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与山东
在统治过山东的军阀中，所据实力有大有小，统治时间有长有短，但一般说，只要他们一下台，就再也没有力量控制或影响山东的局面了。其中如果说还有一个可以称得起例外的，那就是靳云鹏。靳云鹏不但在山东当权的时候是山东的统治者，就是在他离开山东之后，对故乡也始终未能完全“忘情”，总想用种种方法和手段，控制住这块地盘。因为他曾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身居要津，资格老，手眼多，能量大，使他有条件或多或少的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对于山东的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过一定的影响，起过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军阀统治山东的历史上，他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一）辛亥前的靳云鹏
靳云鹏，字翼青，济宁人。他家境本来比较穷苦，年轻时曾卖过煎饼。济宁在清朝是山东文风较盛的地方，靳氏家虽寒苦，但在这种环境里，倒也读过几年书。不过这个读书人却没有走通科举道路，连秀才也未中过。靳氏科名上的失败，颇似吴佩孚的乡试落选，不仅没有妨害了他的前途，反而促成了他日后的飞黄腾达。他弃文就武，进了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清末新式陆军（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很多是这个学堂出身的，其中就有当时所谓“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结业之后，靳氏一度在当时北洋大臣袁世凯主持下的军政司内，担任过参谋处的提调。袁世凯兼军政司督办，段祺瑞是该司参谋处总办，所以靳云鹏是他们的直属部下。从此他与北洋首脑人物拉上了关系。靳氏来自科名和官僚较多的济宁，本来就学会了一套作官的本领。现在又得与袁、段等北洋头目在一起，正是施展这套本领的大好机会。这就给他奠定了扶摇而上的基础。使他日后成为仅次于段祺瑞的北洋首脑人物。
辛亥革命之前，靳云鹏受云贵总督李经羲之聘为督署总参议。辛亥之秋，蔡锷、李根源等在昆明发动革命，响应武昌起义。靳云鹏反对革命，与驻云南的陆军第九镇统制钟麟同②率兵抗拒起义军。结果，军溃钟死。靳云鹏化装成轿夫，逃出昆明，乘滇越路火车到越南，转赴北京。靳氏这段经历是邵次明先生告诉我的。他那时正在云南讲武堂任教，亲见辛亥云南起义，故而得悉其详。
（二）靳云鹏统治下的山东
袁世凯以周自齐作第一任山东都督，靳云鹏以泰武将军帮办山东军务。一九一三年秋，周自齐调京，靳云鹏遂成为山东军务的正式主持人。他虽然不管民政，但田文烈以及后来的高景祺、蔡儒楷等主管民政的人员，无论权势地位，都不能与靳相比，所以靳云鹏在山东成为占首要地位的实际统治者。
靳云鹏统治山东这段期间（一九一三年八月至一九一六年五月），在国内正是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下半年），窃取了正式大总统的职位（当年十月），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同年十一月），解散了国会（一九一四年一月），解散了全国各省省议会（同年二月），改变了中央政府的组织，进而到筹划帝制的时期。在国外，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开始之后，欧、美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扩张，企图独占中国的时期。一九一四年九月，日本以进攻青岛德军为名，出兵山东。十一月夺取青岛和胶济铁路，把山东作为他的势力范围。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迫使袁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的重要条款中，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山东看作是他们的俎上之肉。所以说，靳云鹏统治山东时期，中国正值万方多难，而山东更是一个特别苦难的省份，是当时外患的焦点。
