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文化建设

反动派对东固革命根据地不仅进行频繁的军事“进剿”，而且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东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采取各种措施，建立和完善相关经济服务机构,创办和完善文化教育卫生设施,使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有声有色，成效显著。

土地革命东固红色区域的土地革命，从“三抗”、“五抗”开始。1927年10月，在共产党员赖经邦、曾炳春、刘经化等领导下，在九区农协的基础上重建了东固农民协会,发展了大批农协会。东龙党支部通过农民协会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浮财、烧地契、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29年7月，东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分配土地。当时东固农民“已相当认识土地革命之意义”，不断提出对土地的要求。革命委员会通过各群众团体，广泛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和政策,大造声势,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根据《兴国土地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和公共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分配的原则是：以乡为单位，按土地肥瘦分甲乙丙三等拉平。凡本乡区人民,不分性别,三岁以上的均为一人头,按人头平分，土地所有权则归乡苏维埃政府。在土地分配方针确定以后，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负责查实登记土地数量，划分土地肥瘦等级，调查统计人口数目，计算分田标准，酌量肥瘦，分配到户。从事手工业的工人分半份，码头工人、矿山工人不分田。分田的结果，最少的乡每人分田3 •亩以上。竹木、山林则归乡苏维埃政府管理， 农民每年作一次无代价的修山；收获的茶油，廉价卖给根据地区域内的人民。孤儿寡妇，由所在乡负责其全部生活费用，但寡妇年在30岁以下者，劝其择配;31 ~50岁者，劝其学习工业。土地革命使东固人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分得土地后精耕细作，施足肥料。农会干部带头搞生产，农会奖励发展农业生产者，各自然村组织生产小组进行互助互耕， 并且开展组与组之间竞赛，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产量不断增长，亩产增至300斤以上，平均增产幅度达 50%。

淘金坑兵工厂 1927年10月，在敖上建立东固第一支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革命的武装队伍急需武器，但筹款购买“洋”式枪弹,或从敌人手上夺取枪支弹药，不甚容易，于是自己制造枪支弹药便成了当务之急。党组织派谢云龙负责筹建兵工厂,1928年春着手筹建。兴国、吉安、泰和三县交界的白云山下的淘金坑，属吉安县东固境内,地处偏僻,加上白云山高山峻岭，古木参天，道路崎岖,行人稀少,群众基础较好。经过再三研究，东龙区委和第七纵队决定将兵工厂设在淘金坑。经费的筹集，一是由筹建人和工作者自愿地无偿捐款;二是规劝或强制地主、豪绅“捐款”，这一项资金来源是主要的;三是由上级党组织拨款。资源的来源,除铁和硫黄从外地购买之外，硝和木炭都是就地取材自己制作。铁是收购当地农户的破铜烂铁和从外地购进的生铁;木炭是组织人员到附近深山密林中砍伐树木烧制而成;硝则是组织人员挨村挨户去打扫老年房屋的碱土，进行洗滤熬炼和提取。在简陋的条件下，建立了由铁工厂、熬硝制火药厂、木炭场以及采购、交通、外地联络点等组成的淘金坑兵工厂。淘金坑兵工厂的主要负责人是谢云龙，兵工厂的筹建与生产，自始至终是由谢云龙规划、组织和领导的。兴国县大龙小坑的毕雄飞和白石六门的雷贵鹏 （即李挺）协助谢云龙做具体工作。兵工厂厂长由赤卫队队长徐发松兼任，谢芳繁任经理,徐发松兼任铁工厂负责人;陈绍唐任熬硝、火药厂负责人，谢芳规任木炭场负责人，欧阳科辉、温家修为采购员，凌晓古、谢德清为交通员,谢式初、徐丽洁、罗礼修、曾树骏为外地联络员。淘金坑兵工厂起初以制造土枪和土炮为重点，同时兼制梭镖和大刀，大大充实了第七、第九纵队的军事装备;接着又在东固街上办了贫农工艺厂，专门为第七、第九纵队生产军队被服、绑腿、袜子等制品，供应军队需要。

