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军在鲁西南罪恶种种

一、日、伪在山东的军政概况

我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先后在山东禹城县伪警务局当股长，在平原县当伪警察分所长，在鲁南沂州道公署当科员和伪警备队当副官处长，最后又在鲁西曹州道公署当保安队指挥部的科长。我在这一时期，和当时的伪职人员以及与日军有关机关常有来往，因此知道一些日伪军祸害山东人民的情况，现把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记述于后。

一九三七年底日军侵入济南后，先委任马良为济南市地方维持会会长，继而委任为伪山东省省长。

当时日军将山东省划为四个道区：以国民党山东盐运使王露洪为鲁北道尹，驻鲁北德县；以旧东北军张宗昌部伪军长方永昌为鲁南道尹，驻鲁南临沂县；以伪师长朱泮藻为鲁西道尹，驻济宁县；以张化南为鲁东道尹，驻烟台市。各道公署的组织分为民政、财政、建设、教育、警务五个科，另外还设秘书、宣传、情报、视察四个室，各县公署设有秘书室和财政、教育、民政三个科，另外有警务局、县征收处、县保卫团等机构。当时的警务局长和所有的伪警官仍佩带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和领章，以便掩人耳目。在警务局内部，有警务、保安、司法、特务四个股。警务，专管伪警训练和人事调配；保安，专管训练保甲，清查户口，发放良民证以及各行业登记等司法专管审讯案件和扣押犯人于看守所；特务，专管思想侦察，搜索情报，协助日本宪兵队办案。另外每个区都设有警察分所。县城四门设有检查所，协同日本宪兵把守城门，检查出入行人。当时伪警官的权力超过伪县长的权力，因此他直接受日本宪兵队的领导，有时伪县长对他也不敢过问。

在伪山东省公署领导下的直属机关有：济南市公署，当时的市长朱桂山，曹州菏泽县人。省会警察局（后改为省会警察署），当时的警察局长是程镕，山东济宁县人（后升省警务厅长）。武装方面有一个省保卫团部（后改为省警备总队部），团长是王琦，号景涵，山东济宁县人，曾充张作霖时期的北京宪兵司令。各道尹都兼任该道保卫团长，另设副团长专负训练指挥之责。所有伪警官都是旧有人员，并未更换。

在铁蹄之下的伪政权，其口号是“以鲁治鲁”，就是让山东人办山东事，以便招抚土匪，麻痹人心，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当时马良发出告山东民众的布告上有“虽有皇军入境，依然故国河山，让山东人办山东事，打倒蒋政权”之荒唐无耻谬论。鲁北道尹王露洪在一九三九年冬对禹城县公署伪职人员训话中说“焦土抗战，焦的是中国土，抵抗皇军，死的是中国人。本王道精神，实现光明乐土，抱新民主义，努力新政完成”的亡国奴论调。禹城县长王九思每在讲话中都说“要亲日爱民”，并狂吠“不亲日，日本到处烧杀，谁来挽救这个危局？只有和日本合作，才能保民安全”等奴颜婢膝的谰言。日军初入山东省，每到各县都以警备司令名义发出“安民”布告，说“皇军仗义，万里兴师，代为打倒蒋政权，支援新中国，没有领土之野心，实出亲邻之善意，望各界人等拥护新政权，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等等谎语。一九三九年初，日军踢开马良，委任积极为他效力的唐仰杜为省长。唐原任山东省财政厅长，和日本驻济南的西田总领事相识，原籍邹县，是山东回族中落名的大官僚，善于言谈，随机应变，常作诗歌颂日本的德政。他有个小老婆，人称交际花，颇为日军济南陆军特务机关长杜边渡和省顾问西田耕一所欣赏。每逢唐请日本高级官僚喝酒时，都让他小老婆陪酒。

唐仰杜上台后，发表人事异动，委亲日留学生俞康德为秘书长，原财政厅科长李秉镕为财政厅长，张星五为民政厅长（山东滕县大地主），庄维屏为建设厅长（山东沂水县大地主），郝书暄为教育厅长，此时的警务厅长是程镕兼省会警察署长，为五大厅长中最突出的人物。他富有资财，在济南市开设一座东亚春大饭庄，专门应酬日伪要人。凡是日本人和日本宪兵队、伪治安军、伪道尹、县长等请客皆假座该庄。程镕统辖全省伪警察，刮的民财比任何人都多，以人民之财供敌人享受。对于科长、局长、县长的训练，则设有山东省行政人员训练所，其教育长为曹若山。对于警察的训练还设有甲种警察教练所，所长由省长兼，另设教务主任具体负责。对于团队的训练，设有保卫团干部训练所，主任是张庸，别号竹生，东北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在伪省公署还专有为敌参谋设计的参事室，拟计划、立章则。为了笼络人心，加强统治，还把各县土豪劣绅和退职的高级官僚封为省府参议，月支车马费以事笼络。

