思源受聘为经济系教授，并兼图书馆长，后来又兼经济系主任。当时的中山大学有政治训育部，以李济琛为训育部主任，何思源为训育部副主任。中山大学除国民党外，在师生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大文、法两院的革命师生，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推选了九个干事，大都是共产党员。何思源也被推为干事之一。在该会演讲过计划经济、社会政策等问题。讲稿于一九二七年在广州出版，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法》。
广州“四，一五”反共事件发生前不久，谭平山从苏联开会回到广州，陪来英、法、德、印等四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山大学在礼堂开会欢迎。何思源一人担任英、德、法三种语言的翻译。不过那时他是跟戴季陶跑的，而且已正式参加国民党，所以虽然和共产党人接触很多，但却始终持国民党的立场。他在自己写的《回忆我的一生》中，写到这时期的一段经历时说：“那时我受戴季陶的影响，左右动摇。”实际上就在那一时期，他就已经决定了以后二十年跟国民党走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
从政治部副主任到教育厅长
一九二八年初，北伐军已接近山东的时候，蒋介石要戴季陶从中山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物色山东人，准备随军入鲁。于是戴季陶便推荐了何思源，并在给蒋介石的推荐信中，对何大加赞誉，推崇备至。何拿着这样一封介绍信，去见了蒋介石。于是蒋发表戴季陶为北伐军的政治部主任，何思源为副主任并兼代主任，何由南京到徐州，不久就进入山东。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何思源随政治部的宣传队一起进了济南。但日本向以山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奉、鲁军阀是他们卵翼下的工具。在张宗昌还没有从济南撤退以前，日本便以“保侨”为借口，出兵控制胶济铁路，并占据济南商埠一带，企图阻挠北伐，挽救即将崩溃的奉、鲁军阀势力。五月三日，日军在济南大规模屠杀中国军民，造成“五三”惨案。何思源跟随蒋介石由济南仓皇撤退到兖州。济南和胶济铁路遂暂时为日本占据。国民革命军越过济南继续北伐。不久，山东省政府在泰安成立。这时蒋介石对何思源说：“华北情形复杂，我把你留在山东，担任教育厅长。”从此，他便开始执掌山东的教育大权。
当时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山东占很大势力，所以第一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是冯系的石敬亭，不久又换了冯系的孙良诚。但后来西北军由山东撤走，到一九二九年日军撤退，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驻济南的时候，主席一职，已经是陈调元的了。
陈调元担任主席以后，据说曾有意更换教育厅长，何思源也曾主动请辞。但当陈调元去谒见蒋介石的时候，蒋当面指示他不要动何。所以陈回来以后，只好对已主动请辞的何思源表示恳切慰留，要他继续干下去。
一九三〇年汪、阎、冯联合反蒋，冯玉祥的西北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河南大战。原为冯系的韩复榘，背冯投蒋，由河南进入山东，继陈调元而担任了山东省政府主席。
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是韩复榘长时间统治山东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何思源教育厅长的位置，曾受到过几次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冲击。第一次来自刘涟漪，刘是当时国民党山东的党务领导人，何思源是山东省党部委员。刘涟漪权势大，野心也不小，他对教育阵地也想插一手，于是和何发生矛盾，对何进行排挤。但刘当时气焰很高，树敌甚多，更开罪韩复榘，一度被韩扣押。刘受辱于韩，更迁怒于何思源，愤而向“中央”进行控告，要求撤销何的省党部委员职。刘涟漪既然为韩复榘所不满，只有离开山东，被调到安徽当党官去了。不过刘的能量也算不小，曾鼓动安徽、浙江的省党部通电，要求对何思源撤职查办，但没有发生什么实际效果。
第二次对何的冲击来自张苇村。在刘涟漪之后，把持山东党务最久的是张苇村。张苇村在山东的劣迹、罪恶和引起的民愤，较之刘涟漪，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比刘狡猾，他是不触犯韩复榘，对韩左右的人也尽力结纳，借以取得韩之信任和支持。从刘涟漪到张苇村，何思源和省党部的矛盾总不断发生，因此南京“中央”的党也对他非常不满，一再施加压力。张苇村有一个时期也对教育阵地发生了兴趣，策动他的帮伙，对何进行攻击，一时相当紧张。一九三五年一月，张苇村在济南进德会，突然被刺身死。对于张苇村被刺杀的背景，当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可谓“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怎样，他既已死，则他的倒何运动，自然就风消云散了。