东固平民银行反动派企图以经济封锁，扼杀红色政权。在这样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为了沟通东固根据地与白区的经济联系，活跃东固的市场，解决东固人民和部队的给养问题，发展根据地的生产，东固区委领导和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经济封锁斗争，同时决定成立东固平民银行。东固平民银行在东固区委的领导下工作。为使银行工作尽快开展起来，成立了平民银行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黄启绶、刘经化、汪安国、王金享、邱有文、李文连和两个外地人组成，黄启绶任行长。平民银行创办时，筹集银洋4000元作为基金，同时印发纸币。到1928年春又扩大基金为8000元银洋，发行纸币2万元。基金的来源：1.向东固地区的党员、干部借一部分;2.由当地的社会公堂及富有之家捐助一部分;3•在区委的革命活动经费中借一部分;4.开展银行储蓄，宣传动员革命群众向银行存款。当时根据地党员、干部的生活非常艰苦，可是他们对建立平民银行的信心十足。广大党员、干部在省吃俭用的情况下，向银行捐助资金，使银行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创办银行主要是建立信用,取得群众的信任,尤其对外地来东固做生意的人特别守信用。在资金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为了做到群众随时兑换，每逢东固街土于时,银行派专人到各店铺、货摊调查摸底当日交易的现金情况,掌握资金流动的规律，做到心中有数。银行刚开办时，外地来做买卖的生意人收到纸币，离开东固时要到银行兑换现洋。这时银行做到随到随兑,有多少兑多少，时间久了，信用建立起来了,群众就不像以前那样急于挤到银行去兑换银洋了。外地来做生意的商人，都认为东固平民银行的纸币过得硬、靠得住，携带方便，有的还将银洋兑换成纸币，以便携带。 东固平民银行开始发行的纸币,原面值有四种，为1元、5角、200文、100文。1929年扩大基金8000 银元，发行纸币2万元,增印了 2元的纸币。1929年春，红四军到达东固,与红二、红四团会师后,毛泽东对东固平民银行很关心，在工作上给予指导，使得东固平民银行的威信又有提高，随着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东固平民银行发行的纸币的流通范围扩大到兴国、泰和、吉水、永丰等地。1930年秋，红军攻下吉安退回东固时，给东固平民银行拨来了两台石印机，配备了石印工人。东固平民银行的纸币也全部换成石印，能够添上彩色,纸币比以前油印的美观大方多了。有的农民为了送亲友“贺礼”，要到平民银行兑换几张新纸币，以示对亲友的诚意和尊敬。东固平民银行的创立和发展，为巩固东固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红色区域人民的经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东固消费合作社反动派沿途设兵置关，阻止商人进东固山区经商，严禁食盐、布匹、药品等群众日常必需物资进山。 山里山外的物资交流被卡断了，日用物资供应紧张。加上一些私商乘机敲诈盘剥，使根据地的日用必需品严重缺乏，价格十分昂贵。面对这样一种艰难的局面,东固区委决定创办东固消费合作社，以缓解日常用品供应紧张的困难,方便山区人民的生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928年底成立东固消费合作社， 1929年冬由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拨款六七千银洋和群众集资建立了东固消费合作总社。东固消费合作总社下设东固、南龙两个分社，总社社长欧阳坚泉,1931年郑传辉接任。东固、南龙两分社均受总社领导， 各有工作人员2人。两分社负责人由社员选举,如有不称职者，随时召开社员大会罢免。东固消费合作总社经营的项目有:布匹、茶油、食盐、红白塘、黄烟、火柴、棉带、套鞋、草鞋、斗笠等南北杂货。后来不断扩大业务,加工生产农具，收购山货,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分社的经营项目大致与总社相同，除布匹由总社批发外，其余则自行购销。当时东固四周都是白色政权，敌人封锁非常严密，购运物资进山相当困难。 东固区委领导山区人民开展艰苦的反经济封锁斗争，在东固以外的富田、新安、新坏、陂头、值夏等重要土于口都设立了秘密收购站，采取各种方式，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把一些根据地奇缺的物资运进山来， 保障了群众生活的需要。合作社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工作人员发扬“一双草鞋一副担，艰苦朴素为人民”的革命精神,风里来雨里去，坚持公平买卖。有时因陋就简摆摊进行营业，有时挑起货担穿山林、走村寨，送货上门。每人每月只有3元钱的伙食费，从不闹待遇，不计报酬，也不利用职权多买一两盐，多扯一尺布。晚上办公只用一盏小油灯,两三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钱柜自己做，货架、货担坏了自己修, 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工作人员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经常自带干粮，自觉地参加拥军优属活动。晚上清货结账后，主动帮助东固平民银行工作到深夜。这种无私无畏，勤勤恳恳，艰苦奋斗，一心为人民的精神，受到区苏维埃政府的鼓励和表扬，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