日军方面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山东省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是河野悦次郎少将，他原任驻济南日军土桥司令官的参谋长。土桥是中将级官衔，乃日军山东省最高指挥官。河野是以现役军人身份来统治山东省伪政权的。日军侵占山东八年，曾四易特务机关长。一九三九年初任山东省的特务机关长杜边渡中佐，是从东北关东军调来的，外号称“小墨索里尼”，中国通，后调北京日本兴亚院。继杜边之后是河野，后调回日本大阪府任守备司令。继河野的是大桥大佐（日本陆军大学教官，曾充任张宗昌时期军事顾问），末尾的特务机关长是加藤大佐，原任河北省冀南道“邯郸陆军连络部长”（人称机关长，自称日本陆军大学优秀军官），为华北特务机关长中之精干者。一九四四年我在邯郸通过冀南道公署川夺定雄顾问介绍，赴过他的一次宴会。山东省日伪政权将要垮台前夕，他被调到山东来，企图重整旗鼓，结果无济于事，枉自徒劳。当时的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长办公处驻在济南市南关，内部全是日人，非常严密。特务机关长以下设有若干出张所，如济宁和青州都有分设的特务机关出张所（人称机关长），其内部组织有副机关长和若干辅佐官，分警务部、治安部、经济部、物资配给部、调查班等等。另外他们也有时委托中国会日语的汉奸为“军嘱托“（是日本用语，就是特务机关长不能去办的事，嘱托中国人去代他办）。这个“嘱托”只能负担外出调查了解某种事的工作，但不能参加特务机关的内部会议。那时凡属伪县长以上的人员更调任免和省厅长的任免，均须征求该机关同意后方为有效。各县团队作战武器配备以及子弹领发也由该机关决定。所有省府、道署、县署三级日本顾问的派遣与调动，也归该机关长掌握。它既管派出的日本顾问，又管伪政权省长、道尹和县长。在伪组织开会时，都是宣布特务机关长的训词（他是代表日本军的方针，对伪政权作指示）；另外还有华北政务委员会训词作为指导省政的方针。在表面上伪省公署归“华北政务委员会”领导，但仅限于书面空文，实际特务机关是直接监督省政的上级衙门。

当时伪山东省公署的顾问是西田耕一，民政厅顾问是滨田义丸（他曾充东北金阳县的参事官）。这两个家伙熟悉山东情形，并能做汉文诗词，满口中国普通话。教育厅的顾问是松田，建设厅是太本，财政厅是丰田，警务厅被敌人把持得很紧，既设警务专员来监督厅长，又有日本宪兵队小野少佐为顾问，并有日本特务机关警务科长黑田作指导。举凡委用科、局和所长，一律得通过专员顾问等三人批准，方为有效。

日本宪兵队在济南驻有一个大队部，大队长是赤藤中佐，其大队部驻济南商埠大观园。另外还有济南市的日本宪兵队长，首任叫葛西畴少佐、后任有少野少佐、前田少佐等。各道区都设有分遣队，如山东沂州道分遣队长叫须田少尉，曹州道分遣队长叫寺本少尉，济宁、德州、潍县、枣庄各重要城镇则驻有中尉队长；至于各县则由宪兵上、中士任队长，均参加伪县政会议。其队部组织有警务科、灭共科、特高科、经济和情报科，均由宪兵军曹任科长，另外设有若干便衣队，也称工作队。山东省的宪兵大队归北京日本宪兵司令田谷中将指挥。宪兵号称天皇亲兵，其权威超过日本陆军特务和机关长，他能受天皇使命直接监督所有日本军官的工作，并可随时向日本天皇奏报。

北京中国宪兵司令部司令邵文凯，派遣驻济南的中国宪兵第二大队长是黄绍泉中校，其大队部驻济南城内佛山街。黄有两个中队长，各带五十名宪兵，一个是杨显华少校，驻济南城内郝家胡同，一个是高晋山少校，驻济南商埠。此二人均是东北人，在一九二五年与我在奉天宪兵教练处同过学。凡是日本宪兵外出办案都由中国宪兵协助，并由伪警察署特高科作向导。

中日宪兵队长经常联名出示“地方治安”的布告。另外，华北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还派有一个集团司令马文起驻济南与日军配合外出扫荡。

