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记忆的“诚社”
（一）诚社的成立
“诚社”是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C、C、）的十个外围组织之一。一九三四年十月成立于北平（即北京）。领导人是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华北党务特派员张厉生。社员全是北平和天津各大学学生。任务是愚惑青年，破坏学生运动，反对共产党，巩固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法西斯统治。
我曾问过张厉生，为什么定名为诚社呢？他说是采取“不诚无物”、“至诚无息”的意思。那时CC头目陈立夫正在大肆宣扬“唯生论”，鼓吹中庸之道，宣传阶级调和，抹煞阶级斗争，为法西斯统治制造谬论。无怪张厉生也顺着二陈的竿子往上爬，大谈其“诚”了。诚社的机关报《存诚月刊》就是用中庸“存诚尽性”的原句作为刊名。
诚社宣言上提出智、仁、勇为修身之道，要青年学生作到“慎独”，闭门修养，死读书，读死书，读好了书再去救国。总之，就是要反对学生运动，破坏学生运动。
诚社章程规定蒋介石为领袖，社员必须实行三民主义，拥护领袖。推选张厉生为总书记，胡梦华（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监察委员）为副书记，李白虹、张光涛、史国源为北平市总干事。各大专学校视社员之多少，设干事会或小组。
诚社成立后的初期活动，以研究学术为名，在青年学生中宣传“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攘外必先安内”，“以党治国，拥护领袖”等荒谬的观点，欺骗拉拢一些认识不清的青年学生，积极发展组织。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等各校均相继建立了诚社组织。
一九三五年六月何应钦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根据协定将国民党在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党务机构一律撤销。不久，张厉生去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胡梦华任组织部党员训练处长，于是诚社在北平、天津两市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二）“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前后的破坏活动
一九三五年毛主席宣布了“救国六大纲领”，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爱国救亡运动在全国空前高涨，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张厉生虽远在南京，但面对这个空前高涨的学生爱国运动，是不甘心放过的，遂命令北平诚社总干事李白虹相机进行破坏，十月间李白虹在西单大陆春饭庄召集了各校骨干分子开会，参加的有北大、师大、平大、辅仁、清华、燕大等校的成员十余人。李白虹传达了张厉生的指示，经过讨论，决定破坏学生运动的措施：1、发动诚社分子利用各种关系拉拢落后学生破坏学生会选举，阻止各学校学生会及学联的成立。（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严禁组织学生会，“一二九”前夕，北平各学校学生要求恢复学生会并成立平津学生联合会）。2、如破坏学生会已不可能，可即转变态度，设法竞选，打入学生会及学联。3、散布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
书的老调，要学生安心读书不问外事。4、散布“安内攘外”的谬论，说共产党破坏统一，是阻碍抗日的绊脚石，要警惕共产党捣乱学校破坏学习的阴谋。5、与复兴社联系，促其采取一致行动。
十一月间，张厉生派中央组织部助理干事、诚社骨干分子赵在田来北平协助活动。赵在田抵平后即召开各校诚社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张厉生的指示：1、诚社迅速恢复活动，由李白虹、张光涛、史国源负总责。2、各学校重新推定负责人（此后各学校没有干事会的组织，只有负责人）。3、掌握各学校情况，不使学生运动越轨，把运动的目标限制在反对华北自治和反对冀东特殊化的范围内。4、严密监视共产党的活动，及时向南京汇报。5、除北平总干事会外，各学校诚社负责人与南京总部直接联系。采取秘密通讯方式，用淀粉写在纸上再用药品显出字迹。6、活动经费每月五百元，由南京华北党务办事处每月汇交北平中国银行学源记（“学源记”是诚社在中国银行的户头代号）。
