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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县及湖南的郦县(1994年改名炎陵县)、茶陵县等,总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 50余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要由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和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两个核心部分组成,宁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它东起永新的拿山(今井冈山市),西至湖南郦县的水口,两地相距180华里;南起遂川的黄坳(今井冈山市),北至宁冈的茅坪,两地相距90华里,周长全程550华里,又称“五百里井冈”。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

湘赣边界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在外地求学的一批进步青年欧阳洛、朱亦岳、陈正人、刘寅生、龙超清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进步青年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边界各县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边界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宁冈、莲花、永新还建立了县级革命政权,拥有自己的武装。“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实行血腥镇压,边界各县共产党组织和农会大部惨遭破坏,而遂川王佐和宁冈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仍然各保存着60支枪,活跃在井冈山山区,坚持斗争。党群基础和地方武装,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部队(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经“三湾改编”、“古城会议”等后,于1927年10月27日胜利到达茨坪,随后逐步改造了袁文才、王佐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与毛泽东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龙市胜利会师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o同年5月20日,在茅坪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讨论和制定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决定在湘赣边界全面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从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一个全面建党、 建军、建政的新时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立脚点、武装力量的集合点和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建立,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根据地的创建战略转移 1927年9月9日爆发了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枪声,唤醒了湘赣边界广大工农大众,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这时全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湘赣之敌数倍于起义军,加上余洒度收编的第四团邱国轩部的叛变,致使秋收起义部队在军事上相继失利。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撤至上坪后,立即召开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并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通知各路起义部队,迅速赶到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师。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会师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根据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要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 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在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农村根据地。会议最后决定:“退萍乡再说。”9月20日,部队退出文家市,向萍乡方向转移,但不幸在转移途中牺牲了总指挥卢德铭。为保存实力,部队只得继续南进。后在江西省委来信的指示下,毛泽东决定转向罗霄山脉中段。因为这一带具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良好条件:井冈山距武汉、长沙、南昌等敌人盘踞的大城市较远,是敌人鞭长莫及的地方,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同时边界地方也是敌人容易闹矛盾的地方,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井冈山有良好的党和群众基础,在大革命时期,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郦县、茶陵等县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 并建立了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边界各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还建立了农民武装;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工农革命军的一举一动,能够影响到湘赣两省及两省的下游,政治意义很大;井冈山地势险要,山上有桐木岭、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五大哨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湘赣边界各县山脉星罗棋布,高山和丘陵占边界总面积的85%以上,高低起伏的崇山峻岭,连绵不断的茂密森林,纵横交错的小河溪流,便于开展游击战;井冈山雨水充沛,气候温湿,山间宜于粮食作物生长,盛产稻谷和红薯,以及茶油、竹木、药材,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在实践上不断完善,最后,将工农革命军引向了井冈山,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伟大转移。

三湾改编 1927年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三湾村。当晚,在三湾“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前存在的困难。秋收起义部队自文家市出发以来,天天翻山越岭,一路上备尝艰辛,粮食不足,医药奇缺,还要对付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追击袭扰。环境险恶,饥饿、疲劳、伤病一齐袭来,部队思想动荡。因而一部分人悲观动摇,对于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为革命前途忧虑焦躁。前委根据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改编的主要内容有: 对部队进行组织上的整顿。前委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部队减员较多的情况,将原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3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改编后部队人员虽然少了,但队伍更精干,战斗力更强。

