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传教士创办广智院的用心

英国教会组织浸礼会（以下简称英浸会）于一八五九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有两个传教士克来克司与郝尔来到烟台。到一八七五年，英浸会来烟台的传教士前后共达八人。以后死的死，病的病，只剩下李提摩太一人，他将烟台英浸会事务交给苏格兰长老会的韦廉逊，就到青州活动去了。一八七六年十一月，英浸会传教士仲均安来青州协助李提摩太。一八八一年，怀恩光、库寿龄、詹姆士等又来到青州。

当日为什么李提摩太要离开烟台去到青州呢？因为青州当时是清代的一个府治，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城北有旗兵的驻防营，离烟台亦不甚远。临近各县许多学子每年都来青州参加考试。怀恩光等来到青州以后，看到他们教会的影响不够深入，特别是旧知识分子竭力反抗洋人，所以怀恩光与李提摩太计议之后，于一八八七年在青州试办了一个“博古堂”，作为向当时的统治阶级和旧知识分子推广殖民思想的媒介。

英浸会神学院院长卜道诚在一九〇四年英国出版的《《传教士先驱报》上谈到把青州的“博古堂”扩迁到济南的阴险用心时说：“义和拳发起于山东，若推究其祸首是济南的巡抚毓贤。济南是清帝国一个重要首府。为要预防义和拳运动再次发生应将青州的‘博古堂’扩展在济南。因济南不仅有商界团体，更重要的是有影响的士绅，还有两千或三千退休的官吏。”他又说：“在济南有三个书院还有一个新近创办的国立西方式的学院，内有三百多学生。并且济南有定期的科举考试，总有两万多学生来济南报考。我们不能说来省会投考的学生，将来都成为中国的官员，我们要知道也许少数的人做了官，但大多数回家后，他们在乡里成了当地的领袖，学校的校长，或一般人的顾问，有重要事件，都要与他们商议。总之他们是当地社会有影响的人们。”所以卜道诚就强调说：“中国有学问的人对于我们有敌对的态度，其简单的原因乃是因为没有听到真理的福音。他们恨外国人本身远胜于恨外国人带来的信息。如果要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敌视，就必须叫他们听到我们所带来的信息。如果能把知识界的敌对态度消除或减低了，那就是在今日中国里拿走了最强烈的反基督教势力，而达到中国谚语所说的‘上行下效’的效果。”（教务杂志一九〇四年五〇〇页）

为要达到这一文化侵略的目的，怀恩光乃于一九〇四年开始在济南南关强占了一大片土地，首先盖上一座两万四千平方尺的大展览厅，将青州的“博古堂”改称为广智院迁到济南。怀恩光自供说：“一九〇四年铁路延长到济南，中国官吏旅行鲁东时就无须在青州停留，同时科举已废除，考生们不到青州了。因此青州工作的重要性减少了。而济南工作加重了。所以在济南设立广智院可对全省知识界与官员们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