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八九三年五月一日，出生在山东诸城县范家东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父亲范楸芳，有土地二十亩，我兄弟姐妹八人，两姐两妹，兄弟四人。我最长，也最幸运，读书直到大学毕业。二弟范煜壁，读过三、四年私塾，曾参加广州农民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后回家开中药铺。三弟范煜玖，未读书，自幼务农。四弟范煜瑛，黄埔军校二期毕业，不幸在一九三〇年蒋、阎、冯大混战中阵亡。
学生时期——读书与革命
一九〇〇年，我七岁，开始在本村读私塾。十四岁的时候，父亲要我辍学，改学织布。因为我坚持要继续读书，经再三恳求，才得父亲应允，到王家楼子姑母家，同表弟王均甫一起，跟姑丈王季龙（清举人）读书。两年后，即一九〇九年，又经姑丈介绍，到牛家官庄小学读书。一九一一年，十八岁，小学毕业。
在牛家官庄读书期间，我的大表兄王乐平（即王者塾）在济南高等学堂读书。他在假期回家的时候，常向我和表弟灌输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有一次他同一个叫陈干的剪发青年一起回家。陈向我们讲剪发的意义。他说：猪尾巴（发辫）是满清逼迫汉人留起来的。要革满清的命，就要割掉猪尾巴。在此期间，老同盟会员商震先生也曾来诸城讲学，任教于诸城东门文庙内的东吴公学，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在王、陈、商诸人的启发和影响下，我和表弟也逐渐萌发了反清的革命思想，并决心成为一个革命者。
一九一一年农历腊月下旬，诸城仁里革命党人臧汉臣和王柞桢（号心源）、王露（号心葵）、臧文山、钟孝先等人，响应武昌起义，夺了清朝县政府的权，宣布诸城独立。并派一叫臧建初的剪发青年来牛家官庄小学，宣传动员青年参加革命军（学生军），前往县城，保卫诸城独立。我和表弟王均甫当即剪掉发辫，参加革命军。因为县城已被由沂水来的清兵包围，我们被阻城外。腊月二十四日，清兵攻入城内，大肆逮捕屠杀革命党人和学生军。革命党人县长臧汉臣被杀害，并被悬首城门示众。我因剪发，亦成为搜捕的对象，回牛家官庄小学也呆不下去了，乃星夜赶回范家东村，装假发辫后，被父亲送到院西村外祖母家；又由外祖父送到日照县汪崖村，一王姓基督徒家，躲了一个多月。
一九一二年四、五月间，姑丈王季龙把我和表弟王均甫送到济南大表兄王乐平处，要他资助我俩继续读书。当时因济南公费学校不招生，经表兄介绍，我在一朱姓家里教了几个月的家馆（教三个孩子读书）。到了暑假，表弟王均甫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我考入青州农业职业学校蚕桑班，一年后毕业，又考入青州师范。此时适值济南留日预备学校招生，因该校对参加辛亥革命的青年优先录取，随即放弃青州师范，经王乐平介绍，考入留日预备学校乙班，学习日语。
一九一三年三月，革命党人宋教仁在七海被袁世凯派特务杀害。黄兴、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四都督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癸丑革命”）。留日预备学校的学生，也发了通电，表示拥护讨袁。当时的山东都督周自齐惧怕学生闹事，乃托词战事形势混乱，决定解散该校，但答应形势稳定后学生回来，仍可官费上学。“二次革命”失败后，我和表弟王均甫回诸城，表兄王乐平则逃往甘肃。
一九一四年四、五月间，我又同王均甫返回济南，考入济南第一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因原先深受上海宋教仁主办的《民权报》和《民主报》的影响，对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和蔡元培、吴稚晖等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都很喜欢。一九一五年《新青年》问世，在它的影响下，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九一四年七月，经王乐平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时年二十一岁。
一九一五年冬，袁世凯在美、日帝国主义支持下，复辟称帝。孙中山在日本发表《讨袁檄文》，号召国人起来讨袁。蔡锷、唐继尧首先响应。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居正先生也在潍县代表孙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军讨袁。一九一六年三月，山东革命党人吴大洲、薄子明等人，起而响应蔡、唐的讨袁护国运动，在周村成立护国军，宣布周村独立。我与徐文建的儿子（忘其名）一起，离开一中，去周村参加护国军，被任为交涉员，主要担任胶济铁路上、下车行人的检查工作。同年六月，袁世凯病死。我亦深感吴军纪律太坏，而离开周村，又返回济南第一中学，继续读书。
一九一七年暑假我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到一九二一年八月毕业。在大学读书期间，深受美国杜威、英国罗素、德国柏格森等人学术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在校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活动。组织工学会，出版《工学》，宣传“工学主义”。提倡读书、工作、劳动并重；完全自由，不受学校制度的限制。要求学校让工学会会员在校学会一门技术。我学会了石印术。一九一七年冬，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马列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我认为共产主义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大同世界一样好，但不如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个以反对“巴黎和约”为导火线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怒潮，在全国人民中，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这一天，北京各大、中学生数千人，群情愤激，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等革命口号激励下，纷纷结队前往天安门集会，游行示威。