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中抓不住士兵的教训,决定把“支部建在连上”。在军队里,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以上各级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整个部队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重要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决定。从而,工农革命军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规定长官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从而破除了旧军队的习气和带兵方法,确定了革命军的官兵关系是阶级兄弟关系。三湾改编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根据地确立在三湾,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并写信给袁文才,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等同志率领整编后的部队离开三湾,来到宁冈古城。这时袁文才的代表带着回信与毛泽东会面。接着,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上,毛泽东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贯彻三湾改编的精神,并决定继续整顿部队内部;着重讨论在茅坪设留守处和医院的问题。同时决定团结、改造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古城会议结束后,10月6日毛泽东带了几个随行人员,按照预先的约定,前往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当时,袁文才的心情极为复杂。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三湾时,袁文才正好带领农民自卫军在龙市一带活动,他听到三湾来了近千人的部队,大吃一惊,马上从龙市撤回茅坪。当他打听到来的是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时,出身“绿林”的袁文才产生了矛盾心里:一方面感到高兴,想向工农革命军靠拢,另一方面又担心被工农革命军“吃掉”。最后,袁文才决定亲自与毛泽东见面。为了慎重, 他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杀猪置酒,设宴招待毛泽东;另一方面,在大仓村的林家祠堂里埋伏了几十名弟兄,以防万一。然后,袁文才带上几名亲信,出村迎候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袁文才到村边迎候,便翻身下马,和袁文才热情打招呼。宾主到林风和家吊楼上坐定后,互相问候了几句,慢慢谈到了正题。毛泽东向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又向袁文才说明了到井冈山的来意,通俗易懂地讲明了革命要有根据地的道理。接着,毛泽东又向袁文才送了 100条枪。袁文才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不但不缴他的枪,反而亲自送自己100条枪。这使袁文才十分感动。袁文才表示,军队吃的粮食,伤病员的安置,都包在他身上。毛泽东离开林家时,袁文才给了 1000块大洋。在初步争取到了袁文才的支持以后,毛泽东又通过袁文才做王佐的工作,王佐也同意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10月7日,毛泽东等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茅坪。在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方医院。接着,毛泽东等率领部队从茅坪出发,沿湘赣边界进行游击活动,扩大政治影响。10月23日部队到达井冈山西面的荆竹山,王佐闻讯,派来代表迎接。毛泽东送给王佐70支步枪,王佐送给工农革命军稻谷500担。10月24日清晨,毛泽东在荆竹山把工农革命军集合起来,向部队宣布了行动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并且告诫干部战士,上井冈山后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建设好革命根据地。10月 2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的茨坪。

党的建设重建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的攸县、茶陵、鄢县、永新、宁冈、莲花、遂川等县都普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边界人民开展大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全部被破坏,只剩下若干隐蔽在深山的党员,群众的革命情绪被压抑。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等同志想方设法寻找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向他们详细了解边界党组织和群众的状况,鼓励党员勇敢站出来,重新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9月 25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莲花县城,毛泽东召开了莲花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10月上旬,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毛泽东召开了宁冈、鄢县避难藏匿的党员会议;11月上旬,又在茅坪象山庵召集了宁冈、永新、莲花3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1928年1月下旬.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毛泽东在县城五华书院召开了前委和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在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强调要抓紧重建党的组织,为恢复和重建湘赣边界党的组织指明了方向。

为了保证党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毛泽东等同志采取了军队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措施,从工农革命军中派出一批得力的党员干部,帮助地方工作。1927年年底,毛泽覃身负党的重托,带领两名工农革命军干部来到了宁冈县桥林乡。经过毛泽覃和其他同志的辛勤工作,成立了桥林乡党支部,毛泽覃担任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1928年初,宛希先被派到永新三湾乡建立党的支部。毛泽东等同志除派出军队干部帮助地方工作外,还亲自深入基层进行指导。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永新县的龙源口,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在秋溪乡打垮了县靖卫团,枪毙了罪大恶极的靖卫团长尹在中。接着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了大土豪龙德普的造锅厂,把两千多口铁锅分给了劳苦群众。在这一系列斗争中,涌现了一批具备入党条件的先进分子。毛泽东亲自参加了第一批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秋溪乡党支部成立后,认真开展工作,在全乡真正起到了核心和战斗堡垒的作用。在军队党的帮助下,湘赣边界党的组织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28年2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鄢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和万安县委发生了联系。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成立,党员人数发展到1万人以上。

中共前敌委员会中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1927年8月〜1928年2月)1927年8月30日,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两个组织:一为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为行动委员会,易礼容为书记,各县负责人为委员。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成立前委,成员有毛泽东、余洒度、余贲民、钟文璋、 王新亚、苏先俊等。卢德铭回到后任总指挥并加入前委。芦溪战斗中卢德铭牺牲。三湾改编时,增选宛希先、熊寿祺为委员。1928年3月以前,党的前委为边界军队和地方的最高领导机关。1928年3月上旬,前委应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任师长。师委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

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1927年7 ~8月)1928年6月26日,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到达边界,指示红四军往湘南发展;取消红四军军委,成立前委,指挥红四军与湘南的工作,指定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和士兵代表1人,湘南农民代表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帮助前委工作。7月,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活动到鄢县时,杜修经强行将部队拉往湘南,乘毛泽东远在永新县之机,组织前敌委员会,陈毅任书记,带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往湘南,先胜后败。8月,毛泽东等率部到桂东,取消前委,组织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率领部队返回井冈山。

