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冀鲁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冀鲁边工委），是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山东省委和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一九三八年夏季，冀鲁边区党委成立，撤消了工委。它虽然只历时一年，但对于冀鲁边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冀鲁边区，在抗日战争前夕，系指河北省东南部和山东省东北部交界的那片地区。它包括的范围：北起天津南，南至黄河岸，西临津浦路，东濒渤海湾。共三十多个县，人口约五、六百万。这个地区，处于两省交界，地方偏僻，树林较多，相对说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到了抗日战争前夕，这里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寇实行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二十九军一部在马厂车站稍加抵抗就撤走，四十军不战而退，造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气焰嚣涨，它随即占领了华北各大城市与交通干线，而且逐渐把魔爪伸向中小城镇和农村。一向耀武扬威、鱼肉人民的国民党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也纷纷逃溃，当时日寇在这一地区，也还没有形成实际控制，造成了暂时的“真空”状态。一些旧军阀残余势力、地主豪绅、土匪恶霸，乘机四起，纷纷拉武装，占地为王。那时，这个地区的老百姓有句口头谣：“兔子、乌龟满地跑，土鳖司令如牛毛”，极言当时地方武装势力之多。这些地方反动武装多者成千，少者上百，也有几十人或几个人的，如南皮县四区孙家柳林村有个“孙大肚子”，只有一个秘书，一个卫兵，也受到国民党河北省代主席张荫梧的委任，当了“司令”。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势力，都以“抗日”为名，彼此尔虞我诈，你争我夺，蚕食伙并，争斗不息。当时的社会之混乱，人民之疾苦，是可想而知的。
我党在这个地区的地下活动，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四年前后，到三十年代初期，便建立了中共津南特委和中共乐陵中心县委，由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几年的时间，先后换了好几任特委书记。一九三七年一月，特委书记是王奎章，组织委员马振华（当时化名为李泽民），特派员贾振声（即贾震同志，不久，调赴延安）和邸玉栋（当时化名小杨）。
在津南特委领导下，几年的艰苦工作，在这个地区，党的工作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培养了一批党的干部，群众有了很好的发动，建立了部分县委和支部，开展了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很高，这时，津南特委要求我们：继续扩大地下工作区，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相机建立革命武装，迎接抗日战争的高潮。
一九三七年，我任乐陵中心县委书记已是第五个年头了。中心县委管辖乐陵、无棣、阳信、商河、惠民五个县。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乐陵城西黄夹镇许家小学的教员。这年初特委书记王奎章同志找我，要我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准备进行武装斗争。
是年三月，王奎章同志告诉我：上级指示要从我们这里抽调一位同志去延安学习，特委意见，在我和奎章同志两人中选一人，待上级党委决定。五月份王奎章同志说：河北省委决定，批准他去延安学习。我听后内心很着急，我盼望很久的去毛主席身边学习的愿望落了空。他耐心地劝导我说：你是本地人，地熟人熟，你留下对党的工作有好处。工作了这些年，在群众中有威信，对于建立革命武装，你也做了很多准备，有了一些人和枪，这个时候你走了，党的工作会受到损失。上级党已决定了，你就等下次学习机会吧。说到这里，我自然不好再说什么，但我担心自己能力不行，怕完成不了党交给的任务。我是个“半拉子”知识分子，是个“磨粉笔头”的人，对于拉武装、耍枪杆子，更是外行，心里没底。这时王奎章同志一边鼓励我，一边又说，上级党对这个地区很关心也很重视，不久即派干部来，加强特委的领导。不但派政治干部来，还要派军事干部来，要我准备迎接上级派来的同志。这样一说，我心里也安定得多了。
二