日本军方面当时在济南驻有十二军饭田中将，在鲁北德州驻有麦仓少将旅团，在兖州驻有井出师团，在鲁南莒县驻有鬼九旅团，青州（益都）驻有尾高师团，鲁东地区驻有木村师团，青岛、烟台均驻有海军陆战队。在一九三九年，敌寇在山东正规军有十二万之多。当时鲁南临沂县驻有丰田大佐，沂水县驻有竹林中佐，曹州（菏泽）驻有伊滕中佐，鲁北禹城驻有田村祯中佐和一刹中佐，凡是重要车站和城市，都驻有一个联队的兵力，而这个联队长还是管辖三个至五个县地区的警备司令官。如禹城的一刹部队长，他直辖禹城、平原、高唐、清平、在平五个县的日本部队，并担负这五个县的治安责任，伪县长的更换任免，悉由他决定。

二、日军在山东采取以鲁治鲁的统治措施

日本军侵占山东后，提出“以鲁人办鲁事”的骗人口号，到处招收土匪，搜罗恶霸大地主和退职大官僚及有枪杆的土著团阀等为其当县长，借这些人之手来镇压山东人民，抗拒八路军。日军称大地主、大匪首为地方“实力者”，放纵他们为非作歹，杀害人民。而这些汉奸县长、区长、自卫团长等则为敌人维持社会秩序，保护运输通道，残害人民，破坏革命力量，为日军吞并中国大效犬马之劳。平原伪县长马承良，曾任过伪满洲国辽阳县参事官，通过省民政厅顾问滨田义丸的介绍，在一九四二年当上了伪平原县长。那时平原县的六个区长，都是本地土著恶霸，各有一部分武装，没有他们为日军效力，仅凭平原城内二十八个城本侵略军，连守城也不够，何言其他。这些伪区长，如三区的谢化武、四区的张圣泽、六区的刘区长和辛万和团主任，常假招待日军保卫乡土之名，任意向农民派款，勒索粮、草、猪、鸡，供其享用，稍不如意就草菅人命。六区的团主任辛万和，住张大隆庄，就不断活埋人。

一九三九年，王九思（东北黑山县人）通过济南伪警务厅山田一隆顾问介绍，获得禹城伪县长之职。他歪点子特多，和区长认干亲、拜把子，通过地方恶霸收敛民财。第四区区长张明涛，架肉票所得都有他的好处。第五区区长程荆璞为鲁北一带著名大匪首，有四个老婆，手下有千余武装，手下的都吸毒品，人称他鸦片大王，他什么坏事都做。王九思与他换帖，与之分肥。郓城县长刘建勋，约有万人的武装，并有制造枪弹的修配厂，濮县伪县长王文宪，菏泽伪保安大队长李森庭都是助敌扰民，罪恶累累。曾充北洋军阀政府国会议员的张光璧（号天然，山东济宁县人），也组织了“一贯道”为日军鼓吹大东亚战争，皇军武运长久，“扶乩”说：日本当兴，皇图永固，帝道遐昌，太阳旗照耀天下放光，等等，为敌张目，迷惑群众，深得日寇的赞赏，因而“一贯道”到处林立，充当日军侵华的宣传工具，并利用道徒刺探情报，危害人民。

日伪军和警特组织也直接向乡村农民要给养、索款、抓兵拉夫，祸害人民。禹城县车站附近驻守的日军田村祯部队，一次即抓去农民三百多人，为其修整营房三月之久。这些被抓的中国百姓，有的由于干重活，口粮少，吃不饱，连饿带累死在工地上，有的由于给敌人出力心里不服气，发出怨恨之声，被敌诬为思想不良而被处死。一九四一年冬，驻临沂的广田部队抓民夫几百名，在县南黄山顶上建碉堡，拆毁民房几千间，黄山附近二十六个村庄遭受了空前的灾难。驻在据点里的日军，在都其营房外围搭木寨、挖深沟、筑高墙，防御抗日军民的攻击，因此到处伐树，据点周围的树都被日军伐光了。禹城县日军的三个据点，一个在车站，一个在三区辛庄，一个在七区辛寨，周围的树都被一扫而光。在日军抓夫时，伪军则借机向农民敲诈勒索，为免征民夫而出的钱，都进了他们的腰包。

敌人各据点间的军用电线不断被抗日军民割断，日军所占城镇间的公路，常被抗日军民挖沟破坏，日军便对附近村民施行拘押和拷打。一九四○年冬，日军坦克车路过临沂半程村时，有三辆坦克落于陷坑，死亡日军十余人，当时公路两旁村庄农民逃避一空，日寇抓不着人泄愤，便把村里的房子点火烧了。