中共井冈山前敌委员会(1928年11月〜1930年2月)1928年11月2日,边界党收到中央6月4 日来信,指示成立前委,并指定前委由“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方党部的书记等5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11月6日,湘赣边界特委在茨坪开会,讨论中央来信,并组织前委,委员为: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工人代表宋乔生、农民代表毛科文,毛泽东为书记。前委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下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防务委员会。

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1930年2月以后)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红四军前委和四、五、六军军委以及赣西、赣南特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 六军以及赣西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红区的斗争指导机关。会议决定四、五、六军成立军委,受前委指挥。前委委员为: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方志敏、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潘心源、 刘士奇、曾山、袁国平、李文林、郭贞、王怀等17人。毛泽东、朱德、潘心源、刘士奇、曾山为常委,彭德怀、 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

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别委员会(1928年5〜9月) 书记:毛泽东(6月后杨开明) 副书记:谭震林常委: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候补常委:朱德、陈毅、刘辉霄、龙高桂委员:毛泽东、朱德、陈毅、龙高桂、刘寅生、宛希先、谭震林、刘天干、谢桂标、王佐、贺老华、刘炎、 谭普祥、陈竞进、陈正人、刘辉霄、陈韶、刘真、龙寿宇、朱亦岳、王怀、袁文才、龙超清下设:组织(宛希先负责)、宣传(刘真负责)、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书记) 下辖: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鄢县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 (注:1928年6月,湖南省委来信指定袁文才和莲花两个同志为委员。7月,杨开明代理书记,8月继任书记。8月末,杨开明生病,谭震林代理书记。) 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别委员会(1928年10月〜1929年5月) 书记:杨开明(1928年10 ~ 11月) 谭震林(1928年11〜12月) 邓乾元(1928年12月~ 1929年5月) 副书记:陈正人常委:邓乾元、滕代远、陈正人、宛希先、朱昌偕(此常委名单为12月调整后的,以前的不详) 委员: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园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下辖:遂川、宁冈、永新、莲花、鄢县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别委员会(1929年5月~ 1930年2月) 书记:邓乾元(1929年5~8月) 朱昌偕(1929年9月〜1930年2月) 副书记:刘天干常委:邓乾元、刘天干(组织)、刘真(宣传)、陈正人、谭思聪执行委员:邓乾元、刘天干、刘真、陈正人、谭思聪、宛希先、朱亦岳、龙超清、王佐农、周里、苏瑞兰 (女) 秘书长:陈正人下辖:永新、莲花县委,郦县、遂川临时县委,茶陵特别区委,宁冈县东南、西北特别区委。6月以后,宁冈东南、西北特别区委合并为宁冈县委,另增加安福特别区委。

(注: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边界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特委也被打散。:1929年2月,特委常委兼巡视员宛希先在九龙山召集永新、茶陵、宁冈三县党组织联席会议,产生临时特委,朱昌偕任书记,朱昌偕、何长工、宛希先、刘真、陈正人为常委,刘宗义、王怀、龙超清、谭思聪为候补常委。不久,原特委常委邓乾元、陈正人先后回到边界。5个常委已到4个,即召集特委扩大会,决定原特委恢复工作。) 中共湘赣边界各县县委中共永新县委1928年2月,中共永新县委在小江山区的田西村成立,刘真任书记,王怀、刘作述任副书记。5月以后,永新建立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区及小江区、万年山区、天龙山区、横岭区、泰山区、大东坑区等14个区委。全县135个乡支部。8月,朱昌偕任县委书记,朱昌偕、刘作述、刘天干、王怀、周高潮为常委。9月,根据边界党的统一部署,永新全面开展“洗党”运动,党组织进行全面整顿。组成东南、西北2个特别区委和小江及原四、五、六区4个区委。1929年5月,永新县产生新的县委,朱昌偕仍为书记,县委机关设在小江山区的田西村。

中共宁冈县委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后,宁冈县委开始公开活动,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到 1928年7月,党员人数发展到2000多人。各个乡都建立了党的支部。9月,根据边界特委的统一部署, 宁冈县开展了“洗党”运动,党员人数减少到500余人。县委下辖4个区委,袁文才任书记。1929年初, 宁冈县委进行改组,何长工任县委书记。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特委决定将宁冈县党组织分成东南、 西北两个特区,直接归边界特委领导。5月,恢复宁冈县委。县委下辖3个区委,党员有300余人。

