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们在甘肃会宁地区与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不久，部队传达了张国焘的所谓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开辟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

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张国焘的阴谋，自然当成上级的命令执行。先头部队迅速突破敌人河防，接着，四方面军的大队人马就浩浩荡荡地开过黄河。通讯学校的同志们绝大部分是第一次过黄河。大家乘坐着大木船越过翻滚的波涛，都很高兴。谁曾想到，这是在踏上一条全军覆没的道路！后来我们才知道，所谓中央命令全是张国焘编造的。他是想利用红四方面军为自己打地盘，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四方面军的大部分部队过河之后，渡口被胡宗南部封锁了。这时，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后续部队还没有过黄河，后来他不得不去延安。没过河的一个军幸存下来了，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在后来的长期斗争中，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为了便于指挥，已过黄河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和总部直属队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李天焕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参谋长。西路军领导同志还有李卓然等。我们通讯学校和总部电台一起跟随总指挥部行动，当时总部电台的代号为八台，台长是汪民振同志。

河西走廊上，马家匪徒相当猖狂。当时与西路军打仗的几个军阀头子全姓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马麟，通称“五马”。他们人多势众，大部分是骑兵，行动迅速，战斗力强，而且装备大都是日式的，在当时已算是相当精良。所以，西路军从刚过黄河就与他们展开了激战。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很强，面对优势的敌人，毫不畏惧，连战皆捷，且战且进，消灭了大量敌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总部进驻甘肃中部的永昌县城。西进以来，天天打仗、行军，到永昌之后，才算有时间安顿一下。通讯学校找到了一间大房子，借了老百姓一些桌子、椅子，建立了教室，我们学员排继续上课。由于西路军远离中央，更需要我们这些人能早日开展工作。就这样，在战斗部队与“五马”血战的同时，通讯学校抓紧时间，开始了紧张的学习。

虽然西进以来部队英勇奋战，消灭了大量敌人，但西路军面临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敌人是在“家里”打仗，各方面条件对他们都有利；而西路军是在流动状态，部队越打越少，给养难以筹措，伤员无法安置，大家都感到情况很严重。

正在这时，“西安事变”的消息被我们电台收到了。喜讯传开，全城一片欢腾。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总部文工团马上组织了宣传队，在永昌县城仅有的一条大街上进行化装宣传，当时我们都想，蒋介石这个老冤家对头和我们打了这么多年，欠下了人民累累血债，现在可有他好看的了。

但是，摆在西路军将士面前的困难仍未减少。敌人越打越多，继续向我们扑来，部队仍在血战中。我们站在永昌街头，就能看到城外山头上马家军在活动。不久，总部进驻倪家营子。这是个大围子，我们通讯学校住在围子中部的一个村寨里，继续进行学习，战斗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这时，西路军主力仍未受损伤，还在主动进攻敌人。五军在董振堂军长率领下，已经西进到高台。但是不久就传来噩耗：五军主力在高台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以身殉职。万恶的马家匪徒把董军长的头割下来，挂在城门楼子上“炫耀”他们的胜利。

五军失利之后，敌人从四面八方向倪家营子扑来。当时驻倪家营子有九军、三十军和总部直属队，也就是说西路军的全部人马都在这里。战斗部队与占优势的敌人展开了争夺战。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在此地长驻下来，必然招来更多的敌人，后果将不堪设想。总部终于决定：东进。

但是，我们东进不久，不知为什么，上级又叫西进。于是西路军又回到倪家营子，又回到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次，形势于我更加不利。部队减员很大，子弹也不多了，粮食、医药用品极为缺乏，许多负伤的同志都得不到起码的治疗。红军是不可征服的，面对着数倍于我、装备精良的敌人，战士们舍生忘死，奋勇杀敌。但是，敌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不得不突围。

突围之夜，天黑得伸手不见掌。我们和总指挥部一起突围，有一个营的兵力掩护。上级命令：不许有一点声响，不许有一点火光。天太黑了，人们只能隐约看到前边同志模糊的背影。我们一个挨着一个走，否则就会失去联系。正走着，前面传来报告，说有敌人，这时只得后队变前队，往回走，再找条路。走了一会儿，又遇见敌人的封锁线，再换个方向走。就这样，我们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来回走了整整一夜，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走遍了，直到天快亮了，还没突出去。因天黑，人们不知跌了多少跤，但谁也顾不得痛了，如果走不出敌人的包围圈，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

