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珍年的发迹
刘珍年，字儒席，河北南宫人。在本县旧制中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于一九二四年毕业，被分配到东北军第一师李景林部见习，嗣后在该师历充排、连、营长等职。李景林入关任直隶督办时，刘珍年任所属某旅参谋长。一九二六年李景林被冯玉祥部击败，所属部队改编为直鲁联军，据说刘珍年亦随之改任褚玉璞部十六旅旅长。后因犯过失，被褚玉璞责罚一百军棍，并革掉旅长职务，即所谓一打二革。刘珍年自军校毕业，即在李景林部任职，一贯视李为知遇，今被责革，顾及面子问题，不能再返东北军，乃去山东投效张宗昌，在“模范团”任营长。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分三路进攻山东，盘踞山东的张宗昌不能支持，率残部向北逃窜。这时刘珍年已任张宗昌部支队司令。刘珍年来山东本出于不得已而屈就待机，现认为时机已到，决心不随张宗昌北撤，以武力强行收容张宗昌残部，随即退据烟台、龙口等地，挂起青天白日旗以示投蒋。蒋介石即令刘珍年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并委刘任军长。刘珍年以烟台为根据地，收编土匪，并吞地方武力。一次刘珍年委任梁立柱为该军第三师师长，并以此名义去收编某部土匪。不料该部拒绝收编，并将梁立柱拘捕枪毙，幸未击中，梁应声倒地装死，这时有该部军需许某，将梁掩护送走，得以脱险。为此梁立柱以许某为救命恩人。在江西我任二十一师副师长，梁立柱代理师长时，委任许某为该师六十一旅中校参谋主任，以报救命之恩。这是梁立柱亲自对我说的一段刘珍年扩展史。
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命令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改编为二十一师，任刘珍年为该师师长，师司令部仍驻烟台。
刘珍年地方观念极为严重，他是河北南宫人，因此二十一师除排、连下级军官及士兵多系山东人外，中上级军官则多系河北人，在河北省人中，又分宫里宫外，即南宫人为宫里，非南宫人为宫外。他划了大圈子，又套小圈子，这样在用人方面，不是以人才为重，而是以地方关系为标准。
改编后的二十一师编制为师辖三个旅，每旅三个团，师直属有骑、炮、特务团各一，工、辎、通信兵各一营。步兵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每连三排。师司令部下设七个处。
各部主官姓名如下：
师司令部 师长刘珍年 副师长何益三 参谋长韩栋
参谋处 处长李恒华
副官处 处长贺福紊
军需处 处长白子俊
军医处 处长（姓名忘记）
军法处 处长杨某
军械处 处长温某
政训处 处长刘武年（刘珍年之弟）
第一旅旅长赵振起，第一团团长赵振起兼，第二团团长张子庚，第三团团长马贵衡
第二旅旅长梁立柱，第四团团长聂某，第五团团长崔振东，第六团团长薛东阁
第三旅旅长张銮基，第七团团长（不详）第八团团长马本紊，第九团团长副官处长贺福紊兼
骑兵团团长张少恒，炮兵团团长张中规，特务团团长武建威，工兵营营长贾琦，辎重兵营营长吴冠军，通信兵营营长（姓名忘记）
刘珍年与张宗昌、褚玉璞之战
一九二八年，张宗昌、褚玉璞先后被蒋介石击溃后，逃往大连。但不甘失败，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三井财阀勾结，企图卷土重来，继续祸鲁。在大连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并由日方供给枪支、弹药，招兵买马，号称十万大军，由日方派船帮助运输，由大连偷渡到龙口登陆。张、褚分工。张宗昌在后方筹划武器、弹药、粮饷及运输事宜；褚玉璞在前方指挥作战。到胶东后，首先拟召集旧部恢复势力，然为刘珍年所不容，随发生战争。战争详情我不够了解，但知刘珍年这方面是以逸待劳，更主要的是他所属部队，素质虽不算好，但能服从刘的指挥。刘部下级官兵多数是山东人，对张宗昌的祸鲁，余痛在心，为了保卫家乡，所以作战是坚决的。在这种形势下，张、褚来势虽猛，初战小胜，但随即不支，退守福山县城。张宗昌见大势已去，逃往日本，褚玉璞求和被俘。刘珍年与褚原有部属关系，虽因遭褚责革，心存芥蒂，但口头上对褚持以不咎既往的态度。褚玉璞被俘后，在表面颇受刘及其高级人员的礼遇，经常请酒、打牌。