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春，王麓水同志调任鲁南军区政委兼鲁南区党委书记，我跟他当秘书，直到一九四五年秋季，我调鲁南二专区任副专员时才离开他，前后两年多的时间。一九四五年冬，当他指挥部队准备解放滕县城时，我作为城市接管委员会的成员，同他又在一起了。我是亲眼目睹了他牺牲时的悲壮情景的，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十分的痛心和悲切。虽然他离开我们已三十六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而他对开辟和建设鲁南解放区的杰出贡献，更是不能使人忘怀的。
（一）
王麓水同志是江西省萍乡县人，小时当过雇工。一九二八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工作、战斗数年后，便参加长征到达陕北。
一九三九年春，他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支队政治部主任，一九四〇年他奉命随晋西支队来到山东。当年秋天，任八路军教导二旅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二年夏，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政委，一九四三年春，任鲁南军区政委兼鲁南区党委书记，一九四五年秋，调任山东八路军第八师师长兼政委。
王麓水同志到鲁南工作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那年春天，日寇发动“大扫荡”，对我鲁南区分割、蚕食达到了顶点，据点林立，公路如网，根据地腹地被切割成数段。一九四三年三月间，“磨擦专家”荣子恒，顽军头子申宪武与日寇勾结，率部占领我滕（县）峄（县）边联地区，惯匪刘黑七也从鲁中返回鲁南，大肆骚扰破坏。敌伪顽匪结成一体，形成对鲁南解放区四面夹击的局面。同时又遭严重春荒，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许多人以野草粗糠充饥。军队供给也发生了问题，不得不用豆饼和野果作主食。个别地区甚至发生村干部被迫率领群众集体逃荒的现象。王麓水同志在这极端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中，没有被吓倒，也没有半点的懊丧，勇敢地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他的重托。
他首先带领广大军民战胜生活上的困难，自己带头吃粗粮和豆饼，要求所有的干部勒紧腰带，度过春荒，同群众一起，坚守阵地。他还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千方百计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从而稳定了群众的情绪，巩固了解放区。在这同时他抓紧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号召青年参军，使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相结合，壮大了我军的力量。他对部队训练十分严格，他指示部队：要“秣马厉兵”，非加强训练不行。在他的精心组织和严格要求下，部队战斗力迅速提高，为反击日伪顽匪的封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
一九四三年秋，他组织指挥了鲁南地区的一次著名战斗，即柱子村战斗，对手是刘黑七匪部。刘黑七是山东省有名的大惯匪，手下多是亡命之徒，颇有战斗力。经过周密的部署，他率领两个团的兵力向刘匪发起进攻。敌人顽固地挣扎，当战斗最紧张的时刻，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跑到敌人交叉火力的最前沿，指挥我军冲锋。不料敌人发射的炮弹在附近爆炸，一声巨响，使他在烟雾灰尘里昏迷过去，接着又是敌人的突围，炮弹不断在他身边爆炸，他醒来后，原地不动地沉着指挥部队战斗。他的冷静和沉着，使部队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接着我军发起全面攻击，终将这股匪徒全歼，恶贯满盈的刘黑七也同时被击毙。这个流窜多年的大土匪的覆灭，为解放区人民除了一大害，因此军民齐声欢呼，部队士气大振。
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同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同志，共同指挥了著名的崮口战斗。崮口是费县的一个村子，筑有很高的围墙碉堡，易守难攻，守敌是汉奸荣子恒的旅长刘国祯。荣子恒是鲁南人民的老冤家，而刘国祯又是他的主力，因此崮口战斗也是关键性的一役。战斗打响前，王麓水同志和团长王吉文同志深入到前沿阵地仔细地观察了地形，分析了敌我态势，准确选择了突破口。战斗发起后，王麓水同志亲自指挥部队用炸药将突破口的寨墙炸开，王吉文团长即率部猛攻，当我第一梯队攻进崮口时，王麓水同志不顾敌人密集的枪弹，亲率第二梯队冲进。激战一整天，将刘国祯旅全歼。我军取得崮口战斗的胜利，使“磨擦专家”荣子恒一蹶不振。同年秋天，王麓水同志又率部队攻打泗水城，一举将荣子恒部全歼，毙伤与俘敌三千余人。
一九四五年秋季的“讨申战役”，也是他亲自指挥的。申宪武（字从舟，滕县城东小乌沟村人，国民党保安第二师师长兼鲁南专员。）带领五千人马，长期与八路军为敌，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暗通日寇，是个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顽固派。战役发起前，王麓水同志在烈日下观察地形，浑身被汗水湿透了也顾不上休息，还亲自到阵地上慰问战士。战役打响后，他深入前沿进行现场指挥，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特别在颜村最后围歼申宪武时，他多次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战术。经过五天的激战，终将流窜在鲁南山区达八年之久的顽匪歼灭，并将申宪武生俘。讨申战役胜利后，我军又连续攻克了峄县、邹县、台儿庄等重要城镇，扩大和巩固了鲁南解放区，为日寇投降后全面解放鲁南地区奠定了基础。