第三次冲击是山东省内外教育界的一些人，以在南京的丁维汾为后台，攻击何思源把持山东教育，以“六中、北大、哥伦比亚”为用人标准，是一个以树立私人帮派体系为能事的大学阀。多方搜集有关何的材料，大肆宣传，并到南京请愿。内中有一部分人，后来对何妥协，得到一定的工作安置，也就安静下来了。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件，都属于过去所谓“政治”圈子里互相排挤倾轧，争权夺利的性质。但在何思源任职期间也曾发生过一次与以上事件性质完全不同的风波。一九二九年曲阜省立第二师范演出话剧《子见南子》，触怒了“衍圣公”府。社会上有一般“卫道”之士，也以为这是侮辱“圣人”；甚至“党国要人”张继、孔祥熙辈也“仗义”而出，替孔府撑腰。教育厅当然首当其冲，大受责难。但这个剧本的作者是林语堂，公开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上。曲阜第二师范不过把它搬上舞台，演出了一下，充其量也只是在一个省立学校发生的事情，很难说教育厅有什么直接的责任。这一事件在当时之所以成为轩然大波，在社会上引起争论，是由于这反映了旧与新、封建与反封建、尊孔与反尊孔等两种社会势力的斗争。尤其在山东曲阜，“衍圣公”府所在之地，更是一个尖锐、突出而且敏感的问题。那时旧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最后以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回教育厅，以平息“孔府”之怒，缓和旧势力之责难，而结束此案。
实际上单就当时的教育工作，以及教育界的各种情况而论，所有上述反何势力，都不比何思源更高明，或更令人信服。无论是刘涟漪也好，或张苇村也好，都只是一些显赫一时的党棍，不学无术，行为也无可称道，对于教育更谈不上内行。若山东的教育事业真落到他们或他们的帮伙手里，后果只会更糟。至于攻击何的用人标准是“六中、北大、哥伦比亚”，多少倒是有类似的事实。那时教育厅的工作班子中，虽不一定都是“哥伦比亚”，但英、美留学出身的人确有几个。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出身的人也不少。尤其省立中等学校的校长，师资中北大、师大出身的人更多。但那时北大、师大是全国尤其华北最好的高等学校之一，培养出来的人也比较多。这些人在山东教育界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一个历史时期的山东教育，比之过去任何时期，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因为那时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社会安定局面。在当时来说安定、有钱、师资水平，也比较以前有进步，这一切对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周旋与蒋、韩之间
尽管曾经有过各种风风雨雨，但何思源在山东的地位，不但没有被动摇，却越来越趋于巩固。他从一开始就是蒋介石亲手布置在山东的。越是山东省主席不是蒋的嫡系，蒋就越感到何思源在山东对于他的重要，所以他就一定要保护何在山东的位置。陈调元曾想更换他，被蒋介石制止了；韩复榘一当主席，就保荐给他当过参谋长的张钺当教育厅长，南京也没有批准，只发表张为省政府委员。以当时韩复榘煊赫之势，竟不能动一小小的教育厅长，这颇使他感到意外和惊愕，当然也难免有几分不快。这时能够顶住韩复榘，而保住了何的，大概只能是蒋介石。因韩一到山东，何就曾向蒋提出辞职，蒋不准，看来他是一定要把何留在山东的。
韩刚上台当主席的时期，何的处境确实相当困难。韩对他很冷淡，韩的一些部下排斥他，想趁机挤走他。当时他确有楚歌四面，动辄得咎之感。但既然蒋介石一定要把他留在山东，他只有打起精神来应付这一困难而又复杂的局面，坚持干下去。他尽量用各种方法，利用各种机会，来取得韩复榘的信任。韩最讨厌“陈家的党”，曾对“陈家的党”在山东的势力，一再进行打击。何和刘涟漪冲突，和张苇村冲突，而且几乎严重到誓不两立的程度，南京的“党”为此撤了他的省党部委员，并且要求撤他的教育厅长，要求对他进行查办。这些事件，却在他争取韩复榘的信任方面，无形中发挥了作用。这等于向韩复榘证明：何思源虽然是“中央”来的，但他和“陈家的党”之间，有严重的矛盾。何并利用各种机会，使韩相信：他和“中央”的各种派系都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和蒋有关系，但他自己是山东人，他的事业在山东，他要真心实意跟着韩复榘干；使韩从很多事情上，相信何除了办他的教育，在山东无其他野心，绝不背着韩进行任何活动。不像其他党棍，表面一套，背后另有一套（这是韩所最忌的）。何对“中央”的关系，都对韩公开，这样就使韩对他比较的放心。有人以为韩和他的三路军，有“关门主义”的倾向，排外，不吸收外人，因此闭塞、狭隘、落后，其实并不尽然。韩复榘也害怕落后，也注意吸收人才，主要是“人才”必须真正能为他所用才行。到后来，他不但以为何是比他的其他部下更高明的人才，而且认为何是真正保他的。这样何和“中央”的关系，韩复榘以为对他不但无害，而且可以大加利用。一般人多认为韩复榘是个老粗，头脑简单，其实并不尽然。他对于旧社会所谓“军政界”那一套勾心斗角、互相利用的手法，颇有经验，是很有一套的。