褚本人见刘以礼相待，生命可能不致发生危险，只是身遭软禁，行动不能自由，仍思寻机逃跑。殊不知刘珍年表面恭维，实则决心非杀褚不可，以报责革之仇。有一天刘部请褚吃酒后，褚玉璞回到自己被软禁的屋里，用骨牌占卦，预卜夜间逃走能否如愿。恰在这时刘珍年叫第一旋旅长赵振起，当晚将褚玉璞处死。赵振起受命后，认为褚虽是敌人，但已被俘，并以礼相待，怎好公开将他枪毙呢？他一面踌躇，一面来到褚住室附近察看动静。到褚住室窗外，见褚玉璞正在靠窗桌边用骨牌占卦，赵振起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在窗外对准褚的头部一枪，击中耳门，当即毙命。这是赵振起亲自告诉我的。二十一师对在胶东击败张、褚，并处死褚玉璞，认为是得意而自豪之举，每谈起来都是眉飞色舞，兴趣盎然。
刘珍年抗韩、防蒋
刘珍年控制胶东地区，对韩复榘是采取抵抗的态度。在刘的防区，如文登、牟平、荣成、福山、蓬莱、黄县、莱阳、海阳、栖霞、招远、日照等十余县，所有县长、民团大队长、税收人员及其它行政官吏，均由刘珍年自行委派。在这些县内的行政措施，民、财、建、教均由刘珍年自行处理，不顾韩复榘省政府的法规。田赋税收一律不缴省府，各县所派县长都是他的私人，全是聚敛的能手。为了扩充实力便于统治，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都成了县长的爪牙。除了地丁钱粮和房地契税之外，其它税收，皆由各县自行办理。如渔盐税、硝磺税、烟酒税、屠宰税、印花税、花生税等。地丁开征时，还有军事附加、教育附加等等。另外还有放赌捉赌，禁烟卖烟的做法，即一边开场放赌，而又到处抓赌，一面设戒烟所，一面又是官膏局，这些和国民党统治的其它地区一样，都是想方设法搜刮百姓。
刘珍年的聚敛之手，愈伸愈长，主意竟打到乡村小学教育身上。在旧政府口头上也谈发展教育，但不解决经费问题，尤其在农村为甚。老百姓为了孩子读书，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文登、荣成一带，荒山秃岭很多，原来都是放牛场所。为了办小学筹措经费，就公议劳力多土地少的庄稼户，选择可以开垦的荒山，开垦几亩，作为公田，每亩交租金若干，作为学校经费，加上学费就能因陋就简地办个小学了。如文登县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两年，就添了小学七十多处。刘珍年成立了一个所谓官产处的机关，实行丈量学田、牧场、荒山、河套，巧立名目为官荒，以每亩一元至十元的定价，强迫农民备价领购。他的具体办法是：先找些人作眼线，许以按股分成，叫他们四出调查所有荒山秃岭所属村庄。如系学田，即开具校董名单，田产座落；不是学田，即开村长姓名。邮寄官产处，官产处即呈报县长，县长即票传村长或校董，强迫报领。那时文登县长郭培武，官产处长王叠山，都是刘珍年的亲信。被传村长或校董没钱认领，就处以酷刑，跪铁锁、压杠子、上“好汉床”等等。家中不忍亲人受刑，就苦求村里比较有办法的人设法保释，最后还得全村负责交付地价。一个小村就得花一、两千元，如果山上荒地大一点，就得三、五千元。对经办人还需进行贿赂，否则在丈量时就要吃亏。经办人贿赂好了，地亩尺度上就可以多算少，等级就可以高就低，看钱办事。最初县教育局为了保护学田，还能据情报请省教育厅设法制止，教育厅长何思源曾据文登县教育局长某人呈报，下令文登县长保护学田免于丈量。但他们根本不听这一套，县长郭培武找来教育局长大加申斥，说官产处是刘珍年亲自交办的，教育厅算什么，他们管不到这里。老百姓受了刑，花了钱，所得不过一纸财政厅发的石印执照。
以上可以看出，刘珍年在胶东想尽方法聚敛民财，扩张其实力。他在胶东时期，从英国购买了大批武器，包括机枪、步枪、手枪等，该师到江西时，尚有金质驳壳手枪两支。一支由梁立柱送给了卫立煌，另一支梁据为私有，据说这种金质手枪，系英皇卫队专用武器。其他还购买了探照灯、电影摄影机和放映机，可以与世界各地通报的无线电发报机。麻织的伪装网，全师官兵每人一件。当时二十一师人强马壮，武器精良，胜过蒋介石的嫡系军队。
刘珍年在胶东不仅搜刮民财，就是古玩字画也搜刮不少，到江西后尽为卫立煌夺去。
刘珍年骄傲自满，二十一师全体官兵每人胸前都挂着刘珍年瓷头像，以示崇拜。我到二十一师以后，才令他们摘掉。刘珍年对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是若即若离，有所戒备，因刘珍年对蒋介石对付非嫡系部队的狠毒手段，早有所知。他严禁部下与国民党中央人员尤其是蒋介石发生直接关系。有一次蒋介石在南京传见二十一师各团中校团副，刘珍年即以他的亲信代替前往。
