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二月末的一天，我同六个穷苦人家的子弟，带着霍山一区区苏维埃主席叶福阳同志的介绍信，告别了亲人乡邻，告别了哺育我们长大成人的贫瘠而又可亲的家乡土地，去独山找红军。从此，我就走上了革命道路，那年我十八岁。 我的家乡是安徽省六安县青山镇五里拐子，距县城五十华里，只有三户人的小山村。村里的三户人家，有一户能勉强吃上饭，我们家和另一家都很贫穷，我从小就干活，后来给邻村有钱人家当长工。 我们村西边有一条河，河对岸就是霍山县境，一九三一年初，那里已成为苏区，而我们村则还处在反动派的势力范围之内。就在我参军前几天，我的大哥在和邻村的乡亲们策划暴动时，被当地的反动民团头子陈方炳带人捉去杀害了，同时遇难的还有好多人。 独山离我们那里有四、五十里路，是红军的后方机关驻地。我们六个人都很年轻，半天工夫就走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对我们说，欢迎穷哥们参加自己的军队。同时他又说，还要走路，因为主力部队正在河南的商城打仗。第二天上午，他派了一个通讯员送我们去商城。 商城座落在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我们两天走了一百五、六十里山路，第二天下午便在商城附近找到了部队。当时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九团已经把商城包围了一个多月，我们六个小同乡一到部队就分手了，我被分配到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三营八连。到了部队，发给我一支套筒枪和三粒子弹，实际上只能算一粒，因为另外两粒已经打过了，是哑火，发给我是充数的。还发给我一床军毯，以及挎包、茶缸、搪瓷碗。到了班里，同志们都很热情，围过来问长问短，还教给我怎样瞄准打枪。班长把我领到一个地堡里，从枪眼里看出去就是被红军包围的商城。城里的敌人断了给养，粮食都吃光了，一个个面黄肌瘦，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的。虽然敌人派飞机空投物资，但由于红军组织了对空火力，敌飞行员不敢低飞，使大部分物资都落在城外，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就在我到部队的当天夜里，城里的国民党军队狗急跳墙，企图突围。战斗打响前，连长对我们说：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叫打时一定要狠狠打，决不让敌人逃掉一个。敌人趁着夜色向我们阵地摸来，他们不打枪，躬着身子一个劲地向前运动。我从来没经过这阵势，心里有点紧张，眼看敌人就到工事跟前了，这时连长一声枪响，部队就开火了，枪声响成一片，敌人一下子就倒下一大片。我把仅有的一粒子弹打出去，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志们开枪了。我军一阵猛烈射击，敌人溃退下去。连长一声令下：冲啊！我就和同志们一起端枪向敌人冲去。企图夺路逃生的敌人被红军全歼了。我就这样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红军没有兵工厂，枪支弹药的补充全靠在战场上的缴获，这一次也不例外，缴获的各种物资很多，我得到了足够的子弹。部队转移时，我胸前交叉着两条子弹带，腰里还缠着一条，心里很高兴。红军的生活很艰苦，几乎天天行军打仗，身上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步枪、手榴弹、铁镐、背包、米袋子，走起路来沉甸甸的。因我过去吃苦惯了，倒也不觉得怎样；但部队一驻下来，就在打谷场上“拔慢步”，确实使我有些发怵。尤其是开始时，对我来说，学会正确的队列动作要比学会干庄稼活困难得多。官兵关系、同志间的关系，即使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也是十分融洽。一场恶战下来，就是歌声、笑声，还念书识字，至今回想起来，还是令人感慨不已。

打下商城后，又打了几次小仗。上级调我们二十九团去湖北的麻城打土匪，这时我已调到连部当通讯员。麻城当时是鄂豫皖苏区的边沿地带，有个名叫“固狗子”的土匪头子，带着一群无恶不作的歹徒，经常流窜于白区与苏区之间，烧杀抢掠，当地老百姓让他们害苦了。接到命令后，部队连夜急行军，很快就到达指定地域。这伙土匪共有百余人，装备不错，再加上他们熟悉地形，我们几次包围均未消灭他们。一天，我们终于死死盯住这股匪徒，战斗打响前，部队隐蔽在一个大桃园里，那时正是五、六月份天气，满树的桃子又红又大，真想摘下来吃个痛快，但是我们是红军，谁也没动一下。枪声响了，土匪们不是红军的对手，即刻逃窜，我们一直追到大山里，把他们团团围住。上级命令我们连主攻。我们凭借着茂密的山林作掩护，悄悄地向上运动，一直逼到土匪跟前，号令枪一响，我们就端着刺刀扑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在那次战斗中，不止一个敌人被我开了膛。战斗很快结束了，为苏区人民除掉了一个祸害。 我们在当地休息了一天，把缴获来的物资交给地方政府处理，还送给他们一批枪支弹药。第二天出发时，我们的队列里增加了许多新战士，那都是当地的青少年，他们踊跃报名参加了自己的军队。 