中共遂川县委1928年1月8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天主堂召开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遂川县委,陈正人为书记,王遂人、肖万燮、王次淳、王佐农、毛泽覃为县委委员,王遂人为组织部长,肖万燮为宣传部长。10月,陈正人被选为特委副书记,由王遂人任县委书记。县委下辖:黄坳、上下烟、新遂边、车坳 4个区委。全县有200多名党员。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遂川县委在井冈山荆竹山被打散。1929年5 月,中共遂川县临时委员会成立,王佐农任书记。

中共茶陵县委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后,帮助建立茶陵县委,陈韶任书记。1928年1月,谭震林任县委书记。2月,谭思聪任县委书记。不久,宛希先继任县委书记。5月上旬,江华为县委书记。中旬,县委改特别区委,宛希先任书记。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宛希先仍为茶陵特别区委书记。

中共鄢县县委1928年2月初,刘寅生、周里在郡县黄挪湾正式成立中共鄢县特别区委,刘寅生为书记,周里为宣传委员,邙光前为组织委员。3月中旬,詠县特别区委改为鄢县县委,刘寅生为书记,周里为宣传部长,邙光前为组织部长。5月下旬,因叛徒出卖,鄱县县委遭到破坏。6月初,重新组建郦县县委,李却非为书记,黎育教为组织部长,周里为宣传部长。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郦县县委被打散。 1929年2月,黎育教等在石禾坪召开党的会议,选举成立临时县委,黎育教为书记。下辖1个区委和5 个特别支部。5月,临时县委转为正式县委,周里为书记,下辖2个区委,2个特别支部。

中共莲花县委1928年2月,正式成立中共莲花特别支部委员会,朱亦岳为书记。3月,成立中共莲花特别区委委员,朱亦岳为书记。4月,成立中共莲花临时县委,朱亦岳为书记,7月,中共莲花党的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成立中共莲花县委,朱亦岳任书记。在边界第三次反“会剿”期间,莲花党团合并为县委,下设2个组织科,陈美为县委书记。:1929年2月,莲花党组织得到较大发展,有8个区委。5月,边界特委指定徐白沂任县委书记。

党的重要会议文家市前委会议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后,1927年9月19日,各路部队会合在湖南浏阳文家市。 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到会人员有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等。 会议否定了余洒度等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先向萍乡后往湘南转移。

三湾前委扩大会议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当天晚上,在三湾“协盛和”杂货铺,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 分析了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会议增补宛希先、熊寿祺为前委委员。

古城会议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宁冈县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前委委员、永新、宁冈原党组织负责人及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等。会上,毛泽东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同时决定团结、 改造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地方武装。

茅坪象山庵会议1927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茅坪的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3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宁冈的龙超清,永新的刘真、刘作述、王怀、贺敏学、贺子珍,莲花的朱亦岳等。会议听取各县情况汇报,毛泽东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遂万联席会议1928年1月20日,正当万安暴动部队面临困境之时,毛泽东在遂川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原五华书院)主持召开了前委和遂川、万安两县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毛泽东、宛希先,万安县委曾天宇、刘光万、张世熙,遂川县委陈正人、王遂人、王佐农。会议总结了万安暴动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去,敌走我追,敌驻我扰”的“十二字”战略战术,同时,毛泽东指示万安县委应将工作重点移到赣江以西地区。

中共红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4月下旬,在宁冈龙市龙江书院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军委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朱德、陈毅、毛泽东、宛希先、何挺颖、袁文才、王尔琢、何长工、龚楚、胡少海、张子清、刘炎、刘海云、王佐、宋乔生、蔡协民、王得胜、王英、薛涛、石金德、陈桂秋、刘仁堪、刘清泉;接受湘南特委关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决定,通过了第四军的编制,任命部队主要负责干部;统一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思想;决定取消军队的政治部,成立军士兵委员会。

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谢氏慎公祠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党组织和永新、宁冈、遂川、莲花、鄢县、茶陵等县的代表60 余人。大会历时3天。会议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总结边界斗争经验教训,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制订了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和对敌斗争策略;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19人为委员。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指定杨开明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和莲花县两个最有能力的参加特委,委员增至23人。

中共红四军第二次代表大会1928年5月30日,红四军在茅坪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主要内容:听取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传达省委的指示,并介绍各地斗争的情况;改选军委,并健全军委组织,陈毅当选为书记;同意军中的“CY”(中国共青团)转入“CP”(中国共产党),并成立干事会;研究对敌斗争的政策;取消师部建制,由军部直接指挥各团;健全团、营党委,决定办军校。

