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以后，我为了谋求生路，赤手空拳跑到青岛。在那里遇到了王溥泉（即刘顺元），他是共产党员，在莱阳路女子中学教书。我当时虽然还没有入党，但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因此，能够同他取得联系。他劝我快离开青岛回原籍，我们党有人在博兴开始搞革命活动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甭提多高兴了，心想博兴有希望了。

回博兴之后，我找到张静源。张静源一九二七年在胶东教书时入了党，是山东博兴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一九二九年他回原籍后，在高渡、粉坊、蔡家城、位李等村发展党，进行革命活动。当时担任胶东特委书记（以后被叛徒刺杀）。他送我一本《资本论》，我读着，觉得书上讲的都很有道理，处处是为穷人说话，越读越觉得头脑清醒，心里亮堂。同时我也找到了王博昌（即王汉儒），他当时是博兴师范讲习所所长。王博昌又送我一枚圆牌牌，上头有个大胡子头像，我听说这就是马克思，高兴极了，忙把它藏在内衣胸前。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于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在博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山东省委派党员王溥泉、张福林（一九三二年被叛徒暗杀）两人到博兴扩大组织，建立县委。并任命张方（张复生）任书记，王延津（王醒九）任组织部长（后来张、王均叛变），我任军事部长，孙蓬南、蔡秉虔、李汝瀛（李震）、张海邦（张文韬）负责宣传工作。到一九三二年暴动前，建立了二十七个党支部，四十九个小组，有党员二○七人，分布在高渡、幸福、陈户、城关等二十九个村镇。并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农民协会、雇农会、兄弟会、互济会等。党组织的扩大，党员的增加，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给博兴人民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也给武装暴动提供了条件。

一天，我见博兴的五道庙里，有人在砸锅卖铁，买香敬神。心想，这是封建势力愚弄乡民，掩盖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于是，夜里我和王博昌等人合计好了，我们把五道庙里的神像抬到城外水坑边，叫着号子唱着：有神上天，没神下湾，呼隆呼隆把神像都扔到水里去了。借此，我们就向群众宣传，靠求神拜佛改变不了劳动人民受苦受穷的命运，要想翻身求解放，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就得起来跟着共产党，同封建势力、军阀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

王博昌还借办学之便，经常向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教育，联系日寇侵略我国东北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行为，不断启发同学们的民族觉悟。遂后在党的领导下，博兴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以反对学校规定的一切公杂费用由学生负担为由，发动了学生运动，进行游行示威、贴标语、呼口号，坚持罢课四十天。在学生运动的冲击下，县长不得不向学生让步，答应免收公杂费，并每月补贴学生生活费三元。

一九三二年秋，民团大队的卫兵，见城内书院小学一个学生扎着黄色裹腿，竟将学生无理毒打一顿，打得伤势严重。博兴师范全校师生随又组织起来，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反动军警的暴行，要求县政府严惩凶手。距离城关四十里的纯化、利城完小学生也闻讯赶到，旋即聚众五百余人前来支援。在群情激昂众怒难平的情况下，县长张予良被迫答应负责医治受伤学生，发给营养费用，惩办凶手。两次学生运动，显示了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反对卖国政府的巨大力量。同时，亦向群众表明了：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压迫，就必须团结一致，向反动当局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这时有的地区也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如党在博兴边境的曹王村一带，发动了农民抗捐抗粮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六区龙河村也发生过一次反恶霸斗争。国民党省党部秘书牟洪举的父亲“牟老太爷”就住在这里。他在这里横行霸道，喝了酒时常骂大街，谁劝他，他骂谁，越劝骂得越凶，仗着他儿子的势力，夸口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就要谁的命。有一次，他又到村公所门口大骂。我当时在幸福镇“联庄会”当武装教练。我劝他，他又大骂起我来了，我想，你别骑在人民头上拉屎，耍你的臭威风，今天非教训你不可！于是我发动了几个壮汉子，七手八脚象捆猪一样把他捆了起来，痛痛快快地揍了他一顿，吓得他哆嗦成一团，向大家叩头求饶，这下子可给群众解了恨，出了气，其他恶霸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一次次的斗争，锻炼了群众，激发了群众觉悟，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下了基础。

此外，县委利用各种渠道打进敌人内部，瓦解敌人，争取敌人内部的同情分子起来革命。当时，我被组织上派到幸福镇“联庄会”里去工作。这个“联庄会”主要是地主武装，是保护地主利益的。“联庄会”知道我参加过北伐，受过军事训练，就让我当了武装教练。我借此机会，在敌人内部开展工作，后来掌握了大部分武装力量。

六区“联庄会”也打进去了两个同志，并争取了敌班长李文轩、李建功（李玉堂）。在二、四区还争取了许多同情分子。随着博兴一带革命运动的发展，省委决定在博兴一带发起武装暴动。并派军事委员张鸿礼（化名老魏，以后叛变，抗日战争初期被我军枪毙）来博兴直接领导这场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