诚社对学生会的破坏活动，在初期也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动作用，有些学校的个别班、系抱消极态度，拒绝选举代表；也有班系为了是否参加选举而争吵，甚至打了起来。但爱国救亡运动的巨流是阻挡不住的，在广大爱国学生的热烈拥护中，平津学生联合会宣布正式成立了。诚社的一切破坏活动，都遭到彻底失败。
十二月初，获得学联有发动群众游行示威的消息，李白虹乃召集各校负责人研究对策。经过讨论，认为阻止游行是不可能的，不如混入游行队伍，进行分化。于是决定用“学生读书会”、“青年爱国同盟”等假名称，编印传单，内容：1、反对华北特殊化，打倒汉奸殷汝耕。2、安内才能攘外，拥护国家统一。3、“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是共产党逃避灭亡命运的阴谋。4、救国必须努力读书，反对罢课。并推选李白虹负责撰稿，史国源负责印刷，分送各学校备用，在游行时散发，以混淆政治斗争目标，歪曲学生运动的性质，达到进行分化的目的。还规定在游行时，拒绝喊“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
十二月八日晚间，获悉次日游行示威的消息，史国源等又分别与各校负责人碰头，决定诚社分子一律参加游行，散发传单，照计划进行。并叮嘱散发传单时须行动诡密，因时制宜，绝对避免与学联人员发生冲突。
十二月九日早晨，游行示威开始了，各校爱国同学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数万人汇合成一条爱国的洪流，浩浩荡荡由西城向东城进发。当行至王府井大街南首时，反动当局竟埋伏下大批军警，开放水龙向群众猛烈冲击，并用木棍皮带追赶殴打。同学们义愤填膺，徒手相搏，游行队伍乃被迫折而往西，向天安门进发（后悉此次袭击乃复兴社与反动当局勾结，为了保护日寇公使馆，阻止游行群众进入东交民巷而预先布置的），然后出正阳门，游行外城一周，黄昏时候抵达宣武门外，反动当局又关闭城门不准进城，相持约两小时之久，夜已昏黑，大批军警忽开门而出，刺刀棍棒交加，大打出手，遂将游行队伍冲散。在这一天游行中，诚社分子混入游行行列，沿途散发传单，每与军警冲突时，就带头逃跑，故意拆散游行队伍，真是丑态毕露。后来，为了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又举行了游行示威，诚社也是用这种方式进行破坏的。
在破坏学生运动的时候，诚社拉拢一些思想反动的学生，吸收为社员，发展了组织。过去没有诚社分子的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北平艺专等校也建立了小组。经张厉生批准，并开始吸收中学生社员。又在北平大学成立“竞存学社”，出刊《竞存月刊》，以研究学术为名，拉拢落后青年，发展诚社组织。以梁尚德为社长，马锡君、李凌鳌为总编辑，该刊为十六开本二十余页的综合性刊物，内容有政治、法律、经济、文学、教育等，共出版十期，至一九三七年“七·七”变后停刊。
（三）紫竹林受训和受训后的活动
一九三六年七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批准开设“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抽调北平各学校诚社骨干分子受训，参加受训学员名单由张光涛和各校诚社负责人共同商定，共一百人，训练班设在南京三牌楼紫竹林，班主任是张厉生，副主任是胡梦华，教务处长彭郁文，训育处长胡梦华兼，总务处长陈叩，受训学员按军事编制，大队长是军训部少校军官李炳昌，编为八个小队，每小队十二人，由学员中的骨干分子为小队长。
学科内容除实施军训外，还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青年修养、力行哲学、调查须知、精神讲话等。其中“精神讲话”是最被重视的，因为作精神讲话的人全是CC重要头目，有陈果夫、陈立夫、周佛海、叶楚枪、张道藩、洪兰友、张冲等，此外还有黄埔系的桂永清。所讲内容，大同小异，完全是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以党治国，领袖独裁”，“安内攘外”，“拥护领袖”等建立法西斯独裁体制的毒素。每天晚上开小组讨论会，着实讨论了华北学生爱国运动发展的形势，並交换了破坏学生运动的经验方法，还举行了一次“怎样破坏群众集会”的表演活动。总之，这次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训练一批忠心于蒋介石的学生特务，作为破坏学生运动的工具。
凡未参加国民党的学员，均在学习期间办理了入党手续，並由张厉生率领全体学员晋谒中山陵，在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前讲了话，“要终身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自七月中旬起，受训一个月，于八月中旬举行结业典礼。蒋介石本来预定亲自参加结业典礼训话，后来因急于去庐山开会，没来参加，改由张厉生代表宣读书面训词，发给每位学员一张蒋介石的放大像片，上写“蒋中正赠”字样，发给小队长每人《中山全书》一部，《蒋委员长讲演集》一部、怀表一只。
