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高唐的土豪劣绅，以陈友三为首的“十虎兄弟”，即陈友三、华子云、徐如田、梁玉藻、姚鼎汉、陈益俊、李干臣、解希都、杨金梁、梁鸣盛，结成封建反动集团。这些人网罗大批“狗腿子”和打手，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横行一方。新来的县官到任，都要先向这些人卑躬屈膝地登门“领教”，而且都要为他们服务。那时有两句讽刺高唐县官的民谣：“做官不做官，要问陈友三”，生动地刻画出官绅串通鱼肉人民的情景。他们霸占全县的庙产与学田，侵吞公款作为经商和垄断市场的资本，还勾结奉系驻军和土匪李长兴等人，并利用土匪与驻军火拚和暗杀从中渔利，人民遭受涂炭，使高唐成为黑暗世界。

奉系军阀张宗昌蹂躏山东，增派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各地土匪蜂起，连有的地主也不能过安生日子。所以各县的反动会道门都应时而起，到处设坛烧香，拜神附体，组织红枪会等。地主老财筑寨护院，以维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封建统治。但真正出枪出丁、扛枪服役的都是贫农和雇工，还代替他们出官差，甚至卖兵冒名顶替，为军阀当炮灰。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新官僚豪绅兴起，感到这些旧恶霸对他们是严重威胁，曾提出“打倒大褂子客”的口号，使这些人的气焰受到挫折。但是这些新旧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后来又互相勾结起来，串通一气，压迫人民。人民群众生活十分痛苦，因而高唐地区的阶级矛盾是极其复杂和尖锐的，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巨大潜流。

一九二七年，鲁西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决定在农民群众中扩大党的队伍，发展武装力量，并利用“红枪会”这个具有封建色彩的群众组织，教育团结群众。金谷兰按照党的指示，参加了当地“红枪会”组织，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他也磕头拜师，并带上了“红兜兜”。他在“红枪会”中，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对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先后吸收了四十多个贫苦农民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后来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非常重视高唐县的这支革命武装。一九二七年冬，省委委员李春荣同志到高唐地区指导工作，在高唐建立了中共鲁北特委（由李春荣任书记）。辖高唐、平原、禹城、夏津、武城等县。高唐以谷官屯为中心，建立了党支部，特委的领导机关就设在金谷兰的家里。高唐地区的党团员有农民和小学教师，也有在聊城省立三师和二中念书的学生。这时党团员有：徐馨斋、杨厚基、岳冠西、金维熙、徐英奎、田益三、王光耀、李金莪、张希彦、李春芳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农民武装起义的积极参加者。禹城以季李胡店为中心，建立了党支部，党员有王旭鹏、杨瑞庭、杨中一等。

中共鲁北特委建立后，立即在高唐城北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先以谷官屯为基点，后又陆续发展到附近的三殿庙、邵庄、太平庄等二十五个村庄，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团团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人以上。一九二八年春天，群众公举金谷兰同志为农民自卫团团长，当时他年仅二十三岁。

农民自卫团第一团在谷官屯。团长金谷兰，副团长姜殿甲（姜庄人）、靳兴荣（太和庄人）。第一团共有自卫团员六百多人，下设七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李玉洪（谷官屯）、第二大队长杨斯英（杨庄）、第三大队长赵长华（阎寺）、第四大队长靳兴禹（太和庄）、第五大队长刘振江（三殿庙）、第六大队长毕长祥（范庄）、第七大队长张存俭、赵汉亭（西十里堡），每个大队下设五个小队，人数不等。

农民自卫团第二团在高唐、恩县交界的郑官屯、北镇一带，共有五百多人，团长郑安吉，副团长许传孟。

高唐地区的农民自卫团建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武器装备问题，一九二八年闰二月间，金谷兰分了家，他和妻子分得三十多亩地。为了解决自卫团的经费开支，他卖掉已种上高粱的十八亩地，共得地价四百八十块银元，全部用来购买农民自卫团的武装。他又参考古代兵器的式样，别出心裁的设计出一种叫“铁蒺藜锤”的简易武器。每个重一斤二两，很象一个长满铁针的甜瓜，上面铸有三排铁刺，围绕一圈；下面铸有一个铁鼻，装上一个木棒，可拴上带子背在身上。这种武器目标小，效力大，又很方便，共铸造三百个。还买来四百个长枪头子，四十把鬼头大刀，此外买了一些手电筒和电池。有了这些装备，使革命武装得到了迅速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