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政客杜尚辈（山东省议会副议长）迎合张宗昌的意旨，以鲁人治鲁的原则，分头向段祺瑞、张作霖处为之进行活动。一九二五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张宗昌以向张作霖汇报军情，和二月初九日为张作霖祝寿的理由，携带高级幕僚，由沪北归，路过济南，忽欲返里探望。经山东郑士琦接待，备专车回到掖县，住了三天，再去天津，转赴奉天，住于榆林胡同寓所。张渴见张作霖汇报南下经过情况，颇蒙张作霖嘉慰，并表示此次作战劳苦功高，定与段执政研究适当酬庸办法，暗示可以实现鲁人治鲁的愿望。张宗昌亦极为高兴，专候与张作霖祝寿后，再回南方待命。

张宗昌督鲁之前，段祺瑞应张作霖之请，发表张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一因苏皖宣抚工作已告结束，不应再保留宣抚军的名义；二则官衔上有一个鲁字，张可据此将所部队伍调驻鲁境，实为张宗昌督鲁前的过渡阶段。因此，三月间发表这个命令，不过月余，一九二五年四月即又发表“特任张宗昌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的命令。

前任督鲁郑士琦于五月离济，张宗昌专车莅鲁，由山东省长龚积炳代表军政各界到站欢迎。张带随员暂住铁路宾馆，次日，张到督署（今珍珠泉地址）就职，由龚积炳移交关防。张即召集全体人员训话：（一）随军人员劳苦功高，从今得到安身之处，应当倍加振奋，为山东地方多谋福利；（二）原有职员，过去全有一定成绩，今后仍应安心工作；（三）对商民要爱护，要公买公卖，不得仗势欺人。龚省长在代郑士琦办完交待后，自知不同派系，必须退让，向张表示辞职，张略作挽留，即表同意，送龚程仪五万元，遂自兼省长。

张宗昌督鲁之议初定时，便已准备下省长人才。前在奉天为张作霖祝寿时，已将他所崇敬的罗扬烈向张作霖提出，并说明罗在二次直奉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指策动程镕献地图一事），张作霖表示同意。张初就鲁督，即赴北京面见罗扬烈，敦请出长鲁政。时罗正在协和医院疗养，一再逊谢力辞，张屡次派员携厚礼相候。及罗病笃，张又亲自来看望，罗以三子罗毅及旧仆吕遇鸣、刘遇庆相托。罗逝世后，张派专员经办丧葬，备极隆重。并将罗所嘱吕、刘二人带回济南，作为亲随，待之甚厚。

张宗昌自兼省长至罗扬烈殁后，即由其秘书长林宪祖代理。

山东省机关首要人物及其反动行经：省长林宪祖，与张宗昌同乡，在张初任旅长时，林即相随，为人精敏稳练，极得张之信任和倚重。在林任省长后始终仍兼督署秘书长，一手掌握督署、省府内部大权，遇事无何掣肘。林的父亲名芗如，清末曾在河南作官，与河南政界人物关系较密。因此林任用县长，除欢迎张宗昌督鲁的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副议长杜尚各推荐县长十人和张的亲信人物外，多数是河南的旧官僚，但也不象韩复榘那样，随便派自己的马弁去当县长。

政务厅长毛振鹗，学究式官僚，在其任内较突出的措施是“乡老会议”。因张宗昌对议员虽曾利用，都没有好感。所以他初任鲁督，即与议员们约定，只许领薪，不许开会，由于他有枪杆子，议员们也没敢和他捣乱。他为了咨询地方意见，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举行乡老会议。乡老的资格是年高的士绅，每县选送十人来省，由政务厅负责招待，生活供应非常丰富，除每天吃酒席外，还约请名伶演戏娱宾。会议主要内容为提倡孝悌忠信，反对赤化，并要求乡老检举贪官污吏。会议多由张宗昌亲自主持，并陪坐席。会议一月结束，每人赠藤手杖一根作纪念。据乡老意见，县长被撤换九人，以齐东县长为首。又张部团长张思孟驻扎曲阜，骄横不法，被乡老检举，张宗昌表示：在圣人的老家，这样胡闹，那还了得！当即派人持令驰赴曲阜，将张团长就地正法。但政务厅毛厅长却别有贪污的妙法：他向每县各推荐一个亲友，只要三十元薪金，而不到差办事，实则有名无人，全省百余县，每月就可得到三千余元，三年之中累财十万以上，由于不关痛痒，就无人发觉。