我和高师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发表演说，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学生的游行队伍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大批学生遭到逮捕。但北洋军阀的暴行，不仅更激起学生们的愤慨，而且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义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抗议军阀政府逮捕学生，宣布辞职。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全国许多城市工人、学生、商人，相继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有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学生的斗争更加坚决。北京学生联合会决议，定于六月三日到五日三天，各校学生分头上街、作抵制日货的宣传，见到出售的日货，当即烧毁。六月三日，我和高师同学一起，上街发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演说，被军阀政府的军警逮捕，押解到北京大学法科关了起来，前后约一个月。当时被关押在北大法科的学生约有千余人。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最后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我在运动期间，到处游行、讲演、串联，活动频繁，劳累成疾，后来回家休养了一个多月才好了。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分裂
一九二一年暑假，我在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返回济南，在省立第一中学担任教务主任。是时王乐平在济南组织“齐鲁书社”，宣传新文化，推销进步书刊。并以书社为据点，联络各地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在青年中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济南一师学生王尽美，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都深受其影响，并积极参加了书社的活动。同年王乐平因革命屡屡受挫，苦于救国无术，乃与王尽美、王昆生（号象五）等人一起去苏联进行考察。并参加了列宁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会议。亲自聆取了列宁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教导。
一九二三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九月期间，王讷任山东教育厅长时，我被任为教育厅指导员；在于恩波任教育厅长时，我被任为省视学主任，同时还兼任济南第一师范和第一中学教员。一九二三年八、九月间，曾代表山东省教育会赴昆明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冬发表了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和党纲草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办法。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此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王乐平出席了大会——他为了让我长期留在山东做掩护工作，怕我暴露身份，所以没有让我出席这次大会。会后他受大会委派来山东筹备成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我被推荐为筹委会委员，后正式当选为委员及常务委员。委员共十一人：王乐平、于洪起、于恩波、阎绶春、陈名豫、蔡自声、王子壮、孟民言、丁君羊（号基实）延白真和我。王乐平为主任委员，丁、延两人是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冬，王乐平受到军阀张宗昌的缉捕，离山东去北京，后又转广州。这时我对省党部就负着较多的责任。一九二六年一月，我去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也因身份暴露，于三月去了武汉。一九二六年十月，我又代表山东省党部，出席了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
从孙中山先生倡导国共合作，到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在北京逝世，这一段时间，我同共产党的合作共事关系是好的。自孙先生逝世之后，国共之间的关系，就从三个方面，逐渐加大了矛盾：一、在宣传上，是宣传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矛盾；二、在组织上，青年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同国民党对吸收工人入党有矛盾；三、在领导权上有矛盾，即共产党的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员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当时虽存在这几方面的矛盾，但因军阀张宗昌督鲁，极端残害革命党人，大敌当前，为求共同对敌，我总是力求缩小和缓和矛盾。
在国民党中委和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期间，中央委员、青年部部长丁惟汾和宣传部长顾孟，数次邀集郭存涛、邓飞黄和我（可能还有童冠贤）谈话。主要谈国共合作问题。他们认为国共合作不是永久的，总有一天要分裂。但不是最近，可能在打倒北洋军阀以后。要大家有思想准备，以免将来被动。顾孟余特别强调过早分裂之不利，有为反动势力乘机而入的危险。他们还谈了中央准备派郭、邓去冯玉祥部队作政治工作的问题，郭、邓均表同意。顾孟余并谈了汪精卫、蒋介石将来一定会合作的问题——这时汪精卫在国外，是被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出去的。在我离开广州回山东前，顾特别向我打招呼，要我路过武汉时，把国共将来要分家的问题，转告王乐平。自此之后，我瞭解了国民党中央准备和共产党分裂。返济之后，地方军阀对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更变本加厉。省党部交通员史德金和朱钖金两同志，被逮捕杀害。关于国共将来分裂之事，我仅和王子壮、孟民言两人谈了一下，没再声张。