另外，张厉生给当年各学校毕业的诚社分子安置了工作。这样一来，许多诚社分子都相信组织可以解决职业问题，因而更加忠于诚社了。
受训后，回到北平，以受训的社员为骨干，将各学校诚社负责人作了调整，並租定宣武门内安儿胡同二号为办公地址。张光涛和房作梅居住在那里。
这时期的主要活动是：1、加强自我教育，巩固组织，发展组织。2、监视北平学联的活动，相机进行破坏。3、调查各学校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及时汇报南京总部。在过去社员入社时不填写登记表，这时才新规定社员入社须填写社员登记表，登记表印有誓词：我誓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拥护领袖……。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各学校发展组织，一些进步同学纷纷参加，形成一股团结爱国的巨流，
诚社为了阻碍这一进步活动，也在各学校拉拢落后学生，组织各种社团，与之对抗，如平大的竞存学社，师大的教育知识社等。把这些社团作为诚社的外围，不定时地举行学术报告、游览等等活动，以对抗民族先锋队的活动。并从中吸收社员发展组织，那时全北平市的诚社社员人数，最高达到二百八十多人。
（四）西安事变时的活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押，诚社分子个个垂头丧气；及蒋被释放后，又活跃起来。师大韩克敬建议发动群众游行，举行庆祝大会，张光涛遂召集各校负责人在安儿胡同二号开会讨论，在会上有一部分人认为自“九一八”以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失掉人心，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是反蒋的，深恐发动不起群众来；若仅由诚社分子及其有关系的人参加庆祝，反而暴露了诚社身份，于今后工作不利，所以不主张庆祝。有一部份人认为趁蒋介石“脱险回京”之际，举行庆祝，在提高蒋的威望，巩固蒋的领袖地位方面，有极大作用，如不及时举行，恐万一共产党发动一个相反的运动，则我们岂不陷于被动！这样经过反复讨论，分析了当时各学校的情况，才统一意见，认为：1、在蒋被扣期间，各学校都很沉闷，究其主要原因，乃是人心渴望统一抗日，不愿陷于分裂混乱，今蒋被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正象征统一抗日有望，若及时举行庆祝，定会有人参加，不会使诚社陷于孤立。2、复兴社在北平仍拥有一定力量，尤其在中学校方面，如志诚中学校的校长是复兴社的骨干，他们可以命令学生全体参加。3、利用庆祝大会的机会，可以假借各大中学学生的名义，推翻学联，重组新的学联。于是决定在次日晨游行，并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派张光涛等与复兴社联系合作，要志诚中学校长吴葆三负责发动各中学整队参加游行。所用标语、旗帜由各校分别制作备用。
游行是从和平门外师范大学出发的，开始时约百余人，韩克敬领队，举着宽约五米布制横幅，上写“庆祝蒋委员长返京”大字，进和平门，经单西、西直门、王府井等处，绕内城环行一周，参加人数逐渐增加，中午抵天安门时约有五千多人，就在天安门宣布开庆祝大会，没有举行仪式，仅由韩克敬和另一个复兴社分子讲了话，并在会上宣布现存的学联是不合法的，应立即解散，要各大中学校代表于晚间到师大开北平市学生代表会，选举新的学联。至此宣布散会，游行遂告结束。这天晚间也没开什么学生代表大会，只是各校诚社负责人开了个会，就当作学生代表吧。写了一个“北平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的新闻稿，送交国民党所控制的通讯社和报社。次日各报纸均刊出了“新学联成立”的新闻报导，这个骗局就算是完成了。
从此以后，北平出现了“真、伪”两个学联的对抗，诚社假借学联的名义，拉拢落后学生，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学联大肆干扰破坏，学联号召什么，他们就反对什么，在学生运动中形成一股反动逆流。四月间，傅作义将军在内蒙百灵庙举行“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电邀北平学联派代表参加致祭，学联已派出代表，而诚社也以学联的名义派万福增（师大学生）、马锡珺（平大学生）为代表前往参加，并要求傅作义将军驱逐原学联代表，傅作义将军只好接待了真、伪两个学联的代表。诸如此类的破坏捣乱，不胜枚举。