永新联席会议1928年6月19日,湖南省委来信同意建立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6月26日又指示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6月30日,湖南省委巡视员袁德生和省委代表杜修经同时来到边界。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主持召开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何挺颖、朱方卿、谭震林、陈正人、刘真、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敏学等,袁德生,杜修经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错误意见,红四军不向湘南发展,继续留在湘赣边界,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打下坚实基础,坚持“工农武装割据”。

中共红四军第三次代表大会1928年7月15日,军委书记陈毅在湖南鄢县沔渡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决定红军大队前往湘南,否定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取消军委,成立前委,陈毅为书记;决定取消党代表制度。

永新九陂村会议1928年8月中旬,湖南省委要红四军往湘东发展的指示信到达边界,于是湘赣边界特委在永新九陂村召开红军连以上干部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特委紧急会议(亦称永新九陂村会议)。会议讨论了应敌的方法和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要部队往湘东的意见,由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三十一团一营配合特委保卫根据地。

桂东唐家大屋会议1928年8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三营到桂东,与红军大队会合。毛泽东在唐家大屋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毅、龚楚、杜修经等。会议总结了分兵后的情况,批评了杜修经将部队拉往湘南的错误,杜修经在会上作了检讨。

中共红四军第四次代表大会1928年8月23日,在湖南桂东县杨岸村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主要内容是:决定红军大队重回井冈山;取消前委,组成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总结冒进湘南的经验教训,严格政治纪律,并请求湖南省委处分杜修经;决定杜修经、龚楚留在湘南,帮助恢复湘南特委,杜修经任书记。

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1928年10月4日至6日,在宁冈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地方和军队100多名代表。会上,毛泽东再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毛泽东起草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大会决议中的一部分;总结了边界斗争的经验,研究粉碎敌人“会剿”的问题;选举产生第二届特委会,杨开明为书记,谭震林为副书记,后因杨开明病,谭震林代理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

中共红四军第五次代表大会1928年10月7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讨论边界党的“二大”有关决议;恢复军委并健全各团党委;恢复党代表制度;为解决经济给养,决定攻打遂川,并成立遂川行委,朱德任书记。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茨坪扩大会议1928年11月2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接到中央6月4日给井冈山的指示信,信中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介绍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肯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11月6日,特委委员、军队和地方的活动分子:朱德、陈毅、何挺颖、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谭震林、邓乾元、李却非、陈正人、王佐农、肖万侠、刘辉霄、谢贵标、刘敌、熊寿祺、杨开明、曹傑、邓允庭、毛泽东、宋乔生、彭祐等30余人参加,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也参加了会议。特委书记谭震林主持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的指示重新组织了前委,毛泽东为书记。随后,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回信,即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11月14 ~ 15 H,在宁冈新城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人员除三十二团一营在永新来不及派代表外,其余各支部均有代表参加。大会通过政治、党务、军事、经济、纪律等问题决议案;决定在全军开展冬季整训;选举产生红四军第六届军委会,朱德任书记。

柏路会议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四、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四、五军军委委员,边界党、团特委常委和边界6县党组织负责人,四军各团和五军各大队的代表,共60余人.大会历时4天。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精神,研究粉碎湘赣敌人的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方针,红四军出击赣南,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内外配合,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同时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会上通过了《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决定四、五军混编。

中共井冈山前委茨坪扩大会议1929年1月,柏路会议后,针对第三次反“会剿”的问题,毛泽东在茨坪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和地方党部分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耐心地说服红五军部分干部留守井冈山,指出了留守井冈山的重要性。会议决定抽调熟悉井冈山情况,又有战斗经验的张子清任红五军参谋长;陈毅安、陈伯钧任红五军参谋。会上,边界特委就党的工作作了汇报。

中共井冈山前委下庄扩大会议1929年1月13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前夕,前委在下庄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人员有前委、特委委员、军队中的部分干部。会议着重解决边界特委提出的问题,决定调何长工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兼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调袁文才、刘辉霄等随红四军行动。会议结束后,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分两路向赣南挺进。