一九二七年二月，我离开济南去武汉，途经上海，遇到路友于①自南昌回北京。他告诉我，蒋介石坚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南昌；汪精卫等主张迁武汉。并说丁维汾和顾孟余的行动也不一致，丁来南昌，顾去武汉。我经南昌时去看望丁惟汾，他告诉我：国共分裂的局势来得很急，顾去武汉，有他自己的打算，我不得而知。又说：王乐平也在武汉，并要我去看看他们。我到了武汉，先见了王乐平和顾孟余，向他们汇报了山东的情况。他们都要我留在武汉，住青年会。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会上纠正了二中全会所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并就提高民主、防止独裁，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的原则作出决议。会议还免去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一九二七年四月，汪精卫自海外回国。他先在上海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主张国共继续合作；后到武汉，以“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的极左面貌，骗取了人们的信任，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大权。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背叛了革命，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了大屠杀。并在南京另组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抗。此即所谓蒋、汪宁汉分裂。
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的影响下，山东省党部也发生了变化：两个国民党委员王子壮、孟民言去了南京；共产党委员丁君羊来到武汉。丁来武汉后，即酝酿改组山东省党部。由组织部主任秘书陈君埔（当时汪精卫兼组织部长）和丁君羊共同商量，进行山东省党部的改组。丁任主任委员，其他委员有王象五、王志超、王少文、陈鸾书、延白真等人。自此我就正式脱离了山东省党部。我写信给宣传部长顾孟余，要他安排我的工作，他即派我到中央宣传部担任干事。这时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初，记得当时在宣传部工作的，还有赖特才（秘书长）鲁佛民（共产党员）、朱斐、戚报捷等人。
当北伐军攻克河南之后——大约也是一九二七年五月间，顾孟余带我去河南一次。顾去河南的主要任务是拉拢冯玉祥支持武汉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当时郭春涛在冯军内任政治部主任，邓飞黄也在冯军内从事政治工作。顾在同郭、邓和我三人的一次谈话中说：武汉国民党现在处境非常困难，蒋介石调动军队包围了武汉；帝国主义的军舰麇集武汉江面，武汉受到国内外军事上的威胁和经济上的封锁；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已不能维持多久；冯玉祥的态度对我们至关重要，必须做好冯的工作。郭也就冯的反共态度作了介绍。之后，冯玉祥于一天清晨天未亮时，单独约见了顾孟余，两人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其结果正是冯玉祥支持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这时王乐平在武汉受到一部分山东左派青年的反对，不敢公开露面，也经顾孟余介绍来河南，任省党部举办的国民党党务训练班主任。该班的任务是训练国民党骨干，到县、市党部作反共工作。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冯玉祥召集郑州会议和汪精卫会晤。六月十九日又召集徐州会议同蒋介石进行会晤。这两个会议对于促使蒋、汪合流，一致反共，起了重要作用。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还打电报给汪精卫，催促他早日和共产党分裂。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所谓分共会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分共会议后不久，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即匆匆东移，合并于南京国民党，人员也很快向南京去了。在武汉设了政治分会，作为领导湘、鄂、豫三省的机构。政治分会先由顾孟余负责，我为首席秘书。后顾离开武汉，改由邓寿铨（唐生智的人）负责。在顾负责时他曾要我和他一起批阅文件（约二、三次）。
武汉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汉口特别市党部和湖北省党部也立即进行了改组。我被指派为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常务委员。梁寒操为主任委员，刘叔模、李午云是常委，戚报捷是委员兼工人部长。组织部有委员二十多人，我记得的有程中一（主任秘书）、洪本桑（科长）、王惠、张秀民、刘培毓等（都是干事）。当时组织部的主要任务是“清党”，就是把跨党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具体措施是实行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凡跨党共产党员，若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仍可登记，承认其为国民党员，否则一律清除出国民党。记得施存统当时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我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评《欢迎施存统同志回转家来》。
分共会议后不久，顾孟余还要我兼任了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编辑。但实际上，我把总编责任委托给报馆经理石信嘉担负，我的任务是写社评。大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共写了近三十篇社评。多数是反共的，少数是反蒋的。主要的标题有：《我们的回敬》，《旧把戏之加紧表演》，《我们动员了没有？》，《讨蒋与防共》，《共产党眼中之‘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予我们的教训》，《为敌划策》，《共产党之将来》，《帝国主义、军阀、共产党》及《欢迎施存统同志回转家来》等。