为了向日军讨好，许多较大县城的伪县长还设有招待皇军的供应处，有的县还规定每个月一个乡送日军十口肥猪，一千鸡蛋，一百小鸡，一条牛。可是供应处都对农民加倍勒索，还向农民要小麦、花生油等物，逼得老百姓无法应付。更有甚者，曹州供应处还给日军安置了一个“皇军慰安所”，伪军大队长李森廷从乡村抓来妇女押入慰安所供日军侮辱。烟台市长耿乃西（后任是邵中枢），龙口特种警察署长王旭，也都设有这种慰安所。

庞大的伪警察组织，省设伪警务厅，县设伪警察所，其罪恶更甚。平原县伪警察所的剿共班有十个人，归特务系长李廷尉领导，经常随日军下乡为敌人刺探情报，考查农民有无“反日亲共”行为。他们说谁家“通八路”，便加以逮捕。经保长从中说情，花几石麦子才可了事。临沂县警察所的灭共清乡队更为厉害。队长叫刘伯符，临沂人，经常随日本宪兵队下乡，到处抓人，敲诈勒索。各县的经济警察队是专门侦察监督商号，封锁粮食进入解放区。如见往解放区运粮者，粮没收，人逮捕。一九四二年夏天我在平原当经济警察长时，当地商会会长朱印川和各行业负责人都请我的客，每逢上济南，他们都给我几百元零花钱。我家的大米、白面都由平原商会供给，卖肉的小商供我肉吃，花生行供我油吃，布商供穿的，糕点铺随便吃，我那时是：只要抬抬手，家中吃穿啥都有。他们不仅应酬我个人，我的部下巡官警长、经济警士，商会一一照应，那时我们这些干伪警察的，就是依仗剥削敲诈来生活。

日伪时期各县保安队和各区自卫团的士兵，多为地痞流氓无业游民。只要下乡，他们就抢东西，牵牲畜，公开抢掠，养家肥己。一九四四年王九思在曹州道尹任内的伪保安团四个营兵力，第一营长赵兴汉，第二营长杨旭廷，第三营长张乃良，特务营长王世荣。他们每逢外出，多半由我跟随指挥，实际他们一到郊外，我也就指挥不了了。日本指挥官放纵说：“小小的发财可以，大大的发财不行。”他们到乡村后，翻箱倒柜，见有好物，无不抢劫一空。有一次他们到巨野县大田集，抢了合作社的棉花、土布十三小车，由于分赃不均，动起武来，打死了两个伪班长。那时的伪保安团队配合日军外出抢粮，见向四郊逃避的老百姓，就开枪射击。一九四五年四月，菏泽县伪大队长李森廷带队到城南八里的张堂抢粮，农民一见伪军即向村外逃跑，他曾一连开枪打死无辜农民三人，深得日军的欢心。

日本军和日本宪兵队与日本各级顾问所用的通译（人称翻译官），为虎作伥，残杀中国同胞，其罪恶一言难尽。一句话就能杀人，但也能救人。如果你贿赂买通他，他在讲话中能把死犯的死刑变成无罪。否则，他给你乱翻乱扣，致触日军之怒，生命立即不保。日本临沂宪兵队的翻译、朝鲜人洪保生和金天佐，对于日宪兵捕去的无辜良民，在日本军曹审讯下，他们一说是良民，宪兵就放走，他们一说是通八路，日宪兵就杀害。义堂一个农民以通八路被捕，卖了五亩地，贿赂了洪翻译官，结果，只扣押一宿就安全而归。另外堰头一个农民，因无钱贿赂翻译官，结果被处死。沂州道顾问川本定雄的翻译官杨慕唐，他是河北乐亭县人，每天随川本乘车外出，凡抓住中国人，是杀是放，都看他是怎么翻译的。他吸食毒品，每次须用半两多，谁送给他毒品，他就说谁是好人，如果不送，便说不是良民，就遭日军杀害。伪县公署捕来的农民也是川本审讯，由他当翻译。临沂县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中被日军杀害的无辜百姓达千人以上，多半死在翻译杨慕唐手里。那时，翻译、特务、宪兵的便衣、巡警，称为四大灾害，把老百姓给毁了。

日军在侵占山东八年中，三易伪省长，始而马良，继而唐仰杜，最后任命杨毓珣；三易陆军特务机关长，始而为杜边渡，继而为河野悦次郎少将，最后为加藤大佐：三易最高指挥官，始而为饭田中将，中间是土桥一次中将，末尾是西川中将。他们残害山东人民的花招施尽，但他们妄图征服山东人民的野心，最后落得一个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