诚社所搞的这些破坏活动，博得了C、C头目的喝彩，认为是大功一件。要有功人员去南京会见，于是推定了韩克敬、宋志斌（师大），张琛（北大）、梁尚德（平大）、张泽仁（清华）、柴景仁（辅仁）等六人前往。于一九三七年元月下旬，趁寒假期间到了南京，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会见了张厉生，又在张的指引下会见了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等C、C头目，这些人在和我们会见时，都是态度亲热，嘉勉备至，所讲的话也都是一个调子，不谈安内攘外了，而是说蒋介石是最伟大的领袖，必须拥护领袖才能抗日。並说要熟读“委员长对张杨训词”，在青年学生中广为宣传，以明西安事变真象。中统特务头目、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曾也亲自设筵招待，由中统局秘书詹朝阳作陪，徐极力称赞诚社在平的活动，并说：你们回平后要更多为党国效力，中统局方面全力支持你们，凡事可与詹朝阳联系。本来徐恩曾和张厉生是对头，张厌恶中统，向来不许诚社分子和中统来往，徐举行这次宴会，似欲借此拉拢诚社骨干，以便为其利用。事后胡梦华曾说：厉公（指张厉生）讨厌中统，你们不要上中统的当。
二月初返回北平，分别向学校诚社组织传达了陈立夫、张厉生等的指示，继续向学联捣乱破坏，直至“七七事变”。
（五）战地服务团
“七七”事变正值学校暑假，外地学生多数离平，诚社分子留平者约四十余人，因张光涛已毕业，北平总干事改由梁尚德负责。日军占领北平后，情况混乱，恐怖异常，梁乃召集各校负责人交换意见，均认为大势所趋抗日战争不可避免，不如早日离平。当时平汉及津浦两铁路均为日军切断，于是乃取道
天津乘海船南下，至南京，向张厉生汇报了情况，张派马文升、梁尚德在中山北路古松里二号设立招待所，招待南来诚社分子的食宿，以后继续来南京的诚社分子共约八十余人。
八月间，蒋介石被迫抗战，成立大本营，陈立夫任第六部部长，张厉生任副部长，在南京的诚社社员乃推李白虹等向张要求参加抗日工作，张商得陈立夫同意，成立第六部战地服务团，以安置诚社社员工作。
十月间，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以胡梦华为团主任，团员定额一百人，以五人为一分队，两分队为一中队，四个中队为一大队，共设两个大队。团部及第二大队全系诚社人员，第一大队有部分诚社人员，还有中央党部及大学就业训导班裁减的人员。团部工作人员有秘书胡慎贤、梁尚德，联络马文升，总务翟纯，文书章俊卿，胡廷芳。第一大队长沈亮，中队长马步周、张鉴周、周汝唐、崔宗实。第二大队长刘青源，中队长韩克敬、宋志斌、李凌鳌、屈吉民。
十一月间，服务团从南京出发，开往河南郑州，第一大队驻新乡，第二大队驻兰封，服务团的工作任务，原规定是组织战地民众协助军队作战，如救护、担架、防空防毒、侦察敌情、后方勤务等。但当时国民党中央对于动员民众抗日方面，並没有明确的方针政策，也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央派去的党、政、军、特各自为政；原有地方上的党、政、军、特也是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到处乱烘烘，一片混乱，团部派员与军部联系不得要领，与地方政府联系更是无人过问，向战区最高长官请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党务办事处主任方觉慧）也无头绪，工作怎么开展呢？团主任胡梦华只好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作法，作一点抗日宣传工作吧。于是招收当地青年成立了第三大队，专作演剧、漫画、涂写标语等宣传工作。第一大队也成立了宣传队，郭海山为队长，在新乡一带演抗战歌剧。第二大队成立了剧团，聘著名戏剧家赵青阁为导演，在开封附近各县巡回演出抗日戏剧。
一九三八年三月，胡梦华调任他职，由刘青源升任团主任，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第二大队由韩克敬升任大队长，李凌鳌、丁云樵、台镇华、万福增为中队长。第一大队长沈亮辞职，由翟纯任大队长，柴景仁、左英俊、姚念崇、周汝唐任中队长。不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退，服务团由郑州南退至郾城，又退至信阳，再退到南阳和湖北光化一带，九月间又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政治大队，所属第三大队撤消。其他人员没有更动。
在政治大队时期，除了宣传工作外，还作了一些民众训练工作，先后在各县举办了各种训练班。有南阳抗敌自卫团干部训练班，小学教师训练班，方城小学教师训练班，保长训练班，以及邓县、新野、唐河、内乡等县保长训练班，还在各县举办了一些防空、防毒训练班。这些训练班都是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办的，由政治大队派人教授政治课程。所授课程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国际政治、抗战必胜、民众动员、抗日宣传纲领、防空防毒等。