蒋、汪合流与“改组派”
汪、蒋合流之后，国民党中央头目相继离开武汉去南京、上海。十月间，汪精卫、顾孟余离去后，一方面因为蒋、桂军队向武汉挺进，使武汉形势日趋紧张；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在政治分会受到邓寿铨等人的排挤，于是我就于十月底左右离开汉口，回到上海。
一九二七年底，汪精卫在广州利用张发奎的军队夺取桂系地盘。失败后，汪、蒋两派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议。邵力子为秘书长，我为秘书。会上蒋派监察委员对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提出弹劾。说他们当了共产党的尾巴，不许他们参加会议。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属于汪派的“粤方委员”汪、陈、甘、顾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一个民众运动委员会，以汪派委员朱霁青为主任委员，我也被派在该委员会工作。任何职务不记得了（可能是委员）。
二届四中个会后，汪精卫出国。其他汪派委员多数聚在上海，酝酿筹备一个组织，改组国民党，同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我也随同朱霁青辞去民众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专门从事改组活动。当时由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丁惟汾）派往各省、市的指导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汪精卫也有迷信，故筹备工作基本顺利。大约到六月份，便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组织，外人称之为“改组派”。不另选中央领导机构，仍以汪派二届中委为领导。下设三个部：总务部由王法勤、潘运超负责；组织部由王乐平、朱霁青负责；宣传部由顾孟余、陈公博负责。我和张叙青、刘衡静任干事。我担负组织工作，主要掌管名册。改组派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前进》，主要由顾孟余、王乐平和我负责。在改组派成立之前，陈公博曾出版过一个叫《革命评论》的刊物，外人认为是改组派的喉舌，实是误会。大概在九、十月间，改组派总部派我到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组建省级党部。我先到泰安（当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所在地），找了一些熟人商谈。结果推张维中、王立哉、刘子班三人为筹备委员，以张为主。三人都是南京国民党派去的指导委员。在泰安月余，即去开封。商得邓飞黄（原是南京派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意，由他和王海楼五至七人负责筹建。在开封约一周，即去太原。找到南京派去的指导委员苗培成、姚大海等七人负责筹组山西省的改组派党部。任务顺利完成，旋即返回上海。这次改组派的组织工作发展很快，几乎所有南京国民党建立党部的省、市，改组派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间，在上海召开了有各省、市党部代表参加的工作会议，研究推进改组派工作的办法。会上有人认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一个新的组织，不应由旧中央委员会领导，应由这次会议重新选举中央委员会，组成新的领导机构。但在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时，出现了争夺激烈、僵持不下的局面。几经协商，也不得解决。我便和刘衡静、张叙青交换意见，共同建议总部和地方代表，不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中央委员。因为这次会议原是工作会议，不是代表大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的建议得到大家的拥护，争夺中委候选人的纠纷才得到解决。改组派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虽有分歧，但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汪精卫写过一篇文章《夹攻中的奋斗》，就是既反蒋又反共的。
这次会议之后，我有些消极，决心不干改组派的工作，到国外去读书。本想去美国，因经济上不许可，只好去日本。一九二九年三月，在王乐平帮助下，筹集了一千元去日本。在日本与谷锡五同住一起，专学日语。
一九三〇年二月，表兄王乐平在上海被蒋介石派人刺杀。我即回沪参加丧葬。由于经济困难，无力返日继续学习，故又回到改组派总部工作。这时总部只有朱霁青一人负责。顾孟余已去香港，王法勤、潘运超等去了北京。汪精卫已早去香港，在勾结石友三、唐生智进行军事反蒋失败以后，正和阎锡山、冯玉祥勾结，进行军事反蒋活动。这期间我在上海改组派总部为王乐平写了一篇传略性的墓碑词，完稿后去香港征求汪、顾的意见。汪认为关于王在武汉受左派青年反对，“中央取不问态度”一事，不符合事实，建议删改。我就删掉了。另外汪又亲自为王写了一篇碑词，要我带回。此行顾孟余同我谈了一件事，说陈璧君（汪的老婆）对我不满意，她曾对顾说过“范予遂不可靠”的话。我对顾说：“这可能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间在武汉时，我曾说过‘汪精卫忽左忽右，跑得太快，让人跟不上’，被人传给了她。在香港没住几天即回上海。返沪后朱霁青要我去两湖了解改组派的情况，于是又去汉口、长沙一趟，前后约半个多月。
从日本回国以后，我的思想有些苦恼。因我不愿和蒋介石搞军阀混战式的斗争，但实际军阀混战的局面已经形成；想去国外，又无经济能力，只得跟着汪派走。一九三〇年八月间，汪精卫勾结邹鲁、谢持、覃振等反蒋中央委员与阎锡山、冯玉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并于九月中旬成立了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相对抗的国民政府。我于八月底到了北京，扩大会议派我为设计委员。九月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反对扩大会议，拥护南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参加会议的中上层头头，便纷纷逃到太原去了。当时武和轩通知我，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太原，暂避一时，我没有去，于十月间回到上海。在上海同友人谷锡五、刘旭初、赵欣初、朱益中等创办了一个半月刊《民间》和一个书店“民力书局”。经费来源是向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工作的熟人募集来的。《民间》只出了几期，书店也不过支撑了半年左右，就停办了。汪精卫、陈公博、邹鲁、谢持、覃振等人去太原后，起草了一部所谓《宪法草案》，发表于天津《大公报》。以后也各自西东了。