袁世凯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山东的党派活动也随之停止。国民党在山东的负责人丁惟汾回家放牛去了。不少国民党员离开了省城，有的甚至离开了山东。不久，进步党也解散了。
国会解散以后，各省议会、县议会、县参事会也都相继解散。山东省议会解散的时候，还有两、三万元的存款，所以不需政府开支就发给了每一个议员三个月的薪金。最后还结余六千多元。这笔余款，连同议会的器具统统点交省署。由于省议会的解散，所以在靳云鹏正式主持山东军务将近三年期间，和省议会没有什么接触。
从一九一三年冬季起，政党解散了，国会、省议会、县议会都解散了，治安警察条例（一九一四年三月），报纸条例（同年四月）公布了。凡足为共和之点缀者，几一扫而光。钳制舆论、镇压民主活动的各种措施，纷纷出笼。中华民国已走近死亡之边沿。一九一四年七月，袁世凯又公布了“文官官秩条例”，什么“卿、大夫、士”之类的封建时代的古旧官称又都搬了出来。
就在官秩令公布之后不久，日军在山东沿海龙口登陆。所到之处，拉伕、抢牲口，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东人民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之下，袁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要求对于有关“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必须尊重。”安鹏东在北京和丁佛言商量成立“东亚和平维持会”，其目的在要求袁政府，根据以上声明，命令地方政府，调查此次日军登陆后给山东人民造成的损失，以便向日本要求赔偿。安鹏东回济南组织了“东亚和平维持会”，于十二月六日，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公推我、安鹏东和马官敬（丹铭，日照人）三人为代表，决定赴京请愿。递请愿书给袁世凯。一个月后，一天晚上，总统府忽然通知传见。我们以为就可以见到袁世凯，得到一个正面的答复了。及至前往，则由曹汝霖代见。他说：现在日本军队仍占着胶济铁路和青岛，要求赔偿一事，暂时不宜提出。他态度冷淡，意存敷衍。
二十一条签订以后，上海各界首先得知并发起集会，定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并抵制日货。二十一条的重点之一是山东问题。山东各界接到上海通知，极为悲愤。召集开会，一致赞成上海的倡议，同时通知各县。有些县份遂有抵制日货之举。但在济南，抵制日货运动却没有怎样发动起来。一则政党已被解散，党人或已返籍，或已离鲁。再则袁世凯正酝酿帝制，弄得人心惶惶，遇事多趋避。且袁政府已明令禁止抵制日货（一九一五年三月）。
从日本举兵山东，到二十一条签订，在如此重大事件面前，以靳云鹏为首的山东当局，始终无任何表示。靳惟袁之马首是瞻，袁世凯既已对日妥协投降，则靳除亦步亦趋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姿态或行动。
外患日亟，国将不国。但在酝酿中的帝制运动却紧锣密鼓，揭开了序幕。一九一五年八月，杨度等组成了“筹安会”。不久又出现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同年九月）。接着参政院就提出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便“依法”召开大会，表决“国体”问题。帝制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山东的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由靳云鹏出面召集。所谓“国民代表”，实系各机关的职员，由他们的上司通知，前往开会投票，解决“国体”问题。他们不敢不去。这些代表都是事先指定的。开会投票的结果，当然不言而喻了。
“国体”票决之后，袁世凯又装模作样，故作忸怩。于是，阿谀逢迎之徒，攀龙附凤之辈，又导演了一幕“劝进”的丑剧。山东的“劝进”活动是先在北京鼓动起来，然后扩展到本省。在北京的主持者为周自齐，派来山东活动的是石金声和艾庆镛③。在山东的主持者则为靳云鹏。当时有不少头面人物曾被这股邪风刮下了水。其中有一部分国民党重要成员，如刘冠三、彭占元、王讷、王朝晋（即王朝俊）等（见《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二分册283—284页：《山东人劝进名单》）