军队是韩复榘的命根子，他向来不准外人接近他的军队。他经常在防范“中央”拉他的人、分化他的军队。但有一次他的三路军大点验，他却委托何思源代表他点验胶济路沿线的博山、淄川、莱芜以及日照、诸城、莒县等处军队，并检查训话。可以看出他对何已放心到什么程度。何不但对韩本人下功夫，取得信任，而且对于韩比较亲信的部下，也深予结纳。如民政厅长李树椿和实业厅长王芳亭，都和他搞的关系很好。据说王芳亭是韩的亲戚，关系较密切。这些人后来对何不但不排斥，而且以朋友相待。何思源当北平市长的时候，王芳亭久已赋闲，住在北平粉子胡同，彼此仍常相过从。
何深深明白韩复榘当时的思想：韩无大野心，只不过想保持住他既得的地盘和地位；他无意背叛“中央”，也不敢轻举妄动，进行什么背叛活动。但他是想以他的三路军，以他的山东，作为一个整体来拥护“中央”。若“中央”想打进来，分化他的部队，拉他的人，隔着他和他的部下打交道，这是他所最忌，最不能接受的。这是所有封建割据势力所共有的思想。所以何思源以为，争取韩复榘要拉他本人，不要布置一些人收买他的部下，叫他时时感到“中央”在拆他的台。何对南京的陈果夫和何应钦都提过这意见，实际这也等于在替韩复榘说话。但蒋介石下边的一些人，以及陈立夫等，都总在想用拉过来、打进去的办法，所以和韩的矛盾总是存在，韩始终不相信他们。
何也深深明白他在蒋介石和韩复榘之间的处境和地位。蒋介石之所以重视他，是希望他在山东能起作用，能影响韩复榘。若韩根本不重视他，或一脚把他踢出去，或蒋、韩之间水乳无间，毫无问题，那么，何的重要性便会失去，或缩小到无足轻重了。韩复榘之所以重视他，是认他对蒋介石和“中央”能直接说话；而且能替他韩复榘说话，是在真的保他的。何思源根据他这样的处境和地位，以决定自己的对策和行动，主要目的是“居间以自重”，使自己无论在蒋介石跟前，或韩复榘跟前，都日益受到重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活动，都收到了效果。所以越到后来，无论是南京的蒋介石，或济南的韩复榘，对于何在山东的作用，都日益重视。认为他不只是在主管教育，办办学校，而且能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当蒋介石和韩复榘都不打算更动他的时候，其他一些小人物的吵吵嚷嚷，都是无济于事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华北局势发生了重大而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在平、津两市的中央机关和中央军队，都纷纷撤退。党、政、军、宪，走的走，换的换。宋哲元和肖振瀛进一步和日本勾结，要搞什么“华北特殊化”。在这样的严重局势下，韩复榘的态度，以及他和日本人的关系，更引起南京的特别注意。韩若真的甘心为日本利用，则华北局势会进一步恶化。若韩能站得稳，挺得住，则华北的恶化可能不至扩大，且可能影响宋哲元，使他不敢过分依靠日本。所以这时蒋介石对山东的情况及韩复榘的态度，特别注意。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间，何思源到南京去开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于某一天的晚上，又召他去谈韩复榘的问题。何说：据他的观察和了解，韩不会真的投靠日本人；他若真的投日，部下也不会跟他干，军队也不会跟他走。蒋介石说：“你即刻回山东，代表我告诉韩复榘，他只要跟着我走，到哪里，我就把那里的军政权交给他。”何思源回济南后，把这话向韩传达了。韩再一次表示决心，决不能跟日本人搞在一块。并对何说：“这是你知道的，你总应该放心。”
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中、日关系已经很紧张。日军步步进逼，要求“华北特殊化”，要搞什么“华北五省三市自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派坂垣和参谋花谷飞济南，迎接韩复榘去北平开会。花谷原来是日本驻济南的武官，拉拢韩复榘主要是他一手搞的，因功升大佐，调任驻屯军参谋。韩复榘没有去参加这次会。
何思源对韩复榘的这一表现非常满意，因为这证明了他以前对蒋介石的报告完全不错，他圆满地完成了蒋交给他的任务。蒋介石当然也很满意，因为这挫败了日本人搞“华北自治”的整个计划。蒋特邀韩复榘到杭州去会面，韩欣然前去，受到蒋介石的特别礼遇。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本仍想引诱韩复榘保持“中立”。但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展开，在形势推动下，这种引诱对韩复榘已不起作用了。
韩复榘消极不战，主要是想保存实力。军队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唯一的本钱，他不肯轻易消耗，他不相信蒋介石对他的保证。何思源曾对他说：“不是蒋委员长说过吗，以后退到哪里，他便把那里的军政权都交给我们。”韩复榘却笑他过于天真，说何“拿个棒槌当针认”。他对于战争前途有他的看法，对蒋介石的为人也有他的看法。根据他自己的看法，而打定他自己的一套主意。他对何思源说：“我们就有这几万人。这个家底牺牲完了，蒋忽然跟日本人来个什么协定，华北就没有我们的份了。”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他以为带着几万人，到哪里也有饭吃。何思源怀疑，这样怕行不通，蒋会不答应。韩复榘却说：“现在全面抗战，中央顾不得问我们。”