一九三一年五月，汪精卫利用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广东军阀陈济棠和粤派政客古应芬、肖佛成等不满的矛盾，与陈、古、肖等在广州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筹备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当时南京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也正在筹备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汪等所为意在与南京对抗。我作为上海改组派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广州非常会议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但会议期间，改组派和广东派发生了分裂，汪精卫当即带着改组派的代表回到上海，单独召开了改组派自己的代表大会，选举了自己的中央委员十余人，我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抗战悲观论，汪精卫叛国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伟大号召。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广东派妥协，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作为广东派的主要代表，借此机会和蒋介石勾结了起来。和谈结果是蒋介石下野，广东撤销对南京的对抗；南京、广州、上海三方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并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改组行政院，孙科任院长，陈铭枢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孙科上台后，因宋子文在财政上百般刁难，使孙的财政部长黄汉梁毫无办法，于是汪精卫便于一九三二年一月，由中央常委决议，继孙科为行政院长。一九三二年二月，出席了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会议由汪精卫主持，主要议题有三：一是设立军事委员会，并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这个问题一提出即受到李济深、冯玉祥等的反对，但因汪坚持而被通过）。二是结束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日战争。这个问题也有争论，最后因汪精卫、何应钦极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被通过。三是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一九三二年二月，顾孟余接任铁道部长，我被派往河南焦作，任道清铁路局局长，同时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五年底，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我的中央候补委员被选掉，同时汪精卫在南京被刺受伤。这时我和顾孟余力主改组派退出南京政府，汪则仍积极主张留在南京政府。在顾辞去铁道部长之前，我先征得他的同意，辞去道清铁路局长的职务。并以赴欧作铁路考察的名义，由道清路局拨款一万五千元，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去了英国，实现了多年来想去英国的愿望。同时在丁惟汾的推举下，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委员会委员。去英期间家属的生活费用就是靠了党务委员的薪水。一到了英国后，进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议会政治和费边②改良主义。
一九三六年孔祥熙以中国政府特使身份去英国参加英皇伊丽沙自的加冕典礼。一天他同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通知我和邓飞黄去大使馆。我们到大使馆时，孔、郭、汪精卫及顾孟余已在座。他们正在谈论抗战问题。孔表示：中国如果抗战，半年就会被打垮。汪也同意孔的看法，并重复了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散布的“和平未至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绝不轻言牺牲”的投降主义论调。郭则从外交上论证了英、法诸国对日本采取妥协态度，不会同情中国抗战。顾也认为抗战没有胜利希望。总之，四人对抗战都持消极悲观的观点。我和邓飞黄虽未发言，但思想上是同意他们的主张的。孔还劝汪枪伤痊愈后早日回国。汪问我和邓是否也准备回国，我俩表示愿留英学习，暂不回国。不久陈铭枢、方振武、黄少谷、王锡礼也来伦敦。一天他们邀我和邓飞黄两人商量，联名拍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抗战。邓欣然同意。但我却认为打电报无用也无益，并为此和陈铭枢争论起来。我的理由是：一、即使日寇打到南京，蒋介石也不会抵抗；二、中国抗战必须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才有胜利希望。现在看不出世界大战爆发的趋势，中国单独抗战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当时我没有同意在电报上签名。事后受到邓飞黄的批评，说我脾性固执，得罪朋友。第二天我才勉强签了名。这是我在抗战这一问题上投降主义观点的初次表露。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国外报纸报导汪精卫、何应钦主张讨伐张学良。宋子文等主张和平解决，救出蒋介石。