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党中央为加强敌后抗日力量，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大批红军干部派往敌后各地。洪涛同志就是那时从延安被派到山东省委工作的（任省委委员）。当时我还在延安抗大学习，一九三七年十月份，我也被派到山东。到山东后，省委指示我到泰安县徂徕山领导当地抗日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泰安县徂徕山大寺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认识了洪涛同志。
当时，即十二月二十七日，日寇占领济南后沿津浦路继续南侵，逼近泰安。省委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立即撤离泰安城转入徂徕山大寺。二十八日，省委根据我徂徕山起义条件基本成熟，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研究、决定了徂徕山武装起义的部署和以后发展问题。
会上，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向大家介绍说：“洪涛、赵杰同志是中央派来的红军干部，是和我们一起领导抗日工作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会后，我们俩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洪涛同志是江西横峰县人，当时只有二十六岁（和我同岁），中等稍胖的身材，瓜子形的脸庞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鼻尖有点向上翘，讲起话来爱用拳头打手势，加上他那宏亮的声音，显得格外精神、威武。我认识他那天，他还是在北方局化装来山东时的那副打扮：头戴礼帽，身穿黑棉袄，下着马裤，脚穿一双略向上翘的黑皮鞋，走起路来咯咯直响，加上他那英武劲，真是一派标准的军人姿态。
谈话中，我才知道他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当他知道我是红四方面军的时候，我们谈得就更加亲切了，于是便谈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情景：巧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路线，以及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等等，越谈越兴奋。这时，警卫员在身后报告了好几遍，才知道该吃晚饭了，我们就结束了谈话。这是初次交谈，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对他产生了崇敬的心情。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徂徕山起义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诞生了！山东省委任命：洪涛同志为支队司令员，黎玉同志为政治委员，我为副司令员。从这时起，我和洪涛同志就开始了共同工作、学习、战斗的生活。
由于洪涛同志身患重病，加上艰苦的战争环境，使他过早的逝世，我同他仅相处四个多月的时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日子里，洪涛同志那高尚的品德、忠于党的事业和忘我的革命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一）
洪涛同志非常关心干部、战士的进步和疾苦，对部队情况了如指掌，这与他那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对干部、战士的阶级友爱是分不开的。在当时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经常与干部、战士一起交谈，逐个了解干部、战士的姓名、年龄、出身和学习、生活情况。每当他听到战士们谈到家乡生活困难时，洪涛同志总是亲切地对战士们讲：“我们的苦日子，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恶霸地主造成的，只有我们把这些坏蛋都打垮了，才有我们的好日子！”还劝战士们“别急，别难过，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能胜利！”这些话，使干部、战士们受到教育和鼓舞，也越感到这位司令员和蔼可亲。
不论战时还是平时，他总那么关心战士的生活。一次洪涛同志到中队厨房去检查伙食，听说煮干饭有时串烟、夹生，他就给炊事员们讲做多少人的饭，用多少米和水，怎样“看火侯”。正谈得起劲，司务长来了说：“开始做饭了。”洪司令员说：“好，我和你们一起做饭”这时大家望着司令员亲切地笑了起来。
洪涛同志那高度的革命事业心使他成了指战员们的知心人，他每到下边了解情况时，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要加强学习，多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要心中有数，打起仗来才不糊涂。所以干部、战士常常在一起议论说：“咱们不但要知道本中队的事，还要了解本中队以外的事，不知洪司令员什么时候就来问，一问三不知就不好了。”由于洪涛同志常和下面打交道，干部、战士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和他谈，他的行动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官兵团结。
（二）
