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会议运动是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五年春，中国共产党抓住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北上的时机，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一次伟大的人民运动。它的目标是：对内成立人民政权，结束军阀的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早在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就提出了国民会议这个口号。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政权迅速崩溃。冯玉祥一方面表示把自己的部队改为国民军，并邀请孙中山立即北上；一方面又顾虑长江流域直系势力北进。为了阻截直系援军北上，便把段祺瑞请出来作“临时执政”，以暂维政局。

在中国共产党建议下，孙中山于十一月四日决定离粤北上，并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北上宣言》。宣言中，孙中山主张用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当前时局问题。孙中山还提出，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的团体及人民有选举的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于十一月十九日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主张》，表示支持孙中山的《北上宣言》，重申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全国各大城市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拥护党的主张，国民会议运动很快就在全国展开了。在北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躯者李大钊同志亲自领导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中共北方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广泛发动社会各阶层群众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教育会等群众团体均加入了“国民会议促成会”。随后，党又领导在北京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上海的《向导》周报、北京的《政治生活》等报刊均发表大量文章宣传和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发表文章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

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党、团组织的教育和组织下，也积极投入了这一运动。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王尽美同志。当时他是以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召开的会议的，和他同去的还有国民党人王乐平、阎容德。我们在北京大学一块听取了李大钊、瞿秋白等同志的报告，会议期间，李大钊同志还单独召集参加会的共产党员开了会。会后我们山东的四个人在北京学习了几天，整理了报告的文件，就乘车去天津见孙中山。孙中山由粤北上，经上海，又去日本，后于十二月中旬到达天津。他在日本看到了段祺瑞于十二月七日发表的尊重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后非常气愤，所以到了天津后，迟迟不肯到北京去。十二月十四日段祺瑞派代表去天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指途经日本时与门司记者的谈话），执政府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我们到了天津后要求见一见孙中山。孙中山先派人来接谈，之后，他在国民饭店分别接见了我们四人。因为，王尽美同志一九二四年一月到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就与孙中山相识，所以，孙中山首先接见了王尽美同志，并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的谈话。据王尽美同志回来说，孙中山先生特别关心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的北京局势。王尽美同志与孙中山先生交谈了山东国民会议运动的情况。孙中山先生以他个人的名义委派王尽美同志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并授予了盖有孙文之印的委任状。接着，孙中山先生又分别接见了王乐平、阎容德和我，也都颁发了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委任状。记得我当时穿着一身北京大学学生军军服，孙中山先生对此很感兴趣。问我会打枪吗？我说：“会！”随即把他的手杖给我，叫我用它比作枪。给他表演持枪射击的动作。他对我表演的动作，表示满意。孙中山先生还问我北京大学的情况，有多少要革命的，他说：“中国要武装革命，要把广大学生组织起来，特别要靠比较穷苦的人。”孙中山先生还对我说：“对于当前时局，我是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这次北上，就是为达到此目的。你们青年学生，积极投入这项工作很好，到了山东，要宣传、组织群众。尽量多地成立一些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我们四人在天津期间，分住在两处，王乐平、阎容德住高级宾馆，我和王尽美同志住在一家普通的小旅馆里。王尽美同志很注意和群众联系。他处处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王尽美同志尤其节约，从来不多花一分钱，住旅馆也要找最便宜的住。晚上，他和我谈心，给我讲革命道理，常常谈到深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尽美同志谈他访苏时的所见所闻。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要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参加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党委派王尽美等同志前往。中央还根据共产国际通知精神，决定邀请一部分国民党员以民族革命团体代表的身份同时前往。王乐平是上议院议员，山东省议会秘书长，他反对曹锟贿选，曹锟给他四千元他不要，在当时的国民党人当中，是比较进步的。经陈独秀的邀请，王尽美的动员，他以民族革命团体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莫斯科会议。王乐平在苏联受到了很大教育，回国后在组织“平民学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办“齐鲁书社”和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中与王尽美同志配合得较好。王乐平于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蒋介石派人刺杀。中国代表团是通过满洲里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的，当时苏联的政治局势已经从动乱当中基本上稳定下来，渡过了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工业与农业逐渐开始恢复，王尽美同志踏上了向往已久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时感到心旷神怡，兴奋异常。

王尽美同志在苏联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报告、兄弟党代表的发言，到苏联各地进行了考察，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办公室，据他说他还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列宁同志仔细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指明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同时指出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要团结其他革命阶级，推进革命事业。