我立即约邓飞黄、黄少谷（此时陈铭枢、方振武、王锡礼已不在伦敦）三人联名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主张和平解决以救蒋。为的是怕蒋介石死了，将使国民党陷于四分五裂。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我和邓飞黄感到国难当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能再继续学下去了。于是两人一起于十月初回国。先到上海，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法勤、刘守中、潘云超。他们告诉我：蒋介石认为中国一抗战就会立即得到英、美、苏、法诸国，特别是苏联的积极援助，这样就可能很快取得胜利。当时我一方面对蒋的态度感到惊讶；另一方面认为英、法在欧洲是鼓励德、意法西斯进行侵略的。对日本也是如此。绝不会出兵援助抗日。至于苏联，也只能是精神上的支持，要其出兵支援也不可能。基于这一错误认识，在抗战初期——由英国回国到一九三八年上半年这一时期，我曾经在报纸上公开散布过投降主义观点。其中一篇（标题已记不清），事先经汪精卫看过，并由他介绍给汉口《大公报》发表。另一篇标题是《国际的里面》，登载在陶希圣主编的一个刊物上。中心思想是：如果一个国家对敌国的侵略，明知没有在军事上取胜的可能，就宁可在外交上承认失败，而不要等到在军事上被打垮之后，再签订城下之盟的亡国条约。这是多么幼稚可耻的思想！难道承认外交上的失败就能满足或制止帝国主义侵吞、灭亡别国的无底欲望吗？现实很快改变了我的投降主义看法：一是日寇咄咄进逼，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相继沦陷。而日军仍狂进不止。说明日寇非灭亡中国不可。二是汪精卫到重庆后不久，经昆明去河内，并公开发表投降日寇的艳电。三是虽然中央军节节败退，但全国人民抗日烽火，风起云涌，越燃越旺。这充分说明华夏儿女不可侮（当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巨大力量）。四是英、美、法、苏相继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世界大战的形势，已经形成。
汪精卫叛国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和严重的考验。因为他是改组派的领袖，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很崇拜的人物。他的变节使改组派失去了与蒋介石抗衡的精神支柱，也失去了靠山。他叛降日寇不久，蒋介石立即分别找改组派的人谈话。谈话内容是一样的：一是要他们对汪的叛降表态；二是要大家写信给汪，劝他不要投降日寇。信件全部交彭学沛，由他负责寄汪。蒋同时召见了我和邓飞黄。我们坚决表示反对汪的叛逆行为，并联名给汪写了规劝信。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的行动受到了蒋帮特务的监视。我的一台收音机也被重庆卫戍司令部借口没有登记而没收。汪投降日寇后不久，曾给我来过信。他的老婆陈璧君也曾自香港派周化人③来重庆，目的是拉拢我和改组派的人去香港。均被我严词拒绝。回忆我一生做了不少错事和蠢事。与汪的果断决裂，算是做对了的一件大事。
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受蒋介石之命，召开党务委员会。会上提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要会议审议，制成草案，提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其主要内容是：从思想、言论、行动和组织等方面，严格限制共产党和进步民众团体，并派遣特工人员打入共产党和进步群众组织，从事反共活动。一九三九年春，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之后，成了蒋介石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重要依据。自此之后，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政府退守武汉之后，为笼络民心，曾打着政治解决国、共问题，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的晃子，以由政府聘请的方式，成立了一个所谓代表民意的政治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初成立时，汪精卫为会长。我在他的支持下参与了这一组织，并作为历届的驻会委员，直到一九四七年这个机构撤销。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御用机构。因为国民党的参政员占绝对多数，凡遇有不利于国民党的提案，总是先由秘书长（初为王世杰，后为邵力子）或副秘书长（雷震）出面组织予以否决。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自延安来重庆出席会议，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提案。我即受命登台发言，以国民党已一再声明，在抗战胜利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现在正值抗战时期，难以办理选举等为口实，阻挠了这一提案的通过。
抗战时期在山东
一九四二年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约见我，要我去山东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不久接到了任命，并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他的谈话内容，主要是攻击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破坏统一，不服从命令，实行割据，积极扩充实力。因此，要我去山东后，务须按照国民党历次颁发的反共办法，全力对付共产党，并一再强调对我的信任，要我按中央组织部的指示好好干。并且叫林蔚交给我一个密电码，要我有事直接向他电告。最后还叫林蔚给我五千元安置家务。我理解他所谓“信任”的含义，不外是要我忠于他，坚决反共，而不要投靠汪精卫。临行前朱家骅又约见了一次。交代我组织部有一职员某，愿回山东，要我带去安派工作。并说在西安设一通讯联络处，以便汇款和通讯联系。
当年四月，我自重庆动身，先到皖北阜阳，住在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司令部。一方面与省政府取得联系，要其派人来阜阳接我入鲁；一方面作入鲁的准备，如办理“良民证”等——是由九十二军副官处，通过界首商会会长某（山东人）办理的，化名樊世昌，安徽籍。五月，山东省政府派一职员祝廷琳到阜阳来接我，随即同他一起经宿县、济南、张店、博山，由汉奸部队护送到吴化文防区，然后再到省府所在地临朐县青崖。