东固消费合作总社还兴办了东固锅炉厂、六渡铁厂和油墨蜡纸厂。东固锅炉厂专造犁头、犁壁、铁锅、铁罐等生产和生活用品。六渡铁厂专炼生铁,产品自行销售，有时也由合作总社代售。油墨蜡纸厂生产的油墨、蜡纸，除了能满足东固苏区各机关办公、宣传需要外，还外销到邻近县区的红色区域。1930 年冬，油墨蜡纸厂被中央印刷厂接管，迁到瑞金。东固消费合作社一直坚持到1934年底才停办。在开办的六年时间内，为支援革命战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保障苏区人民供给，发挥了很大作用。

东固赤色邮政分局 1929年3月冻固赤色邮政分局成立，钟声侑任局长。通过赤色邮局与外地传递了信息，沟通了联络。1930年3月，赣西特委在吉安富田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会议决定“加紧交通工作，开办赤色邮政”。 随后，在东固赤色邮政分局的基础上在富田匡家村中心开办了苏区第一个邮政管理机构一一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营业所设在富田街东面的“普德庙”。同年5月18日，赣西南特委颁发通告《目前组织上中心任务》,指岀各级党部应该注意建立组织交通工作，规定“东路之永丰、宁都以东固为交通中心”。赣西南特委颁发了苏区第一个赤色邮政简章及工作大纲，总局发行了苏区第一枚“赤色邮政”邮票。10月，又发行了第二套邮票，全套共3枚。面值和刷色分别为1分蓝色、3分黄绿色、8分蓝色。邮票主图案为 “8”字形花框内直列“赣西南赤色邮政”字样，上端左右两角圆框内为中文面值，下端左右两角圆框内，1 分票、3分票、8分票分别印有“邮政”二字。邮票图幅约为24毫米x 19. 5毫米,无齿孔，白纸石版印刷。 这套邮票仅在赣西南苏区30多个县内流通使用。到1931年上半年，总局管辖的县局已发展到20多个， 标志着苏区邮政事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为后来统一邮政打下了基础。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不断随军迁移,1931年5月迁移至永丰龙冈时，改为江西省邮务总局。

东固红军医院红二团频繁地向东固周边县乡游击，急需一所医院治疗伤员。1928年10月，红二团在三彩山坑筹建了一所红军医院，只有几十张病床，医疗条件差。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药品奇缺，大多是用草药。 1929年3月，医院迁到东固瑶下后改为赣西第一后方医院。医院虽小，对红军伤员的康复却起了很大作用。国民党军队发动一至五次“围剿”期间，东固人民遭受很大困难，饥寒贫病。为了抵抗各种疾病，保障人民健康,1929年春，东固区委和东固苏维埃政府决定在东固街设立药材部，地址选在东固街原赵光远店内。药材部经理杜仁藻，医师詹小春、胡世拨，司药员邱祖贻、唐思遵、刘波平。药材部成立后，每天都有不少的人前来求医求药，医师极端负责，精心治疗，为人民治愈了各种疾病，保障了东固人民的身体健康,有力地支援了生产和革命。