我们这么多人在极为狭小的地域内来回奔走，而且不时有跌跤的，不可能没有声响。贪生怕死的马家匪徒，虽然数倍于我，却没有敢打一枪。因为几个月来，西路军的确让他们尝够了苦头。

前卫部队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一条突出包围圈的路，这时天已快亮了，探路的同志说，沟那边没有敌人防守，可以突出去。于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下到沟底。下去不容易，上来可就更难了。几个同志在黑暗中探索着，用手脚、用脸腮去“探路”，绑腿、绳索，一切可用的都用上，我们终于爬上了峭壁，然后又把电台、收发报机、手摇马达等等都吊上去。我们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骄横愚蠢的敌人还在睡大觉，他们是怎么也想不到，红军能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出路来。

但是，紧张的心情一点也没放松。这时天已放亮，我们必须在敌人的骑兵到来之前找个围子驻进去，否则在野地里和敌人的骑兵遭遇就麻烦了。行军的速度越来越快，身体弱的同志在别人的帮助下突围。终于，我们抢在敌人前面突进了沙河堡。

进了沙河堡，战斗部队立即摆好阵势与蜂拥而来的敌人猛烈交火，我们通讯学校的同志就帮助总部电台架好天线，准备与中央联系。不料，总部电台的见习报务员一上机就毁了电子管，更严重的是此刻连一支备用的管子也没有了。消息传开，同志们都惊呆了。陈昌浩一听到烧坏了电台，气得火冒三丈，立即下令枪毙见习报务员。我们这些在场的人没一个敢吱声的。祸闯得太大了，没了电台，我们就失去了与外界唯一的联络手段，这在当时已经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无疑又是一个重大挫折。幸好，通讯学校刘校长出面讲情，他对陈昌浩反复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报务员，他是不会故意破坏的，再说他是个小孩，只有十几岁，出点差错是难免的。刘校长劝说了老半天，陈昌浩一直沉默不语，最后下令撤掉总部电台耿台长的职务。兴运的是，战斗部队不久就送来了新的电台配件。

西路军在沙河堡和追来的马家军对峙了一天。夜里，总部下令突围。从此，我们就开始了白天打仗，晚上突围，天快亮时找个围子驻进去，打一天，晚上再突围，这样一种昼夜不得安宁的艰苦生活，持续了好些天。在那一段时间里，人们都疲劳到了极点，晚上突围，绊个跟头就睡着了，别人拚命摇晃才能醒过来，迷迷糊糊地跟着大队走。有时“原地休息”的命令一下，人们顾不得一切，抱着枪就地一倒就呼呼睡过去了。

就这样，又经过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西路军又伤亡了好多人。最后，剩下两千多人全部汇集到祁连山里一座叫石窝子的山头上，这是西路军两万多人所仅存下的最后一支人马。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在鄂豫皖苏区，在通南巴苏区，在万里长征路上，使多少凶残的敌人闻风丧胆，现在，却被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拖上了绝路。

在石窝子，总部决定：缩编部队，分兵行动。总部机关只留下几个干部，所有能战斗的同志全部下放到战斗部队。现在真是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几乎弹尽粮绝，一个个破衣烂衫，又极度疲劳，而十倍于我的敌人正屯兵山下，准备一口吃掉西路军剩下来的这两千人。在此以前，无论情况多么危急，总部都没舍得把通讯学校的学员投入战斗，现在也不得不忍痛解散了。这时通讯学校共有四十几人，大部分编进战斗部队，我们的教员刘寅同志编进总部电台担任报务员，我和何永忠、刘承义、唐永第等几个同志也编进总部电台，负责摇马达。

部队整编完了，总部决定兵分三路，三十军剩下的一千多人和我们电台编为一路；五军和九军剩下的几百人还有总部妇女独立团等编为一路；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共五、六个人穿便衣为另一路。

我们这一路的负责人有李天焕、李卓然、李特等，进祁连山往西去。第二路战斗部队回到甘肃打游击，不久即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遭遇，全军覆没了。

