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投降到全国解放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一片喜悦。此时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都迫切要求中国能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局面，而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倒行逆施，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不但他多年来作的许诺“抗战胜利后，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政治解决国共争端”，连个影儿看不见。相反，他一边全力组织对日伪统治区的接收；一边积极进行备战，妄图消灭共产党。眼看着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大旗的国民党，被蒋介石这个“三民主义不离手，总理遗嘱不离口”的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眼看着国民党威望扫地。作为一个追随国民党三十多年的老党员，我当时真是痛心万分。在挽救国民党的前提下，我曾于这年十月致书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政治解决国共争端。并建议改组国民参政会，增加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名额。以此为基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然，不论国民参政会还是联合政府的高级职位，都应由国民党保持多数。当时我认为这样既可挽回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臭名声，而又能保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这完全是为国民党打算的。可是就连这样一个纯系维护国民党利益的改良主义的建议，对蒋介石也是格格不入。信呈上之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从辞去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通电起义，这五年时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议会道路的活动中。梦想按照西方议会的模式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宪政和三民主义。因此力主取消一党专政，实行各党派在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条件下的议会竞选。由取得议会代表多数的党组织政府。未参加政府的党派则以在野的地位，对政府实行监督。作为一个国民党的成员，当然希望自己的党执政。但这只能以取得人民的信赖为前提，而不能采取封建独裁镇压的手段。基于这个主导思想，这期间我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编著过两本小册子。一本名《国民参政会》，一本名《中国宪法》。此外，一九四五年上书蒋介石；一九四六年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提供国民党内部的所谓“民主人士”名单，参与制定宪法，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等，也都是受这一主导思想支配的。

为马歇尔提供名单，是在他和司徒雷登声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失败之后不久。一天李振翩⑤（此人与马歇尔经常往来）向我和罗贡华、宋宜山、张汇文、武和轩（都是民主政治学会的创始人）等说，马歇尔希望我们为他提供一个国民党内比较开明、讲民主、爱自由的一些人士的名单。我们当即共同商量了一个二十几人的名单，由李打印两份带去。记得名单中有顾孟余、王世杰、邵力子、周炳琳、钱端升、张治中、杭立武等。这可能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美国所需要招收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

我之所以公然不顾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积极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以及参与制定国民党的宪法，是因为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蒋介石放弃反共，不打内战，是不可能的。但根据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我断定蒋是不会打赢，总有打不下去的时候。那时就可以利用议会的力量，迫使他下野，再由副总统取代他出面与共产党谈判，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国内和平。因此在实行宪法的选举中，我积极奔走，全力争取与反对cc等死硬分子的派别实行联合，与死硬分子争夺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席位。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副总统的选举，在第一轮四个候选人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我积极支持程潜。在第二轮二名候选人孙科、李宗仁中，我积极串联支持李宗仁。结果李当选。在立法院院长的选举中，开始有些友人劝我参加竞选，为我婉谢。我积极推荐童冠贤竞选，结果也击败了对手而使童当选。当时我感到非常满意，而沾沾自喜。认为这是自己在议会活动中的胜利开端。

一九四八年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来说是暴风骤雨之年。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遭到惨败。其赖以发动反共反人民战争的赌注——几百万大军，到年底已损折大半，而且受到美帝训练和装备的所谓嫡系精锐，也所剩无几。南京虽有长江之险，但这时也已陷于一片混乱。蒋介石黔驴技穷，一方面决定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机关迁往广州，一方面还妄图再玩弄一次缓兵之计。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所谓要和平的声明。

对我来说，这时也是生平中又一重要的抉择时刻。向何处去？淮海战役之后，我认为再打下去国民党必定彻底垮台。为挽救国民党免遭灭顶，我曾打过两个如意算盘：一是上书蒋介石，建议他要求驻华美军协助防守长江，以便保住江南半壁河山，作为对等谈判的支柱。二是建议蒋立即下野，由李宗仁出任总统，宣布停战议和。第一个建议没能实现；第二个建议，因当时多方面（如湖北省参议会，白崇禧等）对蒋施加压力，最后蒋终于在元月二十一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于第二天就以代总统身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毛主席元月十四日声明的八条作为谈判基础。李宗仁发表声明后，又要我持他给顾孟余的信去香港，邀请顾来南京赞助和谈。顾来南京后，李曾约他出任行政院长。我也积极鼓动他出任。但他坚决辞谢。其理由是：京沪一带的驻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蒋介石坚决反对和谈。此外，对共产党的八条，他认为过于苛刻（如惩治战犯），也难于为国民党的决策人物所接受。孙科在广州发表的声明就是例证。因此，他认为和谈不易进行，谈也不会成功。他不肯出面，大家也不再勉强。但当时我和郭春涛、陈铭枢、武和轩等友人，都劝他留在上海不要再回香港。他原已同意，可是在上海解放前不久，还是去香港了。几经周折，最后李宗仁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去北京，同共产党进行了谈判。通过谈判，拟定了和平协定。但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拒绝了，和平之路，仍为国民党自己堵死。

在酝酿和谈期间，我也作出了自己的最后抉择，决定留下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因此，趁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向广州撤离的混乱局面下，来到上海，与陈铭枢、郭春涛等民革友人取得联系，在友人马鹤龄家躲藏起来。直到上海解放，与在北京的邵力子，张治中取得联系，他们即邀我去京，从此，投向共产党，投向人民，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