到任后，首先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省府机关国民党员大会；一是省党部委员会。主要内容是宣传美国对日宣战，抗战胜利在望；传达蒋介石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蔑攻击，煽动反共情绪。同样的论调也曾在省府召开的职工欢迎大会上散播过。当时的省党部委员为阎实甫、秦启荣、牟尚斋、赵季勋、宋从颐、刘道元、李先良、赵士伟等人。阎兼书记长；秦兼省府建设厅长，又是一个游击队的司令；赵兼财政厅长；宋兼胶济铁路党部主任委员；刘兼教育厅长；李先良是鲁东行署主任，后来当了青岛市长。由于当时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为日寇侵占，国民党统治区被分割成若干块，故国民党中央在山东又设立了二十多个督导区。每个区辖四至五个县，由组织部直接委派督导员，进行督导。我所记得的督导员有王镜阳、刘廷简、崔百朋、翟临庄、李汉三、潘维芳等人。潘、李后又提升为省党部委员，潘兼任书记长。省党部设四个科：总务科长吕建勋，组织科长张浩然，宣传科长李杰生，另外有调查统计室，主任为于宝仑（即于仲昆）。调查统计室直属中央调查统计局管辖。
因为我初到山东，人事不熟，各项工作主要依靠书记长阎实甫。又由于当时日寇频繁扫荡，省党部须听从省政府通知随时随其转移。我感到非常被动。因此希望李仙洲的军队能尽快入鲁，和于学忠的部队联系起来，以增强山东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我亲自去日照拜会于学忠商谈此事。我请他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李仙洲，催李早日入鲁。我并向于表示，李入鲁后，我当尽力促成他两人的合作，以解除于对李的戒心。但这个意见遭到于的婉言拒绝。他一方面表示欢迎李部入鲁，但一方面借口自己是军人，不便打这样的电报。回到省党部后，我又两次派人去阜阳进行催请李仙洲入鲁的活动。第一次派的是省参议员李佩贤，第二次派的是党务督导员潘维芳。我又曾两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催令李部入鲁。在电报中我向蒋说明，若李不入鲁，则于部可能撤出山东，山东就可能落入共产党八路军手中。但我所作的这些活动都没有发生作用。李仙洲始终未能入鲁。
在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工作期间我曾给蒋介石拍过几个电报：有两个电报是催李入鲁；一个电报是报告山东军事形势，反映于学忠既不打日伪军，也不打八路军；一个电报是保举吴化文，理由是他积极打八路军；一个电报是报告于学忠部的政治部主任周复在厉文礼部内，遇日伪扫荡时被打死；另一个电报是报告省党部委员某某在对八路军作战中被打死。这期间共收到蒋的电报四次：有两次是回答李仙洲一定入鲁，要我坚定信心；一次是申斥我不该保举吴化文；一次说接到我电报译不出，要我重发。
一九四三年初，我因骑马跌伤左手，经于学忠的军医多次治疗无效，有三个手指僵直不能屈曲。我未经请示，便私自去北平就医。住北师大同学李子纲家。先后经周瑞庭、孟继懋两医师治疗。孟是骨科专家。他嘱我坚持长期热敷、擦药，结合手指屈曲锻炼，定能治愈。我在北京治疗一周后，就买了一些外用药回到山东。关于这件事，曾引起两次风波：一次是当时山东省党部CC派的人向国民党中央告发，说我去北京同日伪勾结，CC派头子陈果夫曾以蒋介石的名义下令彻查这一诬告。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曾有人怀疑我是受蒋介石之命去北京同日伪勾结，这纯属误会。
蒋介石两次回电都说李仙洲一定能够入鲁。可是我左等右盼，最后不仅李入鲁未成，蒋竟不给我任何指示，而电令李仙洲和于学忠全都撤出山东。这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使我非常不满。认为是蒋对我的极大侮辱和愚弄。于是在得知此事之后，我也不经事先请示，于八月间离开山东，返回重庆。到重庆后，立即向朱家骅提出辞职。他坚决不准，我也坚持不干。拖了好久，他提出一个折衷办法，答应我可以不去山东，而在皖北阜阳设一办事处。此时山东省政府也已迁到阜阳。于是一九四四年春我又到了阜阳。七月间，蒋介石突然把朱家骅调任教育部长，陈果夫为组织部长。我便趁机辞掉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一职务，于八月底回到重庆。此后主要即从事于国民参政会的活动。
从日本投降到全国解放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一片喜悦。此时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都迫切要求中国能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局面，而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倒行逆施，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不但他多年来作的许诺“抗战胜利后，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政治解决国共争端”，连个影儿看不见。相反，他一边全力组织对日伪统治区的接收；一边积极进行备战，妄图消灭共产党。眼看着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大旗的国民党，被蒋介石这个“三民主义不离手，总理遗嘱不离口”的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眼看着国民党威望扫地。作为一个追随国民党三十多年的老党员，我当时真是痛心万分。在挽救国民党的前提下，我曾于这年十月致书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政治解决国共争端。并建议改组国民参政会，增加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名额。以此为基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然，不论国民参政会还是联合政府的高级职位，都应由国民党保持多数。当时我认为这样既可挽回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臭名声，而又能保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这完全是为国民党打算的。可是就连这样一个纯系维护国民党利益的改良主义的建议，对蒋介石也是格格不入。