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馆和广文大学

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小学，到一八七六年，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只有初中水平。到一八八二年才发展到大学程度。但学校的规模始终很小。校舍是登州城内一所叫做“观音堂”的破庙。男生食宿都在这所破庙里，女生则住在另一所破庙里，两处相距数里。这时，学生只有七、八十人，最多也没有超过一百人。除了狄考文自任校长（当时叫做“监督”）总理校务外，担任教员者有狄考文之妻，还有一位自称为“美国进士”的赫士。据说他是一位美国博士，会十几种语言，天文、算学、物理、化学、神学、哲学都能教。后来他曾继狄考文而担任文会馆的监督。另外，有一位叫“谷林”的传教士，也是教员之一。这所规模狭小的学校，就是日后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的萌芽和发端。到了一八八三年后，有美国传教士聂惠东来登州当医生，招了一些中国青年作他的助手，这就是日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基础。聂惠东后来在济南共合医道学院当院长，又在齐大医学院当院长，并代理过齐鲁大学校长。

狄考文办学校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中国人当基督教的传教士。其次是为教会学校培养师资。因此，文会馆除了特别注重宗教课程之外，另有一项特殊规定，就是学生毕业后，必须传教三年，然后才准许做其他工作。因为学生多出身于贫穷的教友家庭，在校一切费用，多由学校或教会供给。经济上的控制，思想上的束缚，使学生不得不听其摆布。学生所学的课程：最重要的是宗教科目，如“天道溯原”，“天路历程”，“圣经”等；一般科目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伦理学、心理学、地理、音乐等。数学中有几何、大代数、微积分。这些课程，都有洋人根据美国课本，译成中文，用口授方法，由学生自作笔记。后来也编成讲义，最后也有印订成书的。也读中国的旧书，如四书、五经、诗赋、八股文等。教中文的是一位前清举人，教法完全和当时的私塾一样。因为怕学生毕业后，从事其他社会职业，文会馆始终不教英文。每日早、晚都有“礼拜”，学生必须参加。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宗教活动。

一九〇一年夏天，袁世凯当山东巡抚，虽在山东创办了一所新式大学，叫山东大学堂。聘请“文会馆”校长赫士任过“监督”，他带了文会馆毕业生王锡恩（泽溥）、刘玉峰（蓬山）等六人，到该学堂充任教习。此外还有其他毕业生到北京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是时全国各地教会中学的数、理、化教员，很多是由“文会馆”毕业的学生充任。据文会馆毕业生王元德所作《文会馆毕业生工作统计表》（一九二六年齐大章程）：毕业生当教员的占58.25％，当牧师或传教士的占19.46％，其他仅占极少数。这与狄考文办学的目的是符合的。

广文大学的前身“乐道院”在潍县东关外。它自成一个单位，不和任何村庄相连接，自己有围墙，内有幼儿园、小学、男子中学——文化书院，女子中学——文美书院、女学书院、医院、礼拜堂。后来还增建了教室大楼和洋人住楼若干幢，以及学生宿舍平房若干排。

“广文”的学生，在学制上大概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老六班，六年毕业，仍和“文会馆”相同；一种是新四班，四年毕业。这两种都是不分系的普通科。第三种是到了广文的末期入学的，四年预科不分系，二年本科分系，共六年毕业。这是后来文理科分系的初发开端。广文的末期开始教英文。文会馆不教英文的旧例被打破了。

“广文”的课程，基本上还是“文会馆”的延续，变化不多。不过绝大多数课程，都已有了印好的课本；只有极少数课程，仍由洋人口授，学生笔记。对于宗教课程以及各种宗教活动，仍极重视。每到星期天，就有学生到附近村庄去传教，有的领主日学、查经班，或领大礼拜；有的加入“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

“广文”时期先后有三个校长。第一任是柏尔根，第二个是方经廉，第三个是德位思。都是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方维廉态度较和善，学生们都叫他“方大善人”或“方大嫚”。当时操管理学生大权的是美传教士梅赞文，学生们叫他“梅大个子”，最叫人反感。

一九一五年，由于洋人过分压迫学生，在“广文”曾激起一次学潮。因为学校定出一些过分严苛，而又不合理的规矩，强迫学生遵守。稍有违犯，就记大过一次。十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例如“广文”的男生和文英书院的女生在一个礼拜堂作礼拜，若男生向女生那边一回头，就记大过一次。有教员坐在男生旁边监视。夜晚熄灯铃一响，马上熄灯。不熄灯者记大过一次。早晨扫地不干净者记大过一次。考试规则就更加复杂繁苛了，稍一不慎，就会记上一大过。于是学生全体罢课，要求取消这些繁苛的规则。校方不让步，双方僵持很久。后来传教士把学生代表关到楼上一个教室里，不准随便出入，勾结了潍县县长，派兵把学生强行解散。学生代表中的积极分子，有的被开除学籍，有的受停学一年或二年的处分。一九一六年学校重开。以往的一些为学生所反对的严苛的规则，都取消了。学生的斗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