财政厅长杜尚，虽非张的嫡系，只因欢迎张督鲁有功，而出长财政，在他的任内，除为张搜刮一般赋税外，并巧立名目，施行新税（如货物税），以充军需，地丁钱粮，预征到数年以上。当杜尚拟出筹款捐税名目，请张决定时，张说：“反正我们拿到手里的是‘天杠’（赌牌九的术语，张好赌，故以此喻大权在手），能吃通庄，只说要钱筹饷就行了，不必这么罗嗦”。因此，规定了“讨赤”特捐这一项，它在捐税中占很大的数字，而且订有奖惩办法，征收起来，较易完成。捐税既名“讨赤”，含政治和军事作用颇大。谁要是抗拒，或办事不力，马上可加以“同情赤化”，“贻误戎机”的罪名，重则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因此尽管数字庞大，还得踊跃输纳。财政厅所规定奖惩办法，主要是在限期内，如额扫数解清者，以金额三成作为出力人员的奖金，连续（该捐是一期接一期地征下去）如期完成者，除照给奖金外，并酌情予以保升。逾限不能征齐解清者，分别惩处，严重者县长撤任查办，各县长既怕受处分，又有利可图，征解均甚踊跃，甚或在银行息借巨款先行解缴，然后再向当地商民勒派，以图得奖励（因借款利息小于奖金很多，虽付息金，仍然有余，并可借得保举，故乐为之）。此项捐款与山东省银行钞票、军用票，实为张宗昌督鲁时期，压榨民脂民膏最恶毒的手段，也是数字最大，最招愤恨的一件事情。

教育厅厅长王寿彭，本是前清状元，因张封建思想严重，遂把这位状元公请来当教育厅长。在王就职时，张亲自向全厅人员讲话：“我张宗昌是个老粗，各位不要瞧不起我，我现在特请王状元来当教育厅长，帮助办好山东的教育事业。”王办学提倡尊孔，各学校一律添读经书，农村则号召大办私塾。又刻印十三经全部，字大纸好，分红、蓝二色，印刷若干部，除分存图书馆、大学校外，并赠其知交、僚属。卷首序文系张宗昌署名。同时，创办山东大学，由王兼任校长。

在王任内举行过一次盛大的祭孔典礼。张宗昌为主祭人，事先由王寿彭等遵古炮制，预作安排。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上丁日前三天，张经姚村去曲阜。事先由曲阜县长汪乃驹命人清除道路，从孔庙、孔林到姚村车站，全用黄土铺地（这是当年专制皇帝祭天时的办法）前往迎接。张进城的行列是，一为乐队，二为骑兵（一色黄马），三为步兵，四为炮兵，五为卫队，服装都焕然一新，最后为张宗昌所乘汽车，连陪祭人员陈焕章、王祝晨等共六辆。张在大批军警拥护下，先赴衍圣公府拜会，即下榻于该府忠恕堂。如礼举行斋戒，先一日并进行演礼，也参观了神庖、神厨等处。届期，行礼如仪后，张宗昌在奎文阁讲话，题为“孝悌为仁之本”。讲稿系王寿彭预拟。当讲话开始，张说：“我张宗昌小的时候，是个穷人，又是个粗人，长大之后闯关东，闯到今天，倒成了武人。我今天同许多文武官员来到孔老夫子的家乡，恭恭敬敬地祭这位老圣人，祭祀的礼节，我本来不懂，前天来到后，先请司礼官讲解了祭孔的礼仪，参观了庙堂礼器，叫我心里更加敬佩。我的祝辞和讲稿，全是王状元作的。已经印出来，准备每人发给你们一张，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地念念，好好地想想，将来就好好地作去。咱们大家要一同向孔夫子学习，才配来祭孔老夫子。这些年有人要打倒孔家店，我看打不倒。现在我拨一笔款重修孔庙寝殿，修完这里，再修奎文阁，打的让他们打，修的咱们还是修。陈焕章会长（孔教会会长）在外国还参加重修孔庙，并且亲自运过大梁呢。”当行礼时，张穿上将礼服，行跪拜礼。张与孔德成之父孔令贻为仁兄弟，故张初到孔府，即由孔德成之母陶蕉云偕其生母王宝翠携孔会见。祭礼告成，陶等又设筵招待，详谈家事。孔令贻原配孙氏无出早死，陶亦无子，为纳其使女宝翠王氏，生遗腹子德成，以宗法利害关系，经常发生矛盾。陶备述往事，拟恳张为复仇。张说家族众多，应以和睦为主。并说：“我在山东还不知能待多长时间？不要再给你留下后患。”张返济后，两家就常常来往。祭孔同时，张派毕庶澄前往邹县代祭亚圣孟子。由毕在亚圣殿主祭，程镕及邹县名流刘昭汉、马幼龙陪祭，祭礼隆重。祭毕，毕亲书“母教一人”四字，刻石立碑。