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对日本，一直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在上海，在冀东，在塘沽，这里一个协定，那里一个协定，所以“七·七”事变后，对于蒋介石能否坚持抗战到底，持怀疑态度者，不只韩复榘一人。一切杂牌军，打完了就被淘汰，蒋介石从来不予补充，这种事实也是人所共知。在战争时期，对于拥兵将领，多予优容迁就，也是从来多有的。韩复榘就是根据这一类事实，形成了他的“经验主义”，按他的这套“经验”，来决定他的行动方针，一直走向毁灭。李宗仁曾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制定计划，必要时，要三路军撤退到沂蒙山区，使日军有所顾虑，不敢急剧南下。但韩复榘却以为这是要消灭他，粗暴地拒不接受。韩对何思源说：他已要求中央调他的军队到后方去休整。但何知道他的军队并没有打什么大仗，基本上没有大损失，中央不会准。他对于韩复榘这种消极不战的态度，认为关系重大，很危险。但又无法使他改变。正在大伤脑筋的时候，蒋介石派蒋伯诚到济南来，专作韩复榘的工作。何思源感觉如释重负，自己责任可以减轻些了。
日军已进抵黄河北岸，并向济南炮击。左翼已由济阳渡过黄河。何思源和民政厅长李树椿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韩命，同时离开济南，撤退到单县，又转曹县。韩令十二军孙桐萱部断后，他本人则同蒋伯诚坐火车撤离济南。李宗仁派一部分炮兵到泰安，电韩坚守泰安。韩复电说：“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蒋介石曾以十万火急电，令韩不得放弃济南，但韩已到泰安。蒋又急电令死守泰安，而韩却已到济宁了。一路奔窜数百里，蒋伯诚和他在一起，但一点作用没起。
何思源自退出济南后，就没有再见韩复榘。
鲁北行署主任
一九三八年春，韩复榘因违背蒋介石的命令，不战而退，被蒋介石处决后，何思源由河南郑州北渡黄河，绕道河北省，进入鲁北的惠民。这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已经是沈鸿烈，何仍任教育厅长。沈准备把省政府从鲁西南迁至鲁南山区，在鲁北、鲁西、鲁东各设“行署”，以民政厅长李树椿兼鲁西行署主任，卢斌为鲁东行署主任，何思源以教育厅长兼鲁北行署主任。省政府一九三八年冬曾在利津暂住，不久即迁进鲁南山区。
鲁北行署辖四个专署，二十七个县，一个垦区。行署机关名义上驻在沾化县义和庄，实际经常流动于无棣、沾化、惠民、利津、滨县、蒲台和垦区一带。这一带北临渤海，地区辽阔，港汊河流很多，地形复杂，便于游击活动，平时即常有土匪出没。何思源所带的部队，除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之外，其他大都是就地收编，成分庞杂；战争前在海上劫过“顺天轮”的匪首“神枪”吴德胜，也被收编在内。另外还编有“水上保安团”，“水上保安大队”，在沿海水上活动。何思源本人，以及他派出的使者，在陆上交通阻塞的时候，有多次经海上到达寿光和潍县北部登陆，转赴鲁南。也从寿光运粮食、手榴弹等军用物资去鲁北，每次都是利用这些部队。这种部队素质当然不好，纪律也差，但他们多为江湖亡命，敢于冒险犯难，熟悉地方情况，也比较能打。他们自己有一套特殊的江湖风尚习惯，他们向来蔑视一切官方的规矩，和统治者是对立的。但这时敌占区的统治者已经是日本人，当前的民族矛盾，缓和了他们同中国官方的旧有矛盾，所以也接受改编，参加抗战。何思源本人，有一些鲁西南人的粗豪气质，适于和这般人打交道，而且在这些部队中，也有过去曾在何思源办的训练班中受过训的小知识分子，易于取得信任。另外，在这一地区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是当时的第五区专员刘景良，他是何思源在鲁北地区活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柱。
除了上述的一些部队之外，当时在广饶有保安第十六旅（李寰秋），寿光有保安第十五旅（张景月），博兴有保安第八旅（周胜芳），桓台有保安第二十四旅（张景祺后为隽宇澄），以及邹平保安十一旅（张景南后为张景儒），章丘保安二旅（翟毓蔚）等，也都在鲁北行署的管辖范围以内。这些部队都有小型的电台，经常和行署、省府联系。鲁北行署的经费由省府拨发，粮食则就地征用。
鲁北行署在刚组织成立的时期，沈鸿烈曾发表李郁庭为行署副主任。李郁庭是广饶人，在国民党内是老资格，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但此人与何不能合作，自己纠合一帮人，到博兴去搞了一个什么“督导团”，后来完全失败，便脱离鲁北，到鲁南去了。何思源不是军人，不谙军旅之事，所以沈鸿烈发表曾任省府保安处长的职业军人王念根为鲁北行署参谋长，意在使他协助何思源指挥军事。但此人也与何不能合作，于一九四〇年春天，到寿光和张景月搞在一起了，所以鲁北行署的主要领导，始终便只有何氏一人（一九四〇年冬至一九四一年，邓继禹曾任副主任，但时间甚短）。
一九四〇年何曾去鲁南省府，面见沈鸿烈述职。当年冬初，带大批随员及少数部队，由鲁南经寿光，拟返回鲁北。因当时交通有困难（须经过广饶一大段解放区），在寿光驻了半年之久，到一九四一年春末，才得西去。在寿光暂住期间，于一九四一年春，邀博兴周胜芳、广饶第十六旅的团长李青山、成建基等到寿光会晤，临淄的王砚田也派代表前来。何发表徐振中兼临淄县长，张子周任广饶县长，李青山任广饶县保安团长，王砚田任临淄县保安团长。广饶、临淄都属张景月的第十四区。徐振中和张子周都是张景月的部下。潍县北部四、五两区，以及和潍县毗联的昌邑二区，都是张景月部队驻扎和活动地区，并办有小学和中学，何曾到这些地区视察。潍县属第八专区，昌邑属第十三专区，都是鲁东行署所辖。
