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汉奸，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一九三八年一月，青岛、潍县、烟台失守后，日伪张宗援部队，由掖县商会会长刘子容奉迎，开进了掖城。刘子容又在他女婿张延善的辅佐下，成立伪县府，组织汉奸武装——保卫队、警卫队，有二百多人、枪；流匪张步云（原为军阀张宗昌的余孽，青岛市伪市长赵琪的干儿子。）窜扰掖境；王仁安（原国民党掖县县政府二科科长）、张宗昌余孽丁振甲等同张步云、刘子容勾勾搭搭，密谋合流，酝酿通敌。在这种形势下，掖县县委研究分析了敌我力量和确定了我党我军的任务。首先，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反投降的政治攻势，在我军威力之下，赶跑了窜扰掖境的匪军张步云；继而粉碎了王仁安、丁振甲投敌的幻想。这就为夺取掖城做好了准备。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农历二月二日）是预定的攻城之日。由于个别部队未按计划进行，影响了整个作战部署，因而又改在八日下午。作战指挥部设在城北“玉皇顶”。因为汉奸刘子容的伪政府、保安队、警卫队都驻在北门一带，为预防他们从此突围，我们在城北门外屯下“重兵”，并以北门为主攻方向。我内应人员在按预定时间靠近北门开锁的紧急关头，不料竟被守城值勤伪军警发觉逮捕，原计划失败。郑耀南同志在指挥阵地召开了紧急会议，迅速决定：在坚持军事攻势的前提下，努力地开展政治攻势。立即派遣孙会生、朱开印、刘岐云等随带武装人员到阵前喊话。张良臣在我感召下，表示悔过愿意改恶从善，并当即擒住刘子容。我军漫过护河吊桥涌进城去，张良臣在北门迎接。县委基干武装特务队经严密搜索，把叛逆张延善逮捕归案。于是，这座为民族败类窃踞两月之久所谓“固若金汤”的掖县古城，遂即宣告解放。

进了掖城之后，我们即正式宣布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更名为“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下同），郑耀南同志为支队长。在全县较大的集镇、乡村都张贴了郑耀南同志就职第三支队长的安民布告，发布了“六项主张”：1.保卫祖国，保卫家乡，驱逐日寇出中国；2.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3.彻底实行民主政治，取消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4.彻底肃清汉奸，没收汉奸财产补充抗日军费；5.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为了伸张正义，扩大政治影响，我们利用掖城赶庙会的机会，枪毙了汉奸刘子容、张延善。

掖城解放后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建成了抗日民主政权，第一任县长是张冠武，下设各科局，地方设区、镇、乡公所。成立了财经委员会，聘请孙康候任主任，孙会生任副主任，建立了战争时期的经济体制。发展工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合理地征收田赋（三亩以下的免征），保护各项税收。掖县有一百多华里长的海岸线，经营大小盐滩几十座，每月收入的盐捐盐税达七、八万元。没收汉奸财产，打击奸商贩毒走私，对地主、富农、巨商征收爱国捐等等，每月的总收入达三十万元左右，保证了部队供给。并建立一座兵工厂，除负责武器修理外，开始制造手榴弹、步枪和弹药。此时恰巧有日寇开往天津的小型舰只被暴风撞坏，随风漂到掖县虎头崖港口，经我们拦获后，用拆卸下来的大轴制成了两门迫击炮，射速和瞄准性能都很好。从此，三支队也有了大炮。这座胶东我军最早的兵工厂，对那时枪支弹药的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建立了一座被服厂，保证三支队被服的供应。建立了金库，储存现金，开办银行，发行“北海银行”钞票，活跃了社会经济。在抗战前夕，掖县一带币制极为混乱，除国民党中央滥制滥发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等纸币外，韩复榘也发什么“民生券”；一些私人经营的钱庄和商店也印发了大量的流通券；甚至连串街的货郎，卖烧饼的小贩也出小票。种类复杂，数量很多，坑骗群众，扰乱了市场贸易的正常秩序，影响了人民生活。在保护人民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我们规定“北海银行”钞票在掖县、蓬莱、黄县我抗日根据地通用。不久就遍及到全胶东、全山东。

在部队整编方面：支队部设秘书长（李佐长担任）、参谋处（赵森堂任参谋长）、秘书处（王文峰任处长）、财政处（孙康候任处长），“北海银行”（暂附该处领导）、盐捐处（滕绍武任处长）、交际处（王仁斋任处长）、军需处（孙会生任处长，兵工厂、被服厂归该处领导）、统战处（徐志皓任处长）、军医处（先是王云亭、后是孙象九任处长）、军法处（先是刘肇基，后是曲百川任处长），支队部中还设有通讯队、侦察队、警卫队和盐防队四个相当于大队的编制。支队部以下采取大、中队编制。共整编十一个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政务大队和警卫大队归县人民政府领导，作为卫戍部队。番号公布后，各自开赴划定的各区驻防，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在干部配备上，除我党的基干武装由党员同志担任领导职务外，其他大队都任用了不少非党人士和旧军人。支队部又设了政治部，张家洛同志任主任，王仁斋同志任副主任。大队设政委，中队设指导员，以加强党的领导。通过整顿，大体建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