古楼张的赵明新（原名赵杏村）从外地回来了。他是我早年一起向往革命、寻找共产党的同志，这次他是受中共山东省委派来家乡开展工作的。一天，赵明新派人把我叫到古楼张去和他见了面。他谈了他个人的简单情况，说上级党派来的干部马上就要到了，要我给这些同志安置好食宿。不几天，赵明新领来了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叫于文斌（原名于世傑，河南省息县人），他是山东省委派到这里作领导工作的。在这以前，我们遵照王奎章临走时的指示，派人从惠民中学接来了军事干部周凯东（后改名黄耀轩），我把这些同志安排好后，又通知了马振华和邸玉栋两同志。
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一天，党的重要会议在许家村小学一间破旧的东厢房里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于文斌、马振华、赵明新、邸玉栋、周凯东和我，共六个人。会上，于文斌同志传达了山东省委让我们成立鲁北特委的指示。马振华同志汇报了冀鲁边区的政治形势和自然环境，汇报了党的工作情况。经过讨论，大家一致意见，不成立鲁北特委，同时取消津南特委，而成立冀鲁边区工委。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省委允许下级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比较适当的组织形式的。会议决定由于文斌任工委书记，马振华任组织委员，赵明新任宣传委员，邸玉栋任特派员。会上还决定，于文斌同志除掌握全盘工作外，兼管无棣县委的工作；马振华同志兼管宁津、南皮、东光等县工作；邸玉栋同志兼管津南东部几个县的工作；赵明新同志兼管阳信刘坡坞和商河龙桑寺、乐陵东辛店三个乡农学校的工作。周凯东同志任乐陵中心县委的军事委员，协助乐陵中心县委建立革命武装，我继续担任乐陵中心县委书记兼管工委青年团的工作。
工委分工以后，于文斌同志传达省委第二点指示，决定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救国会由马振华任会长，傅炳翰任秘书长，王俊峰任除奸部长，后来又补充邢仁甫任军事委员（邢仁甫后来叛变被处决）。救国军的人员分工是以后决定的：马振华任政治部主任，邢仁甫任军事委员长，崔吉璋任前线总指挥。
三
冀鲁边工委成立后，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在各县成立救国分会，有重点地建立革命武装。
乐陵中心县委，经工委批准，不建立抗日救国分会，集中力量，发展抗日救国军。对于拉武装，我早有工作基础，再加有周凯东同志的协助，我们这支救国军武装的建立，比较顺利。周凯东同志是陕西省丐县人，参加过江西宁都起义。由于口音不同，怕暴露身份，起初，我把他安排在一家杂货铺里。他每天活动范围很小，只能在狭窄的院子里。有一天，他指着头顶上一块青天，风趣地对我说，“我从未坐过牢，想不到来你这里过上了‘囚徒’的生活。”我笑着说：“我也早憋不住了，该‘杀’出去了。”他听了我的话，慢慢收敛起笑容，严肃地说：“不能急，心急喝不了热粘粥，这是革命需要啊！”
怎样拉队伍，依靠什么人组成抗日的革命武装，周凯东认为，搞武装，拉队伍，主要依靠的对象，应该是贫雇农。那些在国民党民团里或在旧社会民团局子里混过事的人，除了其中的共产党员和一些苦大仇深的，或者经过考验真心靠近共产党的之外，大多政治面目复杂，即使一时同情抗日，但在环境困难时，易动摇妥协。对于经不起斗争考验的，不能作为主要的依靠力量。我们接受了周凯东同志的意见，以许家村、前后周和黄夹镇的党员及贫雇农作为基础力量，也吸收一部分民团里苦大仇深的人参加，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凯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我们利用关系，向黄夹区乡农学校（梁漱溟的乡建派领导的一种武装组织形式）巡视委员刘××递了一个“呈子”，请批准我们制造防匪自卫的土炮，“呈子”很快得到了批准。接着我们就筹备资金，购买钢铁，聘请工匠，打制了五十支土炮、五十把大刀片。经过政治思想工作，争取了国民党黄夹区段局子里的二段段长刘鸿声带着十七支步枪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原有三支步枪，我个人有支自卫手枪，加起来共有步枪二十多支、土炮五十支、大刀片五十把，人员有一百多名。
七月初，于文斌同志去无棣县检查工作，我们向工委和救国军汇报了武装工作情况，救国军把我们编为六团。八月十三日凌晨，我们在黄夹镇上竖起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六团”的大旗。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们继续动员民枪，扩大人员。不久，我们六团就有步枪六十多支，扩大人员一百六十多名。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间，除抗日救国军第六团正式成立以外，工委领导的其他革命武装，也相继建立。救国军将四个主力团，调到盐山、庆云的公路两侧，相机袭击日寇。当时，冀鲁边区民团、土匪很多。其中有些地方武装，不属于国民党的编制，对抗日持有同情态度。有些民团、土匪当中，不少是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我们对这些地方武装，采取了团结、争取、利用的政策。有的收编为我们救国军；有的则给予编制名称，暂时允许其独立活动。