信呈上之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从辞去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通电起义，这五年时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议会道路的活动中。梦想按照西方议会的模式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宪政和三民主义。因此力主取消一党专政，实行各党派在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条件下的议会竞选。由取得议会代表多数的党组织政府。未参加政府的党派则以在野的地位，对政府实行监督。作为一个国民党的成员，当然希望自己的党执政。但这只能以取得人民的信赖为前提，而不能采取封建独裁镇压的手段。基于这个主导思想，这期间我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编著过两本小册子。一本名《国民参政会》，一本名《中国宪法》。此外，一九四五年上书蒋介石；一九四六年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提供国民党内部的所谓“民主人士”名单，参与制定宪法，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等，也都是受这一主导思想支配的。
为马歇尔提供名单，是在他和司徒雷登声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失败之后不久。一天李振翩⑤（此人与马歇尔经常往来）向我和罗贡华、宋宜山、张汇文、武和轩（都是民主政治学会的创始人）等说，马歇尔希望我们为他提供一个国民党内比较开明、讲民主、爱自由的一些人士的名单。我们当即共同商量了一个二十几人的名单，由李打印两份带去。记得名单中有顾孟余、王世杰、邵力子、周炳琳、钱端升、张治中、杭立武等。这可能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美国所需要招收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
我之所以公然不顾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积极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以及参与制定国民党的宪法，是因为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蒋介石放弃反共，不打内战，是不可能的。但根据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我断定蒋是不会打赢，总有打不下去的时候。那时就可以利用议会的力量，迫使他下野，再由副总统取代他出面与共产党谈判，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国内和平。因此在实行宪法的选举中，我积极奔走，全力争取与反对cc等死硬分子的派别实行联合，与死硬分子争夺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席位。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副总统的选举，在第一轮四个候选人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我积极支持程潜。在第二轮二名候选人孙科、李宗仁中，我积极串联支持李宗仁。结果李当选。在立法院院长的选举中，开始有些友人劝我参加竞选，为我婉谢。我积极推荐童冠贤竞选，结果也击败了对手而使童当选。当时我感到非常满意，而沾沾自喜。认为这是自己在议会活动中的胜利开端。
一九四八年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来说是暴风骤雨之年。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遭到惨败。其赖以发动反共反人民战争的赌注——几百万大军，到年底已损折大半，而且受到美帝训练和装备的所谓嫡系精锐，也所剩无几。南京虽有长江之险，但这时也已陷于一片混乱。蒋介石黔驴技穷，一方面决定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机关迁往广州，一方面还妄图再玩弄一次缓兵之计。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所谓要和平的声明。
对我来说，这时也是生平中又一重要的抉择时刻。向何处去？淮海战役之后，我认为再打下去国民党必定彻底垮台。为挽救国民党免遭灭顶，我曾打过两个如意算盘：一是上书蒋介石，建议他要求驻华美军协助防守长江，以便保住江南半壁河山，作为对等谈判的支柱。二是建议蒋立即下野，由李宗仁出任总统，宣布停战议和。第一个建议没能实现；第二个建议，因当时多方面（如湖北省参议会，白崇禧等）对蒋施加压力，最后蒋终于在元月二十一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于第二天就以代总统身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毛主席元月十四日声明的八条作为谈判基础。李宗仁发表声明后，又要我持他给顾孟余的信去香港，邀请顾来南京赞助和谈。顾来南京后，李曾约他出任行政院长。我也积极鼓动他出任。但他坚决辞谢。其理由是：京沪一带的驻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蒋介石坚决反对和谈。此外，对共产党的八条，他认为过于苛刻（如惩治战犯），也难于为国民党的决策人物所接受。孙科在广州发表的声明就是例证。因此，他认为和谈不易进行，谈也不会成功。他不肯出面，大家也不再勉强。但当时我和郭春涛、陈铭枢、武和轩等友人，都劝他留在上海不要再回香港。他原已同意，可是在上海解放前不久，还是去香港了。几经周折，最后李宗仁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去北京，同共产党进行了谈判。通过谈判，拟定了和平协定。但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拒绝了，和平之路，仍为国民党自己堵死。
在酝酿和谈期间，我也作出了自己的最后抉择，决定留下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因此，趁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向广州撤离的混乱局面下，来到上海，与陈铭枢、郭春涛等民革友人取得联系，在友人马鹤龄家躲藏起来。直到上海解放，与在北京的邵力子，张治中取得联系，他们即邀我去京，从此，投向共产党，投向人民，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