警察厅厅长袁致和与张宗昌有郎舅关系，负责济南治安工作，在战争时，又兼戒严司令，大权在握，生杀立判。其枪毙的和迫害的人，为数不少，甚至审判厅厅长张志，也因嫌被捕，严刑拷讯，妄加“通敌有据”罪名，判处死刑。对教育界进步人士，如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王祝晨，曲阜二师校长范炳宸等，被逼他往。印花税处主任秦仲云，因经财政部委任，不被认可，而驱逐出境。

盐运使吴保诚、张梦熊曾办“向东纲公所追索海防费”案。慈禧当政时，山东藩司存盐款海防费一百四十万两，盐商借用。年息仅一点二厘。武昌起义，推倒清廷后，即未再缴利息，盐运司的案卷，也被盐商勾结官府，私行销毁，以图赖此欠款。时有北园盐商安子荣，为人多谋，利用与藩司主管人和他有私交，偷将该项案卷抽出，作为敲诈同伙盐商的把柄。初期，大家还对他敷衍，多少给他些钱，但安的欲壑难填，勒索无厌，盐商以该款系前清旧案，案宗已经销毁，不足为虑，遂对安排挤，安甚羞恼。张宗昌督鲁后，安遂将该卷献与张宗昌，历陈此项海防费拖欠情况，并盐商诸多弊端。张正以军需孔亟，多方筹款，闻言大喜，携安同游大明湖，详议追索欠款，整顿盐税之计。一面成立财经整理委员会，以安子荣为主任；一面由盐运使出名召集盐商——东纲公所负责人李仲候、张竹明、姜振清、李效先等开会，先摆筵席请入座吃酒，席间提出此案，希望大家协商缴款，以充军需。各盐商开始尚以营业不振、经济困难，无力缴纳巨款为辞。后由张宗昌亲来讲话：“各位只要同心协力帮助清缴欠款，支援军事需用，就是我的好朋友，大家有什么困难问题，我一定给大家帮助解决。如果违抗不交，我可不会客气，一定把你们装上轮船，开足马力，撞沉到海里去喂王八，好叫你们痛痛快快喝够了盐水”。并声称盐务弊病，全部了解。最后说：“今天长话短说吧，我不管什么海防费不海防费，咱们要办的就是：盐商登记。登记费一千万元，少缴了不行！你们留在这里好好的考虑三天，看你们想吃哪一种酒席吧？”大家先前还想以拖来应付，当看到军警的警戒甚严，认为张宗昌是胡子出身，可能说得出来，就作得出来，只得舍财顾命要紧。遂多方托人向张疏通，由八百万降到六百、四百，最后以三百万结案。此款系由鼎新、鼎利、鼎福等大盐商出名，向各银行、银号凑借。张得此款后，除军用外，还办了个“山东省盐警训练所”，共办两期。

烟酒公卖局长吴宝彝，擅于逢迎，以精通嫖经法门，大受张的赏识。张每外出办公，吴必相随，人以行营秘书长呼之。吴喜藏汉玉，当时有汉玉大王之称。在职三年，积资至二百余万元。

禁烟局长姜寰，因张部军队日益扩大，原有赋税，不足应付，遂不顾毒害人民，而以“寓禁于征”的名义，许可各县公开种植鸦片，并公开贩运，以筹得巨款。

山东省银行行长蒋邦彦，为张宗昌的军饷而滥发钞票，印制军用票发行各处，对山东人民经济方面的危害最大，他发财也最多，据说达五千万元之谱。蒋把款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不料日本人心狠手辣，竟在大连买通了他的佣人，用电线将蒋勒〓，该行以无本人签字为理由，拒绝付款，五千万元的山东民膏，遂为日本人一口吞没。两个佣人也被日本警察署杀害灭口。