（三）靳云鹏与山东民军
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反袁的云南起义亦于同月发生，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一九一六年夏初，山东也出现了讨袁的民军（民军是当时对讨袁军的称呼）。
山东民军是国民党人发动组织起来的。沿着胶济铁路，由东向西推进。居正率部占领了潍县，称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以朱霁青为师长，而实力则操于尹锡五（尹大麻子）、马海龙之手。尹、马都是东北著名的绿林之豪。马海龙部不久又分兵占踞了诸城、安丘。吕子人部占踞高密。吕为高密人，他部下的修竹坡也是绿林出身。所有这几部分，统归居正指挥。另有吴大洲部进驻周村。吴是诸城人，他的副手日照人薄子明，是丁惟汾的外甥。据说吴、薄很勇敢，但是也有点少不更事。他们都是国民党人。但吴部名义为“护国军”，与居正所部不同。这说明两部之间有分歧。
吴大洲自称护国军都督。下设护国军第七军，以薄子明为军长。吴部参谋长兼独立旅旅长龙超凡，秘书长隋辑五，内务司长邓天乙。他的军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保定一、二两期的学生，约数十人。其中有山东的贺对廷（临朐人）、潘荫南（安丘人）；还有外籍的孟昭廉、吴尚等。这些人能负训练军队之责，但无实战经验。而且没有多少武器。一部分是龙超凡所联络的鲁南绿林赵得胜等五股，称五大团。有枪支，亦猛悍，但纪律欠佳。一部分是庞子周所组织的青帮；武器缺乏，而纪律与龙起凡部同样不佳。绑架勒赎，恶风甚多，引起当地人极大反感。当时淄川一县，因地近周村，怕吴部前去，乃由地方人出面声言独立。
各地民军兴起讨袁，使靳云鹏感受到极大压力，非常恐慌。他虽手握兵权，且民军的战斗能力也并不是十分强大，但他认为民军背后有日本人支持，故不敢用兵。同时又知道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各地讨袁，声势浩大，他是抗拒不了的。在和战两难、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曾邀集地方各界出面调停。希望借此和解，但一时没有结果。
五月下旬，济南也出现党人活动。他们曾在火车站一带，燃放纸制炸弹，故作巨响。地方颇致惊扰。靳被假炸弹吓坏，惊慌失措，以为大难已临。乃下令戒严，实施宵禁。一时风声鹤唳，惶惶不安。我曾与安鹏东到将军府（济南杆石桥外山东高等学校旧址，现为实验中学）去见他。他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既怕党人闹事，又怕打党人引起日本的干涉。事后听将军府谍报科长丁维沛④说：靳于紧急时曾藏于地窖，可谓胆小如鼠。此后不久，靳就到北京去了。
靳走以后，大家认为他只是胆小怕事，才到北京去的。事过很久，又听说还有其他原因。一九一六年三月，冯国璋曾与靳云鹏、李纯等五省将军密电。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要袁世凯取消帝制。电报落到了袁世凯的手里。袁对冯、靳的不满，可想而知。四月间，冯又电袁请退让政权。那时候袁已取消了帝制，但仍想保持总统职位。冯的这个电报，引起链式反应。有些北方军阀，也跟着劝退。靳在民军的压力下，同时也为自己地位着想，也电请袁辞职让贤，否则他也要宣布独立。五月末，袁电靳去京商谈，靳还没有到京，便被袁免职，以张怀芝继任。
（四）靳云鹏与张树元、田中玉
靳云鹏一九一六年五月末离鲁入京，不到十天，袁世凯就死了（同年六月六日）。黎元洪接着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不久，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黎下台和冯上台中间，夹着一幕历时不到半个月的张勋复辟的丑剧。冯代总统期间，段仍以国务总理当国。直到徐世昌出任总统，段始解除总理职务。从黎上台到冯下台（一九一六年六月——一九一八年十月），共有二年又三个月。这段期间，是张怀芝接替靳云鹏统治山东的时期。这时期靳云鹏在北洋政府还没有爬上什么高位。有人说：段讨伐张勋一役，靳是幕后策划者；还有人说：靳在冯代理总统期间，曾担任过国务院参陆办公处主任。该处是负实际调度军事责任的，有实权，但非独立机构。从这两件事来看，靳云鹏是段的亲信。不过当时地位不够高，对于他已经离开的山东，还没有多少控制的力量。这可以说明在张怀芝督鲁时期，靳氏对于山东为什么没有发生多少影响。