他的防区内，也不愿蒋介石派人来视察或校阅。有一次南京派了七、八个人到烟台，准备看他的部队。刘当即派人接待安排在旅馆里，到了深夜就派人把这些人装在麻袋里投进海里。这是当时执行人武建威亲自对我说的。刘珍年在表面上应付蒋介石是为了维持他的地位，而蒋介石则利用刘珍年在胶东的力量牵制韩复榘。
韩复榘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胶东是山东省的辖区，而刘珍年占据胶东成为独立王国，韩的政令在胶东不能推行，省府所派行政人员，刘珍年拒不接受，财政收入拒不上缴。因此韩、刘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彼此势同水火。一九三二年，韩复榘派兵数师到潍县集结，准备对刘珍年诉诸武力。刘珍年得到情报，即将部队集中于掖县、莱阳一带准备应战。在韩、刘两军的对峙状态下，蒋介石派人“调解”，决定调刘珍年率二十一师离开胶东，海运浙江温州，待机惩处。
刘珍年的下场
蒋介石为了削弱刘珍年的势力，在二十一师调浙江时，以江南山多水多，不宜骑兵活动为由，令将该师骑兵团留在江北。刘珍年开始虽对这项命令拒不接受，但蒋介石强令将骑兵团留在蚌埠，刘对此很不高兴，也只得服从。第二十一师到达温州后，蒋介石又令该师第三旅开往福建蒲城。该旅到达蒲城后，在蒋介石分化收买下，旅长张銮基通电声明脱离二十一师建制，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该旅是二十一师的精锐部队，全旅三个团士兵完全使用驳壳枪。刘珍年得到电报，异常恼怒，当即电蒋介石声称第三旅旅长张銮基叛变了，他要率其它两旅前去剿办，蒋介石复电严加制止。
第二十一师到达温州数月后，即奉蒋介石命令，开往江西铅山、弋阳等县。在开往江西途中经过杭州时，浙江省保安处长俞济时，在蒋介石授意下，假尽地主之谊为名，请刘珍年吃饭，随即将刘扣押，解往南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旋以山东人民控告刘珍年驻胶东时纵兵殃民的罪名，将刘珍年判处枪决。
刘珍年为人小有才，而自尊自大，在二十一师他姓刘，第一旅旅长姓赵，第三旅旅长姓张，遗憾的是第二旅旅长姓梁不姓关，凑不起刘（备）、关（羽）、张（飞）、赵（云）来。梁立柱很会揣摸刘珍年的心理，常在刘面前说，我虽不姓关，但我崇拜关公。并请人画了关公像，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将关公像挂在住室内，以表示拥护刘珍年为“大哥”。又因他是第二旅旅长，就叫人称呼他为二哥、老二，进一步表示他是以二弟拥护大哥。梁立柱还买了许多部《三国演义》赠送全师校级以上人员每人一部，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都叫他们白天将书放在办公桌上，夜间放在自己床铺上。从表面看是为讲义气求团结，实际上却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
刘珍年在胶东搜刮的民脂民膏，除大量购买武器外，还购买许多匹很好的走马，只要出名的好走马，不计价值高低，非买到手不可。并养着善于调教走马的把式，委以副官名义，专司其事。刘珍年自己有所谓“回头望月”、“火车头”等有名走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全师按编制有乘马的主官，都有一匹好走马，成为风气。
刘珍年不仅压迫剥削老百姓，对本师士兵也同样虐待。该师卫生人员都是刘的南宫同乡，多数是滥竽充数的门外汉，只知贪污不会看病。连上有了病号，就怕送军医院，送进医院小病成大病，大病就要送命。该师卫生人员有这么一个说法，“校官不看病，尉官不进房”，就是说校级医务人员根本不看病，尉级也不进病房。每天看病时间，医官拿着名册在各病室门外，由看护兵进去问问病员病状，医官随便给点药。他们病不能治，但药品、器材的报销，却数目惊人，刘珍年对此并不核查，听之任之。他们不但剥削活人，对死人埋葬费也不放过。在旧军队，我很知道，都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真是无官不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