对于武装建设，由于工委缺乏经验，开始发生了些问题。主要是有的部队的领导权，被一些有野心的人和地方实力派人物所掌握，他们对工委的领导，有的阳奉阴违，有的干脆不予理睬。如救国军前线总指挥兼一团团长崔吉璋，干过土匪，拥有个人实力，工委叫他离开乐陵县城，到农村去发展队伍，他拒不执行。伪满自治联军挺进师的一个旅（旅长刘芳庭）进攻乐陵城时，他不服从工委指挥，擅自将部队带走。
鉴于救国军的组织纪律涣散，有必要进行组织整顿。工委于十月末，在盐山城南刘集村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于文斌、马振华、邢仁甫、范普泉、崔月南、刘子芳、路牟班、周凯东、杜步舟、崔吉璋、李子英。工委书记于文斌同志亲自主持会议。崔吉璋仗恃他的实力，想争当司令，由于工委事先做了工作，结果无人选他，会未开完，崔吉璋便忿然地走了。后来，他越发目无组织，向党闹独立性，在惠民城南清河镇，被伪军刘芳庭所打垮。工委会议，对救国军领导机构进行了改选。选举结果：邢仁甫任救国军司令，范普泉任政治部主任，于文斌、崔月南任政治部副主任，周凯东任救国军参谋长。工委组织委员马振华，原任救国军政治部主任，因受邢仁甫、崔吉璋排挤，改任特务团政治部主任。
五
刘集会议之后，党在救国军内的领导力量较前加强了。救国军的司令、政治部主任及几个主要部队的领导人，大多由党员干部担任。于文斌和马振华同志虽在救国军里不担任主要职务，但他们是工委的主要负责人，救国军是在工委的直接领导之下。
在这期间，盐山城里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和从伪满州带来一个营。又从沧州调来伪“满州自治联军挺进师”，师长叫刘佩臣。该部驻扎盐山城东南十八里的五堡一带。
伪“满州自治联军挺进师”到盐山来，很明显是朝着我们救国军来的，我们不打他，他必然要打我们。乘刘佩臣刚来，脚跟未站稳之际，工委召开了会议，决定先拿刘佩臣开刀。
由于这是我军出师的第一仗，工委对这次战斗决定是很谨慎的。经过侦察大体掌握了敌人的情况。知道刘佩臣与日寇之间有矛盾，刘佩臣号称三千人马，实际上只一千多人。我军对外号称万人，实际上能参战的只有五、六百人枪。敌人比我军人多装备好，但他们是许多小股土匪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加上他们驻地分散，无险可守。他们还有个弱点，就是非常骄傲，看不起救国军这样的抗日队伍，想不到我们敢袭击他们，这就造成我们有机可乘。我们虽然人少装备差，但士气高，部队中共产党员多，战斗力强，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有一定的胜利把握。
我军采用参谋长周凯东同志的作战方案，叫“小刀子”战术，即以若干小股精锐部队，于黄昏时秘密接近敌人驻村，在敌军驻扎的十多个村同时发起突然袭击。一阵猛冲猛打，杀得敌人晕头转向，顿时大乱。当时死伤敌人二百余，俘获日寇参议三人。我军伤亡八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敌人惨败后仓皇撤退，先在盐山城附近七牛里几个村稍事停留，随即退回沧州。
五堡战斗的胜利，对我救国军官兵和周围群众鼓舞很大。但是，刘佩臣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而盐山城里日寇，对我军领导的地方实力派运用政治拉拢与经济收买的两种手法，这样一来，原来保持中立和观望态度的地方武装势力，开始分化，有的对我疏远了；有的暗地投靠了日伪。如盐山城南民团闫九德原来和我们保持接触，这时却秘密接受日寇委任状，投降了日寇。盐山警备队长刘延臣，这时也嚣张了，说“救国军真抗日，就去收复盐山城，不打盐山城，赶走日寇，就撤出盐山境。”说盐山是他的地盘。
我们队伍的内部，也出现了些问题。敌人借我们扩军的机会，派人混进救国军，瓦解我们，救国军的成分，也复杂起来。环境一恶化，农民意识、家乡观念、军阀残余、纪律松弛等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在客观上，部队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实际困难，部队给养与被服，根本不能保证供给。当时已进入严冬，我们的战士，尤其是干部，多数还穿着单衣。吃饭也是个大困难，常常连续几天饿肚子，甚至有时连开水也喝不上，生活很艰苦。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便造成我军的思想混乱、人心涣散，有的要回家拿棉衣，有的请假回家过春节，甚至有的提出自谋出路。我六团三营营长郑德昌和副营长撒景元，拉着一部分队伍不告而别（后来，郑、撒二人又自动归队）；二营营长张洪洞也在这个时候走了（后来也自动归队）。六团团长杨铁珊，是邢仁甫的密友，这时也开始动摇，在一次行军途中，到达盐山城南张庄后村，带着几个人私自脱离了部队，后来虽然归队，但在一九四三年终于随邢仁甫叛变。以上这些情况，对诞生不久的救国军，是个很严峻的考验，边区工委当时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才把救国军巩固下来。这时，人员虽然减少了些，但是部队更精干了，政治觉悟提高了，比较地说，战斗力反而加强了。