一九一八年十月，徐世昌就总统职。以钱能训代理总理。同年十二月，钱阁正式成立，靳云鹏出任陆军总长。这可以说是他在北京政府里担任独当一面之职的开始。在同一月里，张怀芝被免去山东督军，改任参谋总长。在这以前（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已经任命张树元署理山东督军。
一九一九年五月，钱能训辞职，龚心湛以财政总长暂代总理。到了九月，龚又辞职，徐世昌派靳云鹏以陆军总长兼代总理。从此靳云鹏在北京政府中成为地位仅次于徐世昌的人物了。
靳云鹏原为段系健将之一，但受另一健将徐树铮的排挤，又被段祺瑞颐指气使地控制得很紧。所以在段当权的时候，他没有能够怎样飞黄腾达。现在当上了总理，又和曹锟有结拜之谊，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地位既高，又有奥援，他就逐渐与段分离，自立门户，独树一帜了。这就是靳云鹏在直皖战争、皖系失败以后，仍能出任总理兼陆长的原因。此外靳氏有一套作官的伎俩，善于多方面的勾结拉拢。故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在纵横捭阖的争夺倾轧中，能较久的立于不败。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也就是靳云鹏当了总理的第四个月，山东省议会电劾督军张树元侵吞军饷三百余万元，请北京政府查办。靳云鹏免去张树元的督军职，调谦威将军。改任田中玉督鲁，并令田彻查张树元侵吞军饷一案。
张树元被免去督军一事，当时曾在北洋派中引起不小震动。因为这是北京政府从来少有的断然处置。不过靳云鹏之免张，却并不是为了山东人民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尊重省议会的意见。靳不过借此机会，在山东布下田中玉这一着棋，使田以督军兼省长、然后再将省长让给靳的亲信潘复。这样，靳氏就可以完全控制住山东这块地盘了。
靳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也是因为张树元的根子不硬。张是段系人物，也是安福分子，但非嫡系。而且为人色厉内荏，颇为懦弱。他身为督军，却受四十七旅旅长马良的挟持。一九一九年八月，北京政府发表屈映光继沈铭昌任山东省长。张树元怕屈映光以安福健将来鲁，与马良合流，对他不利。曾着人示意给我：挽沈拒屈。我认为当时屈已明令发表，我们表示异议，为时已晚。且王鸿一已被陈干拉进安福系，就是我和郑钦打出一个挽沈的电报，而王鸿一也可以用一个意见相反的电报抵销。所以我对张的要求婉言谢绝。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张在安福系没有什么力量。靳云鹏对于这些情况，自然摸得很清楚。他知道免张之后，不会引起什么问题。靳在免张督军本职的同时，并免其第五师师长的兼职，以该师旅长郑士琦升任师长。命令一经公布郑接着就职。田中玉奉命之后，在京匆匆见了一次日本公使（据谷岱峰所说）⑤，也赶到了山东。在这种情势下，张树元除一走之外，别无他途了。
此外靳与张树元之间也原有一点旧嫌。在山东民军兴起讨袁的时候，张树元以第五师师长率部驻扎潍县。但他与居正所部民军妥协，退出了潍县。这件事影响了山东的局面，使靳氏受到民军很大的压力。靳之去张而后快，与这件事情也有一定关系。田中玉在北洋派中是老资格。但他既非直系，也非皖系，向来没有什么有力的靠山。他在山东也没有多少可以由他直接掌握的军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靳云鹏认为他比较容易驾驭，而选他为鲁督。田氏既依靠靳氏升官，当然也就唯靳之马首是瞻。如果潘复再当上省长，靳氏便可以把山东的军事政治一齐抓到手里。为了减少省内的阻力，他又和潘复、田中玉等计划操纵第三届省议会的复选和议长选举。结果引起了省议会对田中玉的长期斗争。（参看我写的《田中玉操纵山东省议会和议会反田斗争》，刊于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靳云鹏从军、政和省议会三方面控制山东的计划，可以说煞费苦心。但实际并未能完全如愿，潘复的省长始终没有能够到手。田中玉初到山东的时候，安福系仍未失势，屈映光仍在省长位上，潘复自然无法上台。直皖战争以后，皖系失败，安福系瓦解，靳氏二次出而组阁，潘复的省长美梦，宜有实现可能。但吴佩孚深恶其人，强烈反对他。使潘复仍然不能到山东来。