（三）
王麓水同志不但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指挥员，而且又是一位优秀的区党委书记。一九四四年夏，鲁南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这期间，他经常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指导运动的正常开展。在实际调查中他发现有的地区搞过火的斗争，违背了党的政策，如对地主一律采取“扫地出门”的做法，甚至还发生打人和随意捕人的情况。于是，他在一次鲁南区党委会上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明确指出这样做是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破坏了正常的群众运动。会后他把我找去，叫我按照他的意图写一篇文章，作为社论登在区党委的机关报《鲁南时报》上。稿子写好后他又告诉《鲁南时报》的社长赵宏弼同志，要求他及时将文章登出来。这篇社论发表后，给鲁南的减租减息运动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多数地区纠正了错误的做法。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到了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在一次区党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有人对那篇社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社论的观点是右倾的，压制了群众运动，因此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主持会议的王麓水同志耐心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社论是正确的，肯定了进行“纠偏”是对的，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并进一步分析了左倾思想对我党事业带来的危害性。事隔三十多年，特别是“十年浩劫”给我党造成的严重危害，更加使我钦佩王麓水同志的高度政策观念和敢于坚持原则的负责精神。
（四）
王麓水同志平易近人，虚心好学，在这方面他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从小参加革命，是工农出身的干部。虽然在长期的戎马生活中，学了一点文化，但他感到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要求。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当我的老师吧，帮我学文化，能叫我有个初中的文化水平就行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搞了个“君子协定”，凡是报纸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我都及时告诉他，遇到他不认识的字或难懂的词句，我就向他解释，帮他读文识字。凡属上级发来的重要文件或电报，我们常在一起研究，领会精神实质，从中也提高了文化知识。他还经常携带识字课本，在百忙中抽空隙学习。虽然他识字不多，但分析事物的能力很强，每次作报告，从来不叫秘书写稿，而是自己写几条提纲，就给干部作报告。他的讲话不但逻辑性强，而且富有鼓动性，语言生动风趣，道理深入浅出，这是他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锻炼学习的结果。我在他身边工作两年多时间，在这方面给我的感受太深了，与其说我是他文化学习的老师，倒不如说他是我政治思想和理论上的老师。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他比我们理解得深，想得全面，讲得精辟。他不但是位实干家，在理论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
他对干部的要求十分严格，特别对担负领导工作的军队干部，则要求更严。如有些军队同志对他布置的工作搞得不理想或者出点纰漏时，他常严厉地训斥他们，甚至发火。一方面他虚心好学，拜人为师，另一方而他又是个极其严厉的指挥员。
但他训斥人并不是不尊重人，常常有这种情况，当他批评甚至训斥某个干部后，不久就找他个别谈话，直到把对方的思想弄通为止。从当时他的职务来说，主要责任是在军队方面，又是战争环境，这是他对军队干部十分严格的重要原因。而他对地方干部是很尊重的，即便遇到什么问题也是从来不动感情的，这说明他是多么注意搞好军政关系！
一九四五年秋，他奉命调主力部队工作，即负责组建山东八路军第八师，他任师长兼政委。有一天，他对我说：“你还是跟我去工作吧，还是当秘书，继续帮我学文化。”当时我为他这种坦率和好学精神而深受感动，但是我感到自己从未做过军队工作，深怕有负他的信任和重托，便婉言谢绝了。我说：“跟你去工作我是高兴的，但我对军队工作是外行，还是让我驾轻就熟地搞地方工作吧！”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不久我就调到二专区任副专员了。
我到二专区工作三个多月，他又调我去滕县，那是我军解放滕县的前夕，说是组织一个城市接管委员会，指定我为负责人之一。我赶到滕县，很想见到他，就跑到师指挥所里去，他不在那里，说是到前沿阵地去了。过了不长时间，从前线抬来一副担架，后面跟着一个警卫班，我急忙迎上去，一看是他躺在担架上，伤势很重，不省人事了。原来是敌人的一颗炮弹在他跟前爆炸，胸部负重伤，想不到他再也没有醒来，就在那副担架上停止了呼吸。我一向敬爱的首长就这样离开了大家。滕县城攻克了，消灭了敌人的一个整旅，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王麓水同志的血没有白流，鲁南人民和一切正义的人们永远怀念他。
鲁南人民为了纪念他，曾将滕县改为麓水县。解放后将其遗骸迁到临沂烈士公墓，董必武同志在墓碑上题词：身是萍乡一雇工，参加革命是英雄。鲁南解放开新局，痛惜滕郊未竟功。
（田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