一九三九年四月，政治大队撤消，所有人员交由第一战区政治部安置工作。从一九三七年十月战地服务团成立，至一九三九年四月政治大队撤消共一年半时间，这时正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尚无公开磨擦，国民党还没有发动反共，所以服务团的工作也还没有反共的内容。但有两件事是值得提一提的：一件事是当服务团从南京出发时，我们向张厉生请示，今后对共产党应抱什么态度，张的回答是：“现在全国都要抗日，谁能领导抗日，将来的胜利就属于谁，但必须严防共产党假借抗日之名，浑水摸鱼”。另一件事是在宣传工作中，我们常用“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这一条口号，后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接第一战区政治部指令，说“此口号乃异党所喊，另有居心”，不知这是何故。
（六）解散以后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中央决议取消党内小组织，合并起来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诚社随着CC的解散而宣布解散了。那时战地服务团刚成立不久，诚社解散后，诚社人员继续在服务团工作，也并没有参加“三青团”。以后有个别人参加，乃是个人行动，与诚社无关。诚社自一九三四年十月成立，至一九三八年四月解散，共三年半时间。解散后，诚社分子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互相拉拢，成为一个以张厉生为首的，无组织形式的小官僚集团。张厉生凭自己的权势，在各部门为诚社分子安置工作，凡诚社分子主管的机关单位，都大量任用诚社分子，如胡梦华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和天津社会局长时，所属高级人员全是诚社分子。翟纯任安徽党务督导专员和鲁、苏、豫、皖党政委员会党务处长时，所属人员也全系诚社分子。张厉生任内政部长时，诚社分子在该部任荐任职以上官员的，先后有二十余人。一九四七年蒋介石进行“国民大会”选举，诚社分子在张厉生支持下，当选国大代表五人（张泽仁、宋志斌、梁兴义、刘荫民、亓茂昌），当选立法委员一人（张光涛）。
一九四八年为了竞选副总统，国民党各派系争吵不休，这时张厉生已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人物，身居党政要津（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内政部长，后调任行政院副院长），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也想利用原来的诚社，重整旗鼓。他授意李白虹、张光涛筹办此事，决定联系各地诚社分子，成立“政风周刊社”作为初步组织，再图进一步发展。一九四八年五月，由李白虹等具名，邀请在南京的诚社分子，在内政部举行联谊会，参加的有张光涛（立法委员）、李白虹（总统府文官部第二厅长）、张泽仁、刘荫民（都是内政部处长、国大代表）、宋志斌、梁尚德、史国源、满开诚（都是内政部视察，宋志斌为国大代表）等共约四十余人，在开会时张厉生讲了话，大意是勘乱救国人人有责，共匪猖獗形势逼人，有志之士应齐心协力报效党国，对于发起《政风周刊》一举，表示全力支持。其后由张光涛讲了成立政风周刊社的意义，及诚社老朋友们加强团结的必要。到会人员分别发言赞成。于是推定张泽仁、宋志斌、李宝谦负责起草章程及编辑出版事务，许引生、梁尚德、赵鉴湖负责联系各地诚社分子及筹办经费事务，即时开始筹备工作，八月间，张厉生调任行政院副院长，对此事异常关切，曾多次指示《政风周刊》务必在元旦前出刊。至九月间，解放战争形势大变，济南、东北相继解放，徐州一战全军覆没，蒋介石惊惶失措，国民政府一片大乱，白崇禧电蒋主和，眼看着大厦将倾。十二月下旬，蒋令张厉生去台湾，协助陈诚作最后负隅之计，一部分诚社分子去张家中为他送行，当时张的态度异常愤慨，不住的大骂桂系，他说：在重庆的时候可以“和”，他们（指李宗仁、白崇禧）却反对“和”，现在不能“和”，他们又要求“和”，本钱赔光了，凭什么“和”！毛泽东不是傻瓜。又说：现在除了周旋到底，还有什么办法！他们竟以“和”来要挟总统，真是狼子野心！又说：当初若是孙哲生先生作副总统，在国际走走，还可能有些作用，形势不至于这样坏，他偏要作副总统（指李宗仁），真是误党误国。我们问他对诚社的一些老同志有什么指示，他说：你们可随政府到广州去，看时局变化如何，再去台湾。这是张厉生对诚社分子的最后一次指示。第二天他就飞往台湾去了。
附注：关于诚社的资料，已有胡梦华所写《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一文，刊载于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为避免重复，凡该文已详细叙述的，本文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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