至于省议会，靳、潘虽想操纵，但也未达到目的。第二届省议会的末期，田中玉提出了裁兵一半，加赋一年的议案，遭到了议会的一致否决。因而引起了田和议会的矛盾。靳想假手田氏来操纵第三届省议会的复选和议长选举，更引起省议会对田的激烈反对和斗争。田中玉对于初选根本无法操纵。这一情况，也决定了靳、潘之不能达到目的。
靳氏操纵之所以不成，推本溯源，却仍然在他自己的“裁兵计划”。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间，也就是靳氏出任总理的第三个月里，北京政府通令各省，一律裁兵二成。靳在国务院参陆办公处成立了“裁兵委员会”，他自己兼任委员长。在军阀割据形势之下，裁兵是根本办不到的。靳何尝不知，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本是以裁兵为名，想藉此举借外债的。结果不言而喻，命令完全落空。到了一九二一年春间，“四巨头天津会议”之前，（是年四月靳与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在天津举行会议），靳又旧话重提：要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去二成。规定全国兵额为三十九个师，十个旅；并向曹、张表示，他自己的去留，取决于裁兵计划之能否实现。这个时候，也就是田中玉兼了省长以后⑥，提出加赋裁兵的时候。田氏的提案，尽管与北京政府的命令有所不同，而其根据却仍然是靳云鹏的裁兵计划。其目的也同样是为了弄钱。其结果也同样以失败告终。
靳云鹏从一九一九年九月开始担任总理，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下台，这一期间，除一九二〇年五月至八月，一度辞职外，时间共有两年。靳氏可以说北洋政府中任期最长的总理。连段祺瑞的总理任期也比他短些（段前后任总理一年又十个月）。靳在这期间，曾利用总理地位，与所有皖系、直系军阀相约，不进兵山东。而皖、直两系，也确实没有向山东进兵。靳氏这样作，并不是为了山东人民，而是唯恐一有军事行动，损及日本在山东的利益，招致日本的干涉。而这种干涉是北京政府所经受不住的。何况当时北京政府靠借外债度日，得罪了日本就是得罪了债主。皖直两系之不进兵山东，也同样是怕惹着日本。不纯粹为了应付靳氏的面子。但靳氏这样作，却给田中玉这位力量有限的督军保持住了位置。靳云鹏下台后，田氏的位置仍继续保持了两年之久。到一九二三年十月才去职。如果没有临城劫车案，没有外国人的压力，田氏的官位蝉联的时间可能还要久些。
（五）广借外债、多方聚敛
靳云鹏担任总理时，北京政府的财政早已罗掘俱穷，陷于绝境。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各地军阀又经常截留政府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财政上想不出办法，即使内阁不遭军阀的反对，也还是要垮台的。北京政府向来靠借债度日，国内民穷财尽，举办国内公债，几乎无法作到，结果只有举借外债之一途。他第一次组阁的时候，就提出以周自齐掌财政。周是亲美派，徐世昌、靳云鹏都希望周作财政总长以向美国借钱。但当时安福系反对周，故周之财长未能实现。直皖战后，靳再度出任总理，周自齐终于当了财政总长，并且带着美商临时借款五百万元就了职。靳、周在山东本有一段交恶的经历，但此时为了做官，为了相互利用，为了拉拢美国借钱，也就捐弃前嫌，言归于好了。
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间，靳云鹏就曾奉段祺瑞之命，以观操为名，到日本去进行过第一次购械借款，为数一千八百余万元。此外，他还经手成立过第二次参战购械借款，日金三百五十余万元（一九一九年一月）。靳氏出任总理以后，曾以陆军总长名义，以费克斯飞机为名借款一百八十多万英镑（一九一九年十月）。另外，还有三次善后续借款三千万日元，据说也与靳氏有关。除了这些，还有多少由他经手举借的外债，我们不大清楚；但每次举借外债，经手的人总会发一笔大财，这是可以肯定的。北京政府上层的大官僚们，每一个都是搜括聚敛的能手。在政府财政陷于绝境的情况下，举借外债遂成了他们大宗发财的重要途径之一。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间，靳云鹏、徐世昌为了争夺烟酒新借款的佣金，不惜翻脸决裂。原来支持靳云鹏的张作霖，受了旧交通系的怂恿，想乘机控制北京政府，不顾与靳儿女亲家的关系，提出以梁士诒组阁的建议。靳云鹏不得不辞职下台。