分兵后，我们向祁连山深处去。祁连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冰峰雪岭一座连着一座，绵延上千里。这时是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天气很冷。我们这些总部人员由于在永昌城住了好些日子，补给了一次，每人还有件棉衣，虽然经过几个月的转战已破烂不堪，但总还可稍稍御寒。战斗部队就苦多了，有些人还穿着单衣，而且已破得成了布条条。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鞋子，有的割了块牛皮做成“鞋子”，有的用破毡片包着脚。吃的大都是烧得半生不熟的牛羊肉。晚上睡觉时跟过草地一样，大家围着大火堆躺成一圈。我们能用来御寒的只有一条破军毯。现在想一想，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

我们几个摇马达的同志，白天和部队一起行军，晚上别人休息了，我们还要摇上一、两个小时的马达。手摇马达本来是备用的，电台工作都是用电瓶供电，进祁连山时，因为电瓶供电这套设备太重，都扔掉了，这样手摇马达就成了电台唯一的电源。摇空马达还轻一些，电台一工作，有了负荷，再摇马达就感到很重了。我们常常是饿着肚子摇马达，两个人一组，摇一会就浑身出虚汗。但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党和红军需要我们的时候，所以不管摇马达有多么累，我们咬牙坚持工作。

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些辛苦的背负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背电台。长征一开始他们就背着电台长途跋涉，就这样一直到了祁连山里。因为当时电台是很珍贵的，一坏了就没办法，所以舍不得放在马背上颠簸。进祁连山之后，马也没有了，连手摇马达也是这些同志背。多么可敬的同志啊！

进祁连山之后，我们虽然一到宿营地就架起电台，但怎么也收不到中央的讯号，大家都十分着急。几天以后，我们的电台终于和中央联系上了。中央告诉我们：到新疆去，陈云同志将代表中央迎接我们。消息传开，全军上下一片欢腾。部队满怀信心地向西北方向急进。

我们在祁连山里一共跋涉了四十多天。有时是石大如斗的戈壁滩，有时是一陷老深的沙漠，有时要赤脚涉过水冷刺骨的雪水河。就这样，千余名西路军的幸存者们，以无比顽强的斗志支撑着虚弱不堪的躯体，向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

在祁连山里，我们没有见过一户人家。幸好，也没遇见敌人。那里太艰苦了，敌人是不会到那儿去的。

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吃尽千辛万苦，经过四十多天的奋斗，终于在安西附近走出了祁连山。走到安西附近时，天已经黑了。部队正在休息，我们几个人抓紧时间架起电台，因为收听讯号也是了解敌情的一种有效措施。结果报务员刚戴上耳机，就听到安西城里敌人的电台正在拚命地拍发紧急呼叫讯号。原来敌人已经发现我们这支部队，正在往这儿调他们的人。我们赶快报告给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几个首长一商量，命令部队马上转移，部队又不停脚地往西北方向走了一宿。第二天天刚亮，敌人的骑兵就追上了。这时我们已走到白墩子，敌人的机枪打得象刮风一样，我们通讯学校的一个教员郑如宽肩头挂了彩，大家赶紧给他包扎了一下，继续突围。战斗部队在后面顶着打，总部的几个首长还有我们电台工作人员在前面走，一直坚持到红柳园子。到了红柳园子，已经没法再走了，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的骑兵，再在平地上和他们对抗就要吃大亏。李特下令抢占山头，我们电台的十余个同志和总部的几位首长抢占了红柳园子西边的一座山头，这座山是条长带子山，战斗部队占领了另一头，我们十几个人守在这一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有王子纲、刘寅等同志，我们各自抢占了一个有利位置，步枪、马枪、手枪一起开火，与敌人的骑兵展开了激战。

这部分敌人骑着一色的黑马，开始时相当猖狂，一群一群地骑着马围着我们据守的山头乱转。我们瞄准射击，一枪一个，把许多敌人打下马来，这一来他们老实多了，都远远地躲在我们射程之外。被击毙的敌人的乘马到处乱窜。有几匹跑到我们阵地上，成了送上门来的战利品。这几匹马都是膘肥体壮，晚上突围时成了几位首长的坐骑。就在这次战斗中，总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光荣牺牲。