鲁北的游击队虽然比较多，但对何在鲁北的活动起作用较大的是十四区的张景月和五区的刘景良。刘本人在日本投降前已死去，其所部被消灭，而张景月部直到济南解放才被全部肃清。
“反人质”斗争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本人曾逮捕了何思源住在天津的家属作为“人质”，胁迫他投降。
他的家属——夫人何宜文和子女四人，本随军在鲁北，但子女幼小，随军活动不便，乃到天津，住在意大利租界内。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天津日宪兵队长小林爱男伙同意租界当局，把何宜文和子女等逮捕。一月二日押到鲁北惠民县城，胁迫何思源投降。扬言：何若投降，可作大官，南京的部长或山东的省长，任其选择，否则将杀害其家属。又说：要派大军包围何驻地，把家属置于军队前面，若进行抵抗，将先打死他自己的妻子。这对何思源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经过一昼夜的苦思焦虑，认为尽管家属已被敌人作为人质，但自已绝不能示弱，一定要强硬对待，越把事情闹大，闹得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家属的安全可能更有保障。于是他一方面电告重庆，要求对意大利提出严重交涉，並要求准许他把鲁北地区内意大利教士和修女七十人扣押，作为“反人质”。若他的家属被害，他将杀掉意大利人以为报复。另一方面，派人分赴天津、北平、南京，向各报馆、教会、团体、学校、慈善机关、各国领事、意大利大使、日军总司令及伪政府，给有关重要人员写信，揭发日本宪兵不顾国际公法，在战争中以妇女、孩子作人质的暴行；特别指出意大利租界当局参与这一暴行，负有严重责任，若不正当解决，他将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后果应由意大利负责。
重庆方面很快复电说：已由王宠惠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提出交涉。据说王宠惠曾分别与意大利及法国商谈，拟由意大利把人要出，交法国，通过越南送还中国。后来蒋介石本人也曾亲自对何思源谈起这一段事情：“你要求扣押意大利教士作人质，中央不能答应，因为在意大利有很多华侨，但怕打击你的情绪，所以也不敢复电不准。”
在天津、北平、南京等地所作各种布置，也很快得到反应。事实已在社会上迅速广泛地揭露出来，各方对日人此举当然都予以谴责。据说南京汪伪一些重要汉奸也认为日本搞的这一手很不高明。意大利更为着急，据说意大使曾去找日军总司令商谈。在以前，曾有意大利教士四人在鲁北被游击队扣留，天津意教会托何宜文营救得释，所以这一次，意教会方面对租界当局特别不满，责难很多。
在这期间，日方通过邮政局的人，给何送去一信，并一张很大的像片，是何的家属被捕后日本人给拍摄的，有日本宪兵站在一旁。他想：此信无非是劝降，他把送信人也暂时扣留起来，他要等一等，看事态怎样发展，再决定如何行动。各方面都已很快有了反应，他知道事件已反映到上层，估计当地日宪兵不敢悍然对家属加害。他认为应该及时对当地军民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以稳定人心。因为关于他家属被逮一事，当地部队、群众都已知道。连日以来，在这一地区周围，日方陈兵环伺，日本飞机天天在上空盘旋，散发日空军轰炸珍珠港的照片，散发吴佩孚投敌的宣言（其实吴佩孚並未投敌，而且这时已死，但日本以此作欺骗宣传），企图动摇人心，造成混乱。而当时当地的军心民心也确实十分慌惑紧张。何思源利用给一个抗战阵亡的张营长举行追悼会的机会，在驻地魏家庄集合军民，并让送信的人也参加，他在会上公开表明态度。他把日本人给他的信当众撕毁，他说：对日本，我们只有打，没有其他话可说。日本不过虚张声势，垂死挣扎，最后败亡，已为期不远。日本人送来的这张大像片，他要留下作证，将来打败日本，拿住日宪兵，要以战争罪犯治罪。他还说：送信的人现在可以回去，叫送信人参加这个会，就是他对日本人的答复。
不久从惠民伪军方面透露出消息：惠民日本人已接到济南日军司令土桥传达南京冈村的命令，要在一月二十六日以前，一定把何的家属送回天津原地。据说冈村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作出这一决定。
但惠民的日本人并不轻易罢休，他们准备派一个人去面见何思源，恐怕何不愿见日本人，所以只好派一个朝鲜人去。何答复同意接见。经过五区专员刘景良和惠民县长李紫衡作了一定的安排布置，他在惠民城南三十里的一个村庄里和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翻译相见。这时他已经知道了日本人的底细，所以很爽快、很坦然地对这个朝鲜人说：“朝鲜人也是受日本压迫的，你应当和我站在一起抗日。”並说，“我们和日本之间只有战争，无其他话可说。至于我的家属已陷日人之手，生、杀在于日人。但他们杀我一人，我必杀十个意大利人相报复。日本人以为要挟可以使我屈服，他们完全看错了，……。”