靳内阁可以说穷倒了。但穷的是政府，靳云鹏本人却并不穷。他不但作官有方，而且也生财有道。不但在台上的时候，聚敛搜括，贪得无厌，就是下台之后，仍利用他在山东的潜在势力和影响，到处伸手。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会议以后，久悬未决的山东问题总算告一段落。是年我国收回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以及沿路的矿权。坊子、金岭镇、淄博等矿，原为德人开采，日人继承。矿权收回之后，靳云鹏就利用机会，出而组织鲁大公司。以矿权作为一半股，与日人合营。他未曾出资，就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因为股金须由银行担保，他又把山东银行经理张肇铨（子衡，章丘人）拉上，担任鲁大公司副董事长。当时正是田中玉督鲁时期，靳利用他和田的旧关系，以“第一流”旅外鲁人的地位，又拉上一些旅外山东同乡，如赵尔巽（次山，泰安人）、吕海寰（镜宇，掖县人）、柯绍忞（凤荪，胶县人）等头面人物，组成了这个公司。“善与人交”，巧于猎取，靳氏盖兼而有之。由于山东问题解决而取得利益的山东人，靳云鹏可算是第一个了。
熊炳琦为山东省长以后，由京来鲁。他的随员中有一个叫王鸿的。这个人和田中玉有特殊关系。他的母亲为田之乳母，他从小就跟着母亲住在田家，和田的关系是亦仆亦友。熊来山东，先去接管了青岛。王是熊的总务长，熊接了省长以后，王当了财政厅长。据说王之扶摇直上是田托靳云鹏请吴佩孚保荐的。王、熊、靳都是济宁同乡，当然彼此互相维持。这件事也可以说明靳虽在台下，仍然不放过可以发展自己潜在势力的任何机会。
靳云鹏下台之后，息影津沽。但对总理一职仍未忘情。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吴佩孚、张作霖弃嫌联合，共同与冯玉祥战。靳氏那时虽想利用与奉张之亲戚关系，利用乃弟靳云鹗与吴之关系，东山再起，出而组阁，但未能实现。
作为军阀而论，靳云鹏是能文而不能武。胆子很小，不能带兵打仗。说他是军人，不如说他是官僚兼政客。他有官僚和政客的伎俩，利用他在北洋军阀中的关系和地位，作到国务总理。他于泰武将军去职之后，还能控制山东；国务总理下台之后，还能保持在鲁的潜在势力。这是其他山东军阀所比不了的。
（六）靳云鹏的亲信潘复
在靳云鹏的亲信当中，首屈一指的是潘复。其彼此关系之密，就是他的弟弟靳云鹗也不能与之相比。靳云鹏担任总理的时候，把他的弟弟靳云鹗提升为第八混成旅旅长。在这一基础上，靳云鹗步步高升，成为吴佩孚部下的大将。但是这个弟弟，既隶他人部下，不归靳云鹏自己指挥，虽以兄弟之亲，对乃兄也起不了左辅右弼的作用。潘复和靳云鹏是济宁同乡，又是气味相投的一流人物。他们都是官僚兼政客。所不同的，潘复不是北洋军官而已。若以政客而论，潘比靳不但毫无逊色，而且青出于蓝。靳自一九二一年冬下台之后，未再出任政府公职。但是他的这位亲信却能继之而起，也爬上了总理的高位。成为奉系军阀政府中地位仅次于张作霖的人物。如果把潘复作为靳云鹏的余音来听一听，响声却也不小。
潘复，字馨航，民国成立以后，加入了王揖唐主持的统一党。该党山东支部成立，夏溥斋被推为部长，潘复和庄陔兰被推为副部长。另有名誉部长周自齐、靳云鹏、张鸣岐、龚积柄。这四个人中，有现任的都督，有帮办山东军务的将军，有却任未久的清朝总督，也有未来的省长，都是显赫的大官。潘和该党支部这些人物都很接近。尤其与靳云鹏的关系，特别密切。可以说这是潘以后发家的原始资本。
潘复当过山东第一任实业司长，举办过山东第一次物品展览会。这在当是创举，不妨看作是他的政绩。他还曾想当全国水利局总裁，却未能到手，只当了该局的副总裁。济宁李汝谦曾有诗书其事：“鲁丰纱厂款难筹，索性官迷死不休。未得总裁通水利，居然次长出风头。自言结识徐东海，不讲交情李赞侯。顾影自怜还自喜，翼青也是济宁州。”李赞侯是当时水利局的总裁。
一九一六年四月间，那时靳云鹏还在泰武将军任上，潘复和山东巡按使蔡儒楷，曾向美国广益公司商借美金三百万元，作为修浚山东南部运河的经费。各项条件皆已讲妥，功成在望。因日本提出反对，事乃搁浅。后来美日妥协，双方分担，借款始告成立。是后潘氏大力倡始，而以外力横阻，未获观成，深以为憾。