王尽美同志十分尊敬和热爱列宁同志，他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知识和机智是非凡的，这次接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王尽美同志还向我谈到苏联人民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吃的是黑面包，而且定量供应，但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苏联人民非常好客，他们拿精粉面包和丰盛的菜招待客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把好饭转让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吃，自己和主人吃一样的饭菜。王尽美同志在苏联流连半年之久，走访了许多城市和农村，考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更加坚定了终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王尽美同志是一九二二年六月从苏联回国的。他向我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启发和诱导了我去苏联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以后终于实现了，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莫斯科设了一个中山大学，我去学习了两年。

我们四人从天津回济南时，王乐平、阎容德坐的头等车厢，王尽美同志和我坐的闷罐。因为闷罐车厢上乘客多，而且都是普通的工农商学群众，王尽美同志不愿放过任何一个联系群众和宣传群众的机会。他在列车上热情地向广大乘客宣传国民会议运动的重要意义，他说，善后会议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国民会议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才能产生临时国民政府，才能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才能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王尽美同志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进行解释。广大旅客听得津津有味。每到一站，旅客有上有下，王尽美同志就一遍又一遍地宣传。王尽美同志随身带着一把胡琴，讲累了，就拉胡琴，拉一阵胡琴再讲，从天津一直讲到济南。

我们到了济南后住在育才小学，王乐平在济南有家，隔了一两天后，开了一次碰头会，具体研究了分工。王尽美同志考虑到青岛、淄博的工人运动正在高潮发动期，提出亲自东去，负责青岛、淄博等地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建工作。我也东去烟台、张店，王乐平在济南，阎容德去德州。王尽美同志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在《大青岛报》登了个《王尽美启事》，向全市各界人民宣告：“敝人此次来青，因无适当住处，致与各界接洽诸多不便，殊深抱歉，现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商妥，每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假李村路二十九号神州大药房内三层楼上该会所招待各界，如有以国民会议事见询者，请届时驾临为盼。”当时全国人民热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所以，每天下午到神州大药房三楼会见王尽美同志的人络绎不绝，王尽美同志总是热情地接待，耐心地答询。王尽美同志还在胶澳中学和福禄寿电影院召开了两次各界群众大会，并发表了长篇演说。在他的宣传教育和联络组织下，青岛市国民会议促成会很快就正式成立了。

“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王尽美同志又到了淄博。可巧这时我也来到了淄博。我们二人又通力合作在淄博开展工作，领导成立了淄博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淄博期间，王尽美同志特意到煤矿区，专门召开了一次煤矿工人群众大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向工人同志着重讲了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是世界的主人等道理。他说，为什么我们辛苦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反而吃不饱穿不暖？因为我们创造的财富被强权者夺去了。王尽美同志在这里引用了一些具体数字向工人算了几笔帐，对“剩余价值”、“剥削”这些深奥的名词，作了通俗的讲解。在地下劳作的被人称为“煤黑子”的工人大众听了王尽美同志的讲话，感动地说：“王特派员是我们的知心人，他能代表我们的利益，我们要跟他走！”我和王尽美同志于二月下旬又一同到了张店，领导建立张店国民会议促成会。此时，接到“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的通知，我们立即动身去北京参加三月一日举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人民代表的一次大集会，代表中有工农群众、教职员、学生，也有新闻记者、律师、民族资本家等。大会开了一个多月，到会代表二百余人，代表了二十多个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此时，段祺瑞于二月一日召开的“善后会议”还在吵吵嚷嚷的进行，两个会议对着开，使得整个北京城沸腾起来。大会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组织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的党团。中共北方区委还多次举行会议，听取大会党团的汇报，专门研究与“善后会议”斗争的策略与措施。为配合大会宣传，揭露段祺瑞的阴谋，中共北方区委在大会期间还组织了两次北京群众示威游行。

三月十二日，正当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因操劳过度，在北京病逝。这位为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所尊敬的伟大的民族领袖的逝世，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引起了全国的哀悼。我和王尽美同志也参加了追悼和安葬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运往西山安葬的那一天，十数万北京人列队“恭送”，“恭送”遗体的队伍经过西华门善后会议所在地时，人民群众由对孙中山逝世悲痛变为对段祺瑞临时政府的愤怒，把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大牌子给砸了。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大会党团的领导下，在追悼孙中山的三天活动中，我们印发了大量的传单，着重宣传了孙中山先生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中国”的政治主张。

孙中山的逝世，使国民会议失去了旗帜，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结束了。国民会议虽然没有开成，但它在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教育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方面，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和王尽美同志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那为实现民主政治、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是我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引路人，是我永远怀念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