印刷局长毛希蒙，承印山东省银行钞票和军用票。省钞是在张宗昌失败后，才不兑现，军用票则在当时就打折扣。其折扣行市，是以军事情况为转移的，最高达到七折，最少的为一折。当时规定缴纳税款，准掺军用票三成。因此，各税务机关在收款时，利用商民不明规定，尽量少收或不收军用票，解款时则以折扣买来军用票抵缴三成现金，又为经手人员开了一个贪污的门路。

济南市政厅督办唐柯三，为对张献媚，曾拆估衣市街马路，修筑义威路、义威桥。

山东印花税处长洪梦松，脱离财政部，自制税票，创办济南、青岛、烟台等地办事处。在印制税票时与山东省印刷局林宪祖联合舞弊，加价虚报，共制票额四百万元，多报印价十万元。

山东高等检察厅长邱任元，在推行不动产登记处总办时，曾将初期所收税款二十万元支票，亲自交付张宗昌，张正赌牌九，一场就把此款输光。

张宗昌督鲁三年中的几次大战

（一）施从滨兵败固镇被俘斩首

一九二五年九月，段执政发表奉系军人杨宇霆、姜登选分掌苏皖军政，为孙传芳所忌，联合吴佩孚反奉。吴于十月从岳阳赴汉口，通电就讨贼（奉）总司令职。原拟由孙部北进驱逐杨、姜，以徐州为界，吴部假道河南，与孙会师徐州，沿津浦线进攻鲁南，岳维峻部由豫东进攻鲁西，共同排除奉系势力。孙部首由浙江发动，以破竹之势，将上海的邢士廉，江苏的杨宇霆，安徽的姜登选很快赶走。张宗昌派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以代理安徽督办的名义，带所部老五师，配合白俄铁甲车，迎敌孙部，在固镇一带，激战甚烈，孙部伤亡惨重。施乘铁甲车往来指挥，被孙部伏击部队暗将铁轨拆毁，施遂被俘。孙恨施坚决抵抗，致所部受巨大损害，立命斩下施的头来，悬挂机车示众三日，并把所俘白饿全部枪杀。

（二）质子于吴，八里洼转败为胜

吴佩孚原拟假道河南，分两路攻鲁，但冯（玉祥）、岳（维峻）对吴仍存戒心，拒绝假道，吴部被阻于信阳。吴乃派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第一路司令，与孙协商，由田维勤、王文蔚、陈文钊三部，假道徐州（孙占领地区），向北推进。岳维峻则派李纪才为攻鲁总指挥，于十一月中旬，从归德开始行动，攻占曹州、济宁，经汶上、泰安侵入八里洼，与鲁军激战甚烈，济南势甚危急，而靳云鹗尚按兵不动。

在李纪才进攻前夕，张宗昌采用远交近攻策略，派程镕作联吴密使，携同其子张济乐，前往武昌，谒见吴佩孚。程斥冯倒戈拆台，从中取利，不仅是吴的隐患，也是众之公敌。倘攻鲁得手，必将称雄华北，左右大局，悔之无及。并称张誓愿尽弃前嫌，质子修好，通力合作，把冯玉祥打下去。吴欣然允诺，但说：“以子为质，大可不必”。又亲笔写下“思维南征，宜先入北”嘱程转赠与张。旋即派员护送程及张子回鲁复命。

靳云鹗得到吴佩孚的暗示，在徐州按兵不动，李纪才因孤军无援，弹尽粮绝，败退泰安、兖州，向河南溃逃。张、吴密约事，冯、岳二人毫无所闻。因此，张“质子于吴”扭转了全部战局，吴佩孚所讨的贼，由奉天的张作霖，一变而指向冯玉祥，而张宗昌垂危之局，却转败为胜。当年的政局，真如白云苍狗，瞬息万变。

（三）组织直鲁联军

当李纪才攻鲁时，冯玉祥令国民二军邓宝珊部、三军孙岳部进攻直隶李景林部，激战数日，李放弃天津，退入鲁境。张宗昌为了恢复直隶地盘，组成直鲁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李为副司令，褚玉璞为前敌总指挥，沿津浦北段反攻。与此同时，吴佩孚已通电讨贼（冯），命田维勤为前敌总指挥，沿京汉线北进。奉军也开入关内，双方夹击，不过两月，孙岳就放弃了天津和直隶督办的地位而逃跑了。张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开抵北京，继续追赶冯部，攻下南口。自此促成段祺瑞下野，张作霖就任大元帅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