我们和敌人一直对峙到天黑。敌人虽然人多势众，但由于没有步兵助战，所以一直不敢进攻，我们也没力量冲下山。天快黑的时候，李特参谋长通知大家，天黑以后，将吹冲锋号，号声一响，马上毁掉电台，然后往西北方向突围，如掉了队，到星星峡集合。

天黑了，我们都屏住气息，焦急地等待冲锋号声。不一会，凛烈的号声响了，我们七手八脚砸毁电台，从西北方向冲下山包，朝着星星峡跑去。部队很快就分散成一、二十人一股的小队伍。我和刘寅、何永忠、刘承义、唐永第等七、八个同志在一起突围。我们都是老战友，在甘孜会师后就一直在一块。当时刘寅同志有一匹枣红马，他骑在马上，我们几个人用手拉着马尾巴一直跑到天亮。这一宿也不知跑了多少里路，天亮后一看，不知跑到什么地方来了。电线杆子也看不到了。突围之前，李特参谋长在布置突围时曾说过，顺着电线杆子跑就一直通往星星峡。没办法，我们只好折回头来找电线杆子，大约走了七、八里路，才看到了大路和电线杆子。我们不敢走大路，离着大路远远的，能看见电线杆的地方，向着西北方向继续走去。不停地走了大半天，太阳已经偏西了，大家又渴又饿，都走不动了。从上午开始大家就找水喝，可是茫茫戈壁滩，哪里找得到水！一个个干得嗓子眼里冒烟。但也真巧，当我们翻过一座光秃秃的大石头山，竟然在山上发现了清澈见底的一坑水。我们几个人俯在坑边，咕嘟咕嘟地喝了个够。喝了一肚子水，大家也都长了精神，这时才想起已经一天没吃饭了，找了找还有点粮食，正好也有水，就商议着做点饭吃再赶路。当时这七、八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抽烟，平时是火柴不离身，可是仅有的一根火柴，却已经被我抽烟用掉了。当我说出真情后，大家都埋怨我。这时有个同志说，拔掉弹头的子弹，放进枪膛用撞针顶，也许能引着火，我就赶快照章办理，结果打了好多子弹也没打着火。实在没办法了，大家虽然一个个饿得头晕眼花，还是不得不勒紧腰带继续赶路。为了这一根火柴，老同志们几十年了都想着。去年刘寅同志来济南，几个老同志聚到一块，大家还为这次饿肚子是因为我用掉了最后一根火柴而牢记多年，大笑不止。

天快黑了，我们走着走着发现前边有一群人，合计了一下，估计是自己的同志。走过去一看，果然是先到达的同志，看到我们过去，队伍里一阵欢呼。这时才感到，两条腿再也拖不动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坐在地下。不一会，从星星峡开来几辆汽车，因车少人多，我们就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让别的同志坐车走，我们坚持步行到星星峡。

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与我党搞统一战线，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好。当天晚上，我们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睡在暖烘烘的房间里。我们在星星峡停留了好几天。在红柳园子突围时失散的同志也陆陆续续地赶来了，这样，到最后一共收拢了六百多人（一说是七、八百人）。这六百多人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时的两万多人所仅存下来的革命种子啊！

当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代表党中央来到我们面前时，六百多久经战火考验、历尽人间艰辛的西路军钢铁汉们，都一个个禁不住悲喜交集地热泪盈眶。

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坐汽车到达乌鲁木齐，对外称我们是盛世才部下的一个新兵营。我们内部分为一大队和干部大队。干部大队分为无线电学习班、航空学习班、装甲、汽车学习班。我们通讯学校至此还剩下十几个人，全部编进无线电学习班。我们这些幸存者们抓紧了宝贵的休整时间，认真学习，争取为中国革命多学一点专业技术。一九三七年底，我们返回延安。

红军时期的生活随着我们到达新疆而结束。回顾红军时期紧张激烈地战斗生活，真是令人感慨万分。我们打过数不清的胜仗，也有过刻骨铭心地教训；我们消灭了千千万万的敌人，也有许许多多的好同志倒在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胜利前进，我们终于建设了一支无坚不摧的红色军队，这支光荣的军队为以后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