洪涛同志那种严格要求部队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至今还感染着我。徂徕山起义后，就在大寺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军政训练，准备打击日寇。当时进行军事训练的主要科目有：站岗、放哨，利用地形、地物，瞄准、投弹、刺杀等简单的急用科目。当时洪涛同志虽然有病、身体弱，但非常重视这些训练。他每天很早就来到操场等着部队，我们几次劝他休息，他都不听。同时对我们说：“部队刚建立起来，大部分都是农民和青年学生，而且都没有打过仗，可要抓紧训练啊！”在训练中，他对每个干部、战士的训练动作常常是亲自教，手把手地纠正。尤其对干部的每个动作要求更严格。他经常教育大家说：“到操场训练，就要当成战场，千万不能马虎。平时多流汗，到战场上才能少流血。只有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才能练出有战斗力的部队。”支队在训练总结时，他亲自听取汇报，并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肯定训练的成绩，指出确实存在的问题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对部队训练中的每个问题都不放过。洪涛同志一度吹起号来，大家都感到惊奇：司令员怎么吹起号来了！有些同志不明白洪涛同志的想法还产生了一些误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时部队没有象现在这样的通讯工具，司号员（号兵）是部队的一个重要角色，平时起床、出操、开饭、熄灯、行军休息、作战时冲锋、撤退等，都要通过司号员来下达命令。所以洪涛同志特别重视这个工作，由于他识号谱，也会吹号，就亲自教司号员吹号。洪涛同志患肺病，吹号对他的病刺激很大，有时引起不断咳嗽，经同志们多次劝阻，他才勉强接受了意见，但又说：“好吧，等我病好了再吹。”
由于他日夜操劳和当时生活条件艰苦，肺病一直不见好转。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洪涛司令员的病情更严重了。那时我们处在敌后，没有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和安定的环境，也没有医院，药品又特别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织上利用内部工作的关系，到济南市买到了一点“雷米封”给洪涛同志治病。可是他看到这点药，就舍不得吃，全送给了其他有病的同志。在行军中，同志们见他病情严重，已不能骑马，就用担架抬着他。可他不让，刚走不多远，就要下来，别人怎么劝说都不行，只好让他下了担架，他带着重病坚持骑马或步行。
我军与国民党顽军秦启荣部的战斗打响了，洪司令员全然不顾病痛的折磨，毅然坚持指挥战斗。当时他实在站不起来了，就躺在担架上指挥，亲自听前方的战况报告。到了晚上，他通宵不眠地看着地图继续指挥战斗，当指战员们听到洪司令员躺在担架上昼夜坚持指挥的消息后，个个无比激动，奋不顾身地同敌人拚杀。经三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仅三个团的兵力将大小十个团的国民党顽军打得一败涂地。最后顽军实在吃不消了，只好要求停火，与我谈判。
我四支队在莱芜“反秦”战役的胜利，与洪涛司令员的亲自指挥是分不开的。他那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战斗精神，给了全体指战员巨大的鼓舞。他的模范行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三）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就要为党的事业而战斗”，这是洪涛同志的坚定誓言。这难能可贵的精神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反秦”战役胜利结束后，洪涛同志的病情更加恶化了，这时他还在关心着部队的事。我们离开了莱芜第八、九区，来到泰安县境内的角峪宿营。当各部队的负责同志前来看望这位可敬的司令员时，洪涛同志嘱咐大家说：“对莱芜战役的经验要很好的总结，这是拿血换来的，要用这个教育部队，这是很好的步兵操典。”就在洪涛同志临终时，还断断续续地对我们几位同志嘱咐说：“我的身体不行了，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四支队有了初步的规模，是一支好部队，要爱惜，大有前途。”讲到这，嘴还在动，但再也讲不出话了。这时旁边的同志看到他的手势，就给他一支笔，拿来纸，他闭着眼睛握着笔顽强地写下了最后两行字，根据不太成形的字迹辨出大意是：“要加强队伍内部团结，抓紧训练，创立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与洪涛同志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
洪涛同志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八日在徂徕山西头圈里病逝。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到部队，全体指战员悲痛万分！个个泪水顿下，有的放声痛哭。附近村庄的群众听到洪司令员逝世的消息后，也默默地流着眼泪，各庄派出的群众代表含泪来同洪涛同志的遗体告别。为寄托党和人民对洪涛同志的哀思，支队党委决定成立洪涛同志治丧委员会。当时的成员有：林浩（支队政委）、赵杰（支队副司令员兼二团团长）、程照轩（二团政委）、程鹏（二团副团长）、单洪（二团二营长）、刘勇（二团一营教导员）、钱均（三团团长）、汪洋（三团政委）、谢辉（三团副团长）、刘居英（省委机关）、李林（省委机关）。治丧委员会成立后，就在泰安县上庄广场为洪涛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支队全体指战员和附近村庄的群众近三千人，由林浩同志致了悼词。
洪涛同志逝世时才二十七岁，距今已四十二年了，每当我回忆起洪涛同志，就感到说不出的怀念！他的英雄形象一直在激励着他的战友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