六
五堡战斗后的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勇敢战斗。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边区工委在盐山城东南杨小营村召开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革命武装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工委书记于文斌同志主持了会议，马振华、范普泉、崔月南、邢仁甫，周凯东和各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经过讨论研究，作出了四项决议：
1.迅速寻求上级党的指示。会议决定派二团政治部主任李广文通过冀南特委去太行山找八路军司令部，派宁津中心县委书记王建新去找山东省委。
2.加强救国军的政治领导，整顿部队，调整军事指挥员。各部队设立政治处：大队（营）设政治教导员，中、分队（连、排）设政治指导员，政治干部仍由共产党员担任。工委决定刘子芳部编为第一路，刘子芳（一九二七年入党）任指挥，郭盛云（曾任陕北刘志丹部青年营营长）任副指挥，周玉峰任政治处主任。李子英部编为第二路，李子英任指挥，姜清海（原六团二营政治教导员）任副指挥兼政治处副主任，李广文任政治处主任。第六团编为第三路，杜步舟任指挥，周凯东任副指挥，关星甫（无棣县委书记，原六团特务营政治教导员）任政治处主任，张墨仙（乐陵中心县委宣传委员）任副主任。特务团团长仍由路牟班担任，政治处主任由马振华兼任。
3.整顿救国军，除抽调党员干部担任部队的主要军政职务外，对中下层军政干部也进行了调整与补充。同时决定：取消“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采纳邢仁甫的建议，通过他的同学王昭明接受国民党游击别动总队三十一支队的编制番号，以这个“合法”番号，来对付地方实力派。
工委决定派崔月南到德平曹振东部任我军党代表，做抗日同盟军的统战工作；还派几个同志分别到无棣、沧县做争取同盟军的统战工作。
4.决定攻打盐山县城。这个战斗的决定我们是被迫作出的。从政治上讲，我军如不能在作战上打出威风来，军队的士气不能提高，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不掉。地方上实力派有不少对我们采取观望态度，随时可能投降日寇，如果我们打胜了，这些地方实力派，就可能为我们所争取。所以，我们攻打盐山城这一仗，是关系我军生存与发展的大事。从经济上讲，我们当时的财政状况很困难，只就棉衣一项，就无法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地方实力派又不肯真心帮助我们，唯一出路就是向敌人要。
打盐山县城的决定我们虽是被迫作出的，但不是铤而走险。经调查，盐山城驻有日本鬼子一百多人，伪满州汉奸队五百多人，他们之间矛盾重重。这些日伪军全部驻在城里，城外无一兵一卒，便于我们接近敌人。而我们是在当地成长起来的革命队伍，地理熟悉，群众拥护。特别是部队经过整顿以后，各级指挥员与政治工作干部调整健全了，经过政治思想工作，革命纪律性加强了。这些，为我们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十二月下旬，我们组织了攻城部队三百多人，从东、西、南三面，秘密包围盐山城，并在全军中挑选好的射击手二十多人，组成手枪队，分为四个战斗小组，化装成老百姓，借赶集混进城里。我们的大部队在城外佯攻，迷惑敌人。派进城里的手枪队，经过两天三夜的秘密活动，在第三天的晚上化装成卖香烟、花生的小贩，机警地接近伪军岗哨，乘机偷了城东门的钥匙，开了东门，隐蔽在民房的我军战士，蜂拥而入，勇猛冲杀。西门、南门的我军手枪队员，也同时向守敌开火（盐山城无北门），刹时间，枪声四起，伪满军不知所措，顿时大乱，基本上失去抵抗能力。我军乘机大举进攻，很快控制了战局。
城里日本鬼子，一时摸不清我军虚实，不敢迎战，从西门夺路而逃，我们乘胜追击，日寇残部逃到沧州去了。
这次战斗，我军获胜。打死打伤日本人二十多名，全歼守城的伪“满州自治联军”五百多人，缴枪一千多支，还缴获卡车两辆。
我军进城后，正值一九三八年元旦，我们打开敌人粮仓十多个，开仓放粮，分给附近的贫苦群众，群众敲锣打鼓，庆祝胜利，并从四乡八镇给我们送来各种各样的慰劳品。这时我军迅速发展，扩大到一千五百多人，服装、给养完全得到了解决。各个地方的武装实力派，主动请求我们收编他们，就连曾经不可一世的刘延臣，也找上门来赔礼道歉，表示合作。