这个朝鲜人回去以后，日本人又以其旅团司令松井名义送来一信。除对何之坚贞不屈表示赞佩外，并说：现已决定于十四日把他的夫人、子女送济南转回天津，路经清河镇，希望何到该地与他的夫人、子女一见，庶可不负此行云云。其实，据伪军送出急报：日人已探明何之驻地，并已由河北、山东调集重兵，企图对何包围，进行突然袭击，一举而将他俘获。伪军送来的报告并说：日军已派人在何之驻地附近监视。派去监视的人，于晚八时才回城报告，若何转移驻地，不要行动过早，以免敌人侦知。何思源接到这一报告后，于午夜率部转移。次日拂晓，敌人果分三路，对何原驻地进行包抄。海军陆战队关国启部首先与敌接触。何思源这时有病，不能骑马奔驰，乃令其卫队骑兵出村，向西北方向疾驰，以吸引敌人，他本人则迅速化装，坐一大车，迎着东股来的敌人而去。敌人被向西北驰去的骑兵所吸引，虽然已看到这辆大车，但未加注意，何得脱围而出。到惠民城东南十二里，公路近旁一村，秘密潜伏暂住。敌人虽到该村数次，但以为何已远去，所以未加搜查。
日本人一无所获，一月二十六日之期已到，不得不把何宜文和子女四人一起送去济南。到济南后住于石泰岩饭店，济南的日军司令土桥，由伪教育厅长朱经古陪同，亲自到饭店，假装慰问，企图诱骗何宜文在济南发表广播讲话，承认自己愿意在日本人协助下，来山东寻夫。因没有寻到，现在要转回天津。并对日本人的协助表示感谢。对于这种卑鄙的要求，何宜文拒不接受。最后，日本人智计俱穷，只好于一月二十六日，仍由宪兵队长小林爱男把何宜文和子女送回天津。日人此举，遂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出任山东省主席二次入鲁
日本在鲁北对于何思源的“扫荡”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到了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国民党在山东的局面，却日益困难起来。沈鸿烈和于学忠的矛盾，愈演愈烈，几有不能并存之势。沈准备到重庆去，于是召何思源返鲁南。何于一九四二年春末，带少数随从，轻装到寿光。稍停数日，即转赴鲁南。不久，沈鸿烈就到重庆去了。何思源也没有再回鲁北，行署等于撤销。牟中珩继沈任山东省主席，何任民政厅长，教育厅长由刘道元继任。
牟中珩任主席后，形势日益恶化，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张步云等都公开投敌。到了一九四三年秋天，于学忠和牟中珩已无法支持，不得不率领他们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和山东省政府，一起离开鲁南山区，向安徽阜阳撤退。从此国民党政府军政领导机构，便整个退出了山东。
何思源于一九四三年九月，随同山东省政府一起撤退到阜阳，不久，便经洛阳到西安，稍作勾留，于当年冬末，到了重庆。
何思源到达重庆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蒋介石，向他汇报山东的情况。他原是蒋介石直接安置在山东的，长期以来，对于他在山东的工作，蒋一直表示满意和信赖。这次远从敌占区归来，又是山东省政府的领导班子中，第一个去直接向他汇报的人员，所以他对何予以相当的礼遇，特设便宴招待他和林语堂在一起吃饭，并深致慰勉。
一九四四年初，蒋介石曾派何去昆明“西南联大”，了解大后方教育界情况；事后不久，又派他和汤恩伯再次去昆明，观察美国对蒋军的装备和训练情况。这时，他虽身在大后方，但思想上却主要在考虑如何重返山东。牟中珩的山东省主席主要是以于学忠的军事力量为背景。于学忠既然已退出山东，牟中珩自然已失去了唯一的凭藉。他蜷伏阜阳一隅，已失去任何作用。他又不肯去重庆见蒋介石，蒋对此很不满，所以更换山东省主席已属无可避免。对于继任人选，蒋介石自然已在考虑之中。
自一九四三年以来，世界整个战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在欧洲，意大利法西斯已首先覆灭；希特勒德国，无论在欧洲、非洲各战场，都节节败退，遭受严重打击，已面临总崩溃的前夜；美国在太平洋上逐岛进攻，日海军已被歼灭，空军根本不敢接战，陆军虽在拚命抵抗，但大势已去，最后覆灭的命运，已无可避免。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已经看得明明白白。正是由于整个世界战局的这种明显的变化，蒋介石想的是将来怎样抢夺胜利果实的问题。因之，如何抢在日本投降之先进入山东，便成为国民党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在山东已一无所有，省境内已无国民党正规军的一兵一卒。虽然在各地还有一些国民党系游击队，但在整个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已大都以各种不同方式，或明或暗地投靠敌伪，以图自存。而且自省府撤走以后，形势还仍在继续恶化下去，主要是士气涣散，信心丧失。当时在国民党阵营中，都把山东看作是水深火热之地，凡有条件能够走的，都在纷纷离去，就是连平日最乐观的人，这时也看不出国民党对于山东还会有什么回天转地的办法，以挽救这种既败之局。若日本一旦宣布投降，山东将完全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所以国民党政府若想争夺山东，就必须在日本投降前派人进来，起码在山东争取到一定的地盘才可以在胜利后，对山东问题有发言权。