不久，我们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进行了著名的黄陂战斗。黄陂距武汉很近，红四方面军以神奇的动作，一下子包围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师，最后将他们一网打尽，连个马伕也没跑掉。敌人这个师装备很好，除了轻、重机枪与大炮外，还有德国造的自动步枪。战斗结束后，这些武器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黄陂战斗打得干净利索，收获很大。各种战利品堆积如山，大炮几十门，轻、重机枪一、二百挺，还有大量的医药用品和各种军需品。还缴获了大批纸烟、罐头，每个战士都分到一些。 一九三一年夏天，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我们红四军在徐向前等同志率领下，南下至长江附近，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了上万名敌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在那一段时间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谁能想到，随后而来的却是张国焘以“肃反”、打“AB团”、“第三党”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呢！ 一九三一年秋，在张国焘的把持下，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经常杀人，而且一杀就是一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山坡前，一批所谓的“反革命”排成很长的一排，都是五花大绑，全被用刀砍了。只那一次被杀的就有一、二百人。被杀前，他们都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当时象我这样的红军战士，是根本不知道真情的，只以为是杀反革命，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为了在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内确立他的统治地位而进行的疯狂屠杀。当时苏区党政机关的负责干部和红军方面军团以上的干部也有一些被杀害。这是张国焘对党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由于鄂豫皖苏区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视。敌人于一九三一年底，纠集优势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同志率领下，经过几个月艰苦奋战，把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击溃。最后，把残敌陈调元部约三个团紧紧包围在六安县西南的一个大集市——苏家埠。我们红四方面军十师担任围攻该敌的任务，十一、十二两个师在韩摆渡一带设下了强大的打援阵容。 陈调元是安徽省的反动头目之一，他的被困，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了几十个团的兵力，由另一反动头目历时鼎率部队前来援救，我十一、十二两个师经过四十余天的英勇抗击，不仅使来援之敌寸步未进，而且基本上消灭了这几十个团的敌人，连敌人的总指挥历时鼎也成了我军的俘虏。这时，一直被困的陈调元不得不率部投降，苏家埠战斗胜利结束。这一仗消灭了三万多敌人，可以说，这是我军建军史上比较早的一个围城打援的成功战例。 国民党反动派一连串的惨败，恼羞成怒了。一九三一年夏，他们又纠集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经过一个阶段的战斗，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到敌人后方活动。大约是一九三一年九、十月间，部队在某天的夜里出发了，从此，我们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我作为一个战士，当时是不可能知道此次行动的意图的，但从一些迹象上察觉出要走远路。从一九三一年二月参加革命到同年十月离开鄂豫皖苏区，我一次也没回过家，有时行军离家很近，也没机会回去。在路上盼着见到个熟人，可一次也没见到。苏家埠战斗时，离家只有二十五华里，我们又是围城部队，可是在那儿住了四十多天，也没有空闲回家，因为不知道什么时间上级命令攻城。战斗一结束，部队马上转移了。那时，苏区没有邮政系统，我给家里的第一封信，还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到新疆后写的。一九四九年，我在第四野战军总后勤部工作，解放武汉后，上级抽调一部分干部接管武汉，我也被抽出来，这才得到机会回到阔别十八年的故乡。说起来很巧合，我是十八岁参军的，又过了十八年才回来。我已经从一个目不识丁的长工成长为一个解放军指挥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