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清河特委决定将益都的十支队并入三大队，为第七连。支队领导人刘斗辰同志任三大队大队副。四月，党派杨涤生同志来到三大队，任政治处主任。经过他的介绍，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合并和调整，党的领导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也进一步提高。在这个期间，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主要是破袭敌人铁路、列车和火车站。四月间，我军以五个连的兵力攻占淄河车站，与青州增援之敌大战于辛庄，毙伤日军多人。日寇进袭朱良、段村时，我们又在良孟伏击了敌人。

在破袭战斗中，我们争取李寰秋的保安十六旅同上前线，同李部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因而拆散了陈瑞符同李寰秋的联合，粉碎了陈瑞符企图南北夹击我军的阴谋。

前四个月我们建立了武装，后四个月加强了党的领导，巩固了部队。当时的斗争锋芒，又转到对付地方国民党反动势力。

国民党CC派于治堂（临淄人，沈鸿烈时期的临淄县长），一向以陈瑞符部为护卫，以封建势力为靠山，对我部进行刁难。过去一个时期，CC派同复兴社（即蓝衣社）有矛盾，在我们同王尚志作斗争的时候，他采取旁观而又企图从中渔利的态度。当王尚志被清除之后，特别是当三大队党的旗帜愈来愈鲜明的时候，他采取的手段也愈来愈毒了。他凭借县长的合法地位，断绝我部给养。我们则建立了一个动员委员会，代替政府职能，实行合理负担（贫农不纳粮，地主富农多纳粮），自足自给。他们又散布流言说：“奉沈（鸿烈）主席谕，敌后一切游击队须经政府承认，进行登记，否则视为非法”。其登记标准是“一人一条枪，枪必须是‘汉阳造’”。我们针锋相对，在部队和群众中揭露顽固派的阴谋，不听他们那一套。于治堂见不听他的，就请了所谓“省政府特派员”王念根来威胁利诱，被我们当而骂走了，又拉出李笑文来“疏通关系”，我们用驳壳枪弹招待了他。这位专使吓得跌下马来，大草帽也没有来得及拾就跑走了。最使他们伤心的有三件事：一件是为打击封建势力，我们发动群众没收了王子相的“官盐店”，把盐全部分给了群众，王子相几乎气死。第二件是我们武力收编了耿兰亭的第五区民团区队，把陈瑞符的势力压缩到城区，他们大伤脑筋。再一件事是安硕亭、刘竹溪、寇方田等青年人从铁路上带了一排武装找三大队，半路被陈部截去，安硕亭等在一个晚上，又带队投奔三大队。这使陈瑞符大发雷霆，说三大队挖他的墙脚，于治堂和一些士绅前来要人，被我们严词拒绝。矛盾的结果是于治堂被我们赶走，同陈瑞符由冷战发展到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