潘复在靳云鹏内阁中，担任过财政次长，盐务署署长。靳与曹锟、张作霖都有特殊关系，故靳阁得到直奉两系的支持。潘氏对于两系自然都想联络，但是吴佩孚鄙其为人，深恶痛绝，始终反对他。
潘既然不能博得吴氏青睐，就把大注压在张作霖一方。张嗜赌，潘复亦有同好。于是在赌场中潘就以全力来奉迎这位“关东王”。因而深得其欢心。曾经有不少关于潘复在赌中故意认输，献媚于张的笑话，在当时社会上流传，言之令人齿冷。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潘的逢迎谄媚行为是有收获的，张作霖以大元帅主持北京政府的时候，潘复终于当上了国务总理。
除张作霖之外，潘复巴结上的另一好友就是对他始终支持的张宗昌。当一九二〇年冬天，张宗昌在北京失意落魄，走投无路的时候，在赌场上结交了潘复。由潘介绍而投奔奉系。后来张宗昌发迹了，潘也跟着大沾其光。
一九二一年靳云鹏辞总理之前，曾因烟酒借款佣金问题，和徐世昌闹翻，这件事的主要当事人就是潘复。当时烟酒署督办张寿龄是徐世昌的人，烟酒借款当然归他主管。那年十一月，美国承担的烟酒款一千一百万元到期，北京政府无力归还。于是美方提出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提议由北京政府再借一千六百万元，归还旧债本息。新债借到，归还旧债本息后，所余有限。唯烟酒署则可因此得一百多万元的回扣。这笔钱会落到徐派之手。北京政府的财政早已山穷水尽，这一点油水成了徐、靳双方争夺的目标。当时潘复是盐务署长，他向美方进言，说烟酒税常被各省军阀截留，作为担保品是不可靠的。如果把盐税余款作为借款的副担保品，则可以保障借款的安全，这个办法美方自然赞同。而盐署也可由此分得几十万元佣金。这便引起了徐、靳间的矛盾，两下闹翻了。吴佩孚本来一向反对潘复，乘机把潘复攻击下台。张作霖则出而攻击张寿龄，张寿龄也辞职而去。结果两败俱伤，而新债也未借成。不久张作霖提议由梁士诒组阁，靳云鹏因而下台。他和潘复在北京政府的共事时期，亦从此结束。
靳云鹏下台四个月左右，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奉军败退出关，直系达到了全盛时期。潘复此时既已失去其后台，又不见谅于吴佩孚，有点销声匿迹，不见动静了。
一九二四年冬，直奉战再起。直系失败，奉张再入关。张宗昌势力大张，一九二五年，一跃而为山东督办，潘复才又开始活跃起来。他对张宗昌趋奉贿赂，极尽下流无耻之能事，大得张宗昌之欢心。所以只要碰到机会，张宗昌总是想办法给潘复弄官作。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联合与冯玉祥部作战，攻下南口后，颜惠庆内阁复职，张宗昌向吴佩孚推荐潘复任财政总长，为吴拒绝。张宗昌因此公然向颜内阁表示：鲁军军饷每月三百万元，不能少一文。以示报复。
奉、鲁军进攻南口时，张宗昌常去前线督战。潘复在北京选送妓女到前方，服侍张宗昌。当时北京的报纸多载此事。《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把潘复和张宗昌的关系，比作“肾囊之于睾丸”。人们轰传一时，称潘复为奉军肾囊。潘羞忿之余，坚请张宗昌杀害林白水。当时北京的宪兵司令王琦为张之部下。张令逮林，予以杀害。林白水为继《京报》主笔邵飘萍之后，被奉系军阀杀害之又一新闻界人士。时为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
一九二七年六月中旬，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和奉系的一些高级头目在北京开会，公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于六月十八日就职。张宗昌邀孙传芳一同推荐潘复任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经张作霖核准发表。于是潘复居然堂而皇之的当上了总理，在“安国军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张作霖。这个经靳云鹏提拔起来的亲信人物，也同样爬上了阁揆的交椅，总算无愧前修。可惜的是奉系已到末日，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张作霖退出北京，潘氏内阁亦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