但当时的山东，共产党、八路军和敌占区人民，已筑成铜墙铁壁，就是国民党有几万大军，也无法进来；就是进来，也无法站稳，无法立足。于学忠盘踞鲁南山区数年，终于不得不全部撤走；李仙洲提师数万，曾一度到达鲁西南微山湖以西地区，但一受到打击，便不得不徘徊瞻顾，逡巡而去。所以那时国民党对山东无法用兵，只能派一个在山东有影响，能起作用的人，不惊动日本人，不惊动共产党，秘密潜入，掌握起一些士气虽已低落、人心涣散、但还有一定数量的游击队。等待日本一旦投降，可以利用这一部分力量，抢占敌伪占区，建立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利用国民党正在执政的有利地位，可以从敌伪手中接管一切。这就是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在争夺山东的道路上，唯一可行的途径。要找一个能够担当这样一种特殊任务的人，在当时来说，何思源是比较适当的。抗日战争前，他在山东当了十年教育厅长，抗日军兴，他又一直在山东打游击，鲁北地区所有国民党系游击队头头，差不多都和他有过直接联系，所以他不但熟悉这地方，而且熟悉这地方的人事。
何应钦推荐何思源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把要他在日本投降前进入山东的计划，作成书面报告，向蒋介石提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一天，蒋介石为此特别召见何思源，谈山东问题。何携带预先准备好的山东形势地图，及有关山东地方保安部队兵力、位置等材料，去见蒋介石，作了详细汇报。蒋把何应钦推荐他去山东的报告给他看，于是就这样决定了他取代牟中珩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并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又兼青岛市长及市党部主任委员。
当时山东情况特殊，用何种具体办法才能进来，也很费研究。蒋介石和他的空军司令周至柔曾建议他学跳伞，用飞机在山东特定地点，跳伞着陆。但这在何思源确是一个难题，他没有接受。又曾设想在山东沿海秘密登陆，但经过考虑，也以为这一办法很无把握，所以未敢轻于采用。最后还是决定先到阜阳，再由阜阳设法陆路入鲁，比较稳妥。
何先乘飞机到宝鸡，然后经西安、蓝田、龙驹寨、南阳等地，由漯河附近的狼牙山过铁路，到了一九四五年春节，总算到达阜阳。重庆为了他途中的安全，对他出任山东省主席一事，未公开发表。他随身携有行政院的决议，及行政院长的命令，并有胡宗南派兵一连护送。但牟中珩直至广播发表，才交代了主管职务。
何思源于一九四五年六月自阜阳出发，先到界首，经河南商丘，到达鲁西南曹县之蒙清寺。这时他的随从人员只有省府职员祝廷琳和副官许希亭。到曹县后见到李同伟，李原为省府秘书处的科长，这时适在曹县，当时何需要一位秘书，于是李同伟便一路随行，担任了这一工作。在蒙清寺召见了几个县长、专员，公开作出北上济宁一带的姿态，而实际，他们很机密地遄返商丘，利用何柱国介绍给他的一种关系作掩护，化装乘火车经徐州去济南，在济南秘密住了一夜。他的随行人员李同伟、祝廷琳、许希亭等，于次日早晨，着伪军服，从济南乘火车去昌乐。何思源本人则绕道济南以东的黄台车站，乘另一列火车去昌乐。到达昌乐的日期和时间，早以派人通知了驻在寿光的第十四区专员兼保安第三师师长张景月。张派其专署秘书主任丁岚生在车站迎接。昌乐车站并无日军，只有张天佐的一个连驻扎，故可出入无阻。当时车站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人，只从表面形迹上看出是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人，但究竟是什么人，却没有人知道。这时张景月早已率一个团的部队，先一日到昌乐以北十五华里的“田马”，等候迎接。他们于当天下午，就在“田马”会面了，时为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日本投降，进入济南
和张景月一同时到“田马”迎接何思源的还有王念根。王是河南郾城人，保定军校出身，曾在韩复榘的七十四师李汉章部任参谋长，沈鸿烈当主席的时候，曾任省府保安处长。一九三八年秋，奉沈命到寿光，点编张景月部为“保安第十五旅”。何思源当鲁北行署主任时期，王念根曾任鲁北行署参谋长。一九四〇年春天，张景月和八路军的冲突公开化，王念根奉命由鲁北来到寿光，从此以后，就一直住在寿光张景月处，此人在张部始终无任何职位，但在指挥军事方面，为张景月所倚重。
在“田马”住了几天，何便和张景月、王念根一同西渡弥河，到了张景月的司令部所在地——尚家庄。
当时日本人虽已败徵毕露，但一般还没有能够预见到它会马上宣布投降。何思源这时为了避免暴露目标，除了电告蒋介石以及在阜阳的山东省政府，他已进入山东到达寿光之外，只会见了驻在昌乐的第八区专员张天佐，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于宝仑，以及山东省府、前鲁北行署等住在寿光的一部分人员。
在尚家庄住了几天之后，他便沿着弥河南去，移住弥河东岸的“真武庙”。这是张景月的第一团孟仁轩团部所在地。这时八路军开始对张景月部的茅坨、田柳等据点发动进攻，战况非常激烈。
何思源由“真武庙”继续南去，渡过弥河西行，到达益都八区，张景月部第八团王凯忱的防区。他进入山东以后，有两方面的顾虑：一是日本人，一是八路军。当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对日伪的顾虑，已可完全解除。于是他继续南去，转移到益都北乡。离铁路较近的张景月部第二团徐振中的防地。
八月十九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四天，在益都北乡的苑上村，他接见了山东日本军方的代表藤田大佐。日本军方已经知道中国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在益都，所以派出代表进行初步联系。何当时对他表示：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作为中国在山东的军政首脑，要很快进驻济南。不过这时日本刚刚宣布投降，一切具体事务，究应如何行动，他们下边还没有奉到具体指示。所以藤田不能作任何具体答复。他只能把已经见到何思源，以及何准备到济南去等情况，向他的上级回报。