红军学校 1928年10月，东固区委在东坑祠堂开办了活动分子学习班，培养政治、军事干部。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到达东固与红二、红四团胜利会师，并留下毛泽覃和曾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的陈东日等一批红四军伤病员在东固养伤，同时帮助指导东固区委和红二、四团的工作。3月，按照红四军在井冈山宁冈龙江书院举办红军教导队的方式方法，以东固干训班学员为基础，在东固螺坑办起了红二团教导队，又称东固教导队，由陈东日担任队长，有学员100多人。每天三操两课，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1929年6月，按照赣西南特委的指示，红二、四团教导队由李介恩任队长，肖龙章任党支部书记，陈东日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由金万邦接任。1929年9月，红二、四团教导队由东固螺坑迁到富田陂下，开始称红军学校。1930年2月，在“二七”会议上，根据红军发展的需要,决定建一所规模较大的红军学校。 当时陈东日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回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说:“赣西南现在是我们的家,你就在家里办好这所红军学校吧。”这所学校正式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毛泽东，陈东日任教育长。教育长下设军事主任和政治主任两种教官，教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员有100多人，成立了步枪、迫击炮、特种三个军事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分队、小队。党内组织为校委会，直接受赣西南特委领导。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两门:一门是政治课，一门是军事课。红军学校还配有枪支200多支，除了上课外，学员要参加战斗。红军学校的学员和地方红军部队一起，分别参加了第三、第四、第六、第八次攻打吉安的战斗,学员表现得非常英勇。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由富田陂下迁至陂头永慕堂,改称为赣西南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前期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陈奇涵任教育长，陈东日为学生总队长。学员有600多人，设有五个军事大队、一个政治大队,开设了军事、政治、医学三个专业。红四军离开赣西南后,李文林继任校长,金万邦继任校委书记，后由陈东日任校长兼校委书记。不久，红三分校迁至吉安青原山阳明书院旧址。10月，红军攻下吉安后，红三分校迁到城内吉安五中,在撤离吉安时迁永阳。1931年7月红三分校解散,学员编为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

学习教育运动 1928年9月初，东龙区委在东固街兴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宋振育任校长，招收学生100人，后改名为列宁小学,编写了《农民讲话》、《工人讲话》、《妇女讲话》、《战士讲话》等课本。随后，各乡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各村开办了农民夜校和识字班，组织农民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工农群众学习热情非常高,以祠堂、庙宇做教室，利用生产之余及饭后休息时间在田头空地习文识字。各乡村还开展生动活泼的文化娱乐活动，工农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东固区委和红二、红四团均成立了演出队,各乡村有“三角班”等民间演出团体，在显眼的房屋墙上刷写革命标语.用钢板刻印标语、口号、歌谣、布告、宣传单等。 东固苏区的文化建设，被朱德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习运动” o在学习教育运动中，废除封建买办婚姻,倡导男女平等，禁止打骂妇女和虐待童养媳;严禁吸鸦片、赌博、抢劫、偷盗;教育改造二流子、懒汉， 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由于群众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深入人心，苏区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理解国际歌、红军歌、少先歌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都痛恨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共产党的主张。一些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能做很长的演说，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白军与红军的根本不同。在残酷的斗争中，农民群众为保障土地革命胜利果实，配合红军作战，慰劳红军,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做出了贡献。苏区实现了“没有一个窃盗乞丐”，“夜不闭户， 道不拾遗”，“园无荒圭，野无游民”。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以至于敌人的报纸发出了 “共产党可恶,其教育群众的方法可学”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