我们进盐山城后，发生了一件不幸事件：一个战士的枪走了火，打伤了工委书记于文斌同志。于文斌同志受伤后，被送到庆云县崔口治疗终因伤势过重，不幸于二月间逝世。三月份，工委在庆云城南板凳营召开于文斌同志追悼会。于文斌同志在冀鲁边工委期间，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不朽业迹。冀鲁边广大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于文斌同志逝世后，工委工作由马振华同志主持。
七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夕，我军在盐山县城庆祝胜利，扩大抗日武装的时候，伪“满州自治联军挺进师”的独立旅旅长刘芳庭率伪军一千多人，从沧州反扑过来。伪军先攻占了盐山城西的范庄、曾庄、三红庙村，逼近城南大小李家村和西关，形成两面包围。我全军将士，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勇抵抗，激战八天七夜，始终没有让敌人攻进城来。土匪出身的刘芳庭，是个宁死不回头的反动家伙，虽遭挫败，仍下死命令攻城。结果，他率领的一千多人，死的死，伤的伤，最后只剩下不足百人的卫队，抬着被打伤了的刘芳庭狼狈逃窜。
守盐山城战斗，虽是一场恶战，但我军伤亡不大，只有一大队王省身同志负轻伤，守住了盐山县城。
在打败刘芳庭伪军以后，我们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将盐山城交给刘延臣部守护，我们把部队撤到城南卢世刚一带村庄休整。工委开会研究了下一步的进军方案，当时决定：乘胜进军，扩大战果，集中兵力消灭割据一方残害人民的地方土顽和暗地勾结日寇的投降派，继续壮大抗日游击队，迎接新的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照冀鲁边工委的决定，我军各路部队英勇前进，在短短两、三个月内，连克庆云、无棣、乐陵、宁津、新海（黄骅）等县全境，并在东光、南皮、沧县、阳信等县纵横驰骋，有力发展了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这个期间，许多地方武装，纷纷要求受编。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除了我们的基本武装一、二、三路和特务团外，又先后扩编了十九股地方武装，从一路按序编到二十四路（为避免“八路”这个番号与主力八路军重复，第八路空编）。冀鲁边区抗日游击队声威大振，伪顽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一九三八年三月，河北省委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派杨靖远、李启华等同志来工委工作。杨靖远同志任边区游击队副司令，李启华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部副主任。是年夏季，肖华同志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冀鲁边区，取消了工委，成立中共冀鲁边区区党委，由马国瑞同志任书记，先后建立了津南地委、鲁北地委（德州地区）、惠民地委。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
冀鲁边区工委虽然只历时一年，但却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初组成工委的几位负责同志，都先后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于文斌同志在一九三八年逝世；马振华同志于一九四○年九月任冀鲁边区第一地委书记时，在宁津县柴胡店区薛庄，被日寇袭击时牺牲；邸玉栋同志于一九四二年任一地委组织部长，在敌人大扫荡中，牺牲于东光县境；周凯东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夏，牺牲于河南林县战役；刘子芳同志于一九四三年牺牲在长清县；李子英同志在抗战期间病故于鲁南抱犊崮山区；姜清海同志于一九六五年在“北大”病故；路牟班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在清河镇牺牲；郭盛之同志于一九五二年在陕西关中病故；赵明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林彪、“四人帮”的罪恶之手，他被诬为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之一，于十年前含冤而死。现在，冤案已经昭雪，烈士英灵有知，也当瞑目了。
逝者长已矣。我是个幸存者，我有责任将这段革命斗争历史与烈士业迹记述下来。让我们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努力工作，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