这时八路军在寿光，已将张景月部的据点，全部攻占。张部主力之一的二十七团，在八路军解放田柳之战中几被全歼。
该团团长马文灿及保安第三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孟仁轩均被俘。张景月、王念根放弃弥河以西地区，全部撤退到弥河以东。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何思源当即命令张景月、王念根，迅速率部到益都北乡地区，和他及徐振中部靠拢。并发表张景月为山东省保安副司令，王念根为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徐振中为警备第四旅旅长，决定利用他们的军事力量，西入济南。
张景月和王念根率第五团李森庭，教导营晋锡屏两部，到益都以北地区、和何思源靠拢。他的其余各部，以及寿光县政府、第十四区专署、保安司令部各单位，都撤退到由益都到昌乐的胶济路以北地区，由其参谋长唐锡嘏统率指挥。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调查统计室，本住在寿光三区的丹河，这时也由主任于宝仑率领到益都，跟随何思源活动。何派张金铭和祝廷琳立刻搭火车到济南去，为他进驻济南预作各种准备和布置。张金铭在抗日战争前，是平度县立中学的校长，这时何思源任命他为济南市长。
经过一番布置以后，何思源、张景月、王念根便率领徐振中、李森庭、晋锡屏等部，开进益都车站。益都车站本驻有日军一个大队，这时闭门不出。
由于日军对何进驻济南的态度还不十分明朗。何决定第一步，先率部队坐火车到龙山，待时机成熟，随时可开进济南。他们在益都车站住了一夜，次日便分乘两列火车西开。张景月和王念根等，当天下午，率领部队到达龙山下车。由龙山北去，到章丘之旧军附近宿营。在这里，他们会见了国民党的第十二区专员翟毓蔚，以及翟的参谋长杨相生、参议翟润生等。这一带是翟的地区，张景月的部队从未到过，所以给养、情报、向导，完全依靠翟部提供。何思源在张店下车，和当地日军及其他部队联系，然后由张店去邹平张景儒（邹平县长）处。两天后，张景月、王念根等率部队到邹平，与何会合。过去在鲁北直接在何指挥下的关国启、王复成两部，这时也拉到这一地区，与何会合。
到八月底，驻济南日军决定迎接何思源进济南。九月一日，日军司令官细川派参谋铃木，上尉部队长田部井，以及杨毓珣的伪教育厅长朱经古，乘日军铁甲车一列到龙山，迎接何思源。铁甲列车除炮车外，只挂有客运车厢一辆，不能搭载多人，故只有何思源、张景月及随行工作人员、卫队、电台等约一百余人登车。其余部队，则沿铁路徒步西进。铁甲车于下午到达济南。随何进济的部队行至郭店附近时，遭八路军伏击。徐振中部派出部队向左侧山下突击掩护本队冲出伏击线，继续西进，于下午全部到达历城，关国启、王复成两部，被击溃散。关、王两人则各带少数随从冲出后，先后到了济南。伪省长杨毓珣等在车站迎接何思源、徐振中和李森庭等部队则在历城驻扎。
何思源到济南后，首先派张景月和王念根接管了杨毓珣的伪保安司令部。不久李延年派杨业孔（挺进军副司令）、项传远（高参）、刘钦礼（调查室主任）飞济南设指挥所。到十月间，李延年（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才到济南。
何于六月间从阜阳出发，到达鲁西南曹县地区。七月二十五日到达寿光，此后不过二十天，日本即于“八·一五”宣布投降。又十五天，九月一日，他就进入了济南。蒋介石未发一兵，未费一弹。日本宣布投降后仅半个月，他就占领了他本来早已撤出了的山东省的省会。何这一次行动，为蒋立了大功，完全实现了他抢在日本投降前抢占山东的计划，为他以后的争夺山东提供了资本。何到济南后，十月二十日奉召飞重庆去见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济南《山东公报》重庆讯：何奉召到渝谒蒋，立蒙接见，“垂询甚详，慰勉有加”，这是他在蒋面前身价最高，最受重视的时候。
结束语
本文简括的写了何思源的经历，主要是一九二八年以后至日本投降这一段时期在山东的一些活动。何氏于一九四六年十月，由山东省政府主席调任北平市长。从那时他就离开山东。所以有关一九四六年以后的情况，本文未曾涉及。
在过去国民党阵营里面，山东籍的政治人物中，在山东境内、活动时间之久、影响之大、职位之高的，都无过于何思源。所以若对一九二八年以后二十年中，国民党在山东统治时期的历史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我们总不免要提到何思源。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鲁北开始和他有些接触。日本投降以后，在他山东省政府主席任内，以及他调任北平市长以后，我都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现就个人那时的所见、所闻，并参考解放后何氏自己写的一部分回忆文字，撰写本文，以供文史资料参考。我见闻有限，经历不多，更限于个人水平，对于过去一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难免有偏颇、狭隘或错误之处，希望大家从各方面有所纠正或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