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进四方面军总医院不久，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四方面军开始两渡嘉陵江。这时，中央红军已转战万里，在路上走了六个月，作战无数次。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一带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与此同时，四方面军总部和后方机关直接北上至松潘一带。 从二月到六月这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病情很重，经常昏迷不醒。到松潘以前，大部分时间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到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心仍然久久不能平静，在那异常困难的日子里，前有重重封锁，后有众多追兵，天上有飞机轰炸扫射，同志们却在战斗中抬着我跋山涉水，这深厚的阶级之情，永远激励着我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到达松潘以后，在总医院医生护士的细心照料下，我安全恢复了健康。一天，我告别了医院的同志们，启程返回部队。在归队的路上，巧遇一起参军的老乡陈正洪，我们谈了许多。起初，我们六个同村青年相邀当红军，那时只剩下我与陈正洪两人了。这次相会不久，陈正洪在一次战斗中也光荣牺牲了。 回到无线电训练班驻地，同志们都来问候，久别重逢，真是亲热极了。在我住院后，同志们继续学习，比我离队时已有很大提高，我心里很着急，下决心要赶上去。这时部队已开始做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我就一面和同志们一起筹办各种物资，一面抓紧时间补课。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筹备粮食。我们把仅有的一点大米蒸熟，然后晒干，再做成炒米，但数量太少，大家就四处设法，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搜集来。驻地附近有一种野生桃树，上面结了很小的毛桃，我们采了回来，晒干后磨成粉。每人都准备了两条干粮袋。松潘一带很贫困，要筹集几万人的口粮很困难，一切办法都想尽了，还是找不到足够的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