党员教育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是湘赣边界党内存在的两个较突出的问题。它严重地影响了党内的团结, 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了克服这两个突岀的问题,边界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丄是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边界各级党组织经常给党员上党课,各县县委还用举办党团训练班等形式,对党员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和中国革命性质、前途、特点、任务教育;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教育;克服土客籍矛盾及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强调每个党员牢记:“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严守秘密,服从党纪,牺牲个人,永不叛党”六句誓词,把它当作党员的行动准则。引导党员学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使广大党员充分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是由阶级来划分的,不管土籍还是客籍,只要是革命的、受苦的就是一家,土豪劣绅无论土籍还是客籍都是共同的敌人。二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启发教育党员群众,引导大家认识共同的阶级利害关系。引导大家认识:敌人进攻是不分省界、县界、区界的,我们反“会剿”,也不应分省界、县界、区界。在打土豪时不论是土籍还是客籍的土豪,都将他们的罪行公布于众,告诉大家,地主压迫、剥削贫苦农民是不分土籍、客籍的,我们打土豪也不应分土籍、客籍。三是落实政策,保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八月失败”时,土豪劣绅回到宁冈造谣说:“客籍人将要杀土籍人”,使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投敌)。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财物不顾,稻子也不收割。根据这些情况,党和政府宣布保护土籍农民的利益,“欢迎反水农民回家割禾!” “反水农民照样分田! ”四是从组织上采取措施,注意对土客籍问题的解决。为了有利于解决土客籍矛盾,县与县之间经常交换干部,并从部队中选派干部到县担任县委书记。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和边界各级党组织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在斗争中逐步得到解决,保证了井冈山斗争的顺利进行。

在井冈山斗争的大发展时期,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吸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的数量增到 1万以上。“八月失败”时,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给党和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1928年9月以后,开展“洗党”运动。主要方法是:对党员成分加以严格限制。把叛变、投敌、赌钱、贪污、腐化、流氓成性的党员清洗出党;解散问题比较严重的党组织,用重新登记的方法进行整顿;发展和吸收思想进步、忠实、勇敢的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并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党的组织由公开转为秘密。经过这些工作,党员人数虽然减少了,但战斗力反而增强。

政权建设政权创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政权建设经历了初创时期、发展时期、恢复时期、持续时期。

初创时期(1927年10月~ 1928年2月)1927年10月,唐生智、李宗仁军阀混战。边界各县反动军队大部分调离,茶陵县城守敌空虚。毛泽东命令团长陈浩、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工农革命军一团团部和一营及特务连攻打茶陵。11月18日凌晨,赶走了湘东清乡司令罗定和县长刘拔克的守城武装,占领茶陵县城,随即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人民政权——茶陵县人民委员会,谭梓生任县长。县政府按旧衙门制度,升堂审案,脱离群众。团政治部主任兼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写信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评了陈浩等人,指示撤销人民委员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宛希先、何挺颖立即带领部队深入县城和附近乡村组建工会、农会、赤卫队等群众组织。11月28日由工会、农会、士兵委员会选出代表,组成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下设民政、财经、青工、妇女等部门。接着,政府发岀布告,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惩治土豪劣绅,深得群众拥护。

1928年1月4日,毛泽东、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一营和三营的1个连,从宁冈龙市出发进攻遂川。 途中,在遂川大坑打垮肖家壁的靖卫团。县城敌军闻讯后,吓得连夜弃城而逃。5日,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县城。接着,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的游击活动。24日,在县城李家坪召开万人大会, 宣布成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王次淳任县政府主席。会上宣布县政府《施政大纲》。

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亲自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二团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攻克宁冈县城新城,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警卫营和一个靖卫团、缴枪数百,活抓国民党县长张开阳。21日,在宁冈龙市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张开阳,宣布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文根宗任主席。随后,全县成立4个区政府,39个乡政府,并成立赤卫队、暴动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分田运动。同期建立的还有遂川县新遂边陲特别区政府、永新县小江区政府和部分乡政府。边界红色区域面积2600平方公里,人口达13万。

全盛时期(1928年4月~7月)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应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致使边界被国民党军占领1个多月,平原地区均为敌占据。割据区域只剩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茨坪、行洲、白银湖、草坪、荆竹山、下庄和宁冈茅坪、桃寮及九陇山一带的小块山区。6月底,红四军粉碎了江西省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各县红色政权改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永新、鄢县、莲花3个县相继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在宁冈茅坪苍边村召开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鄢县、茶陵等县及红四军的代表,选举产生湘赣边界苏维埃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此时,红色区域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以及遂川、郦县、茶陵、吉安、安福等县的一部分。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 50多万。

恢复与巩固时期(1928年9月~1929年1月)1928年4月以后,当红色割据地区一天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天深入,红色政权一天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天壮大起来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对井冈山方面的行动计划,曾三变其主张。同时还排斥了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 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来到边界,强令红四军调往湘南。毛泽东当即在永新县城召开了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错误意见,并报告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应继续留在边界,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特委书记杨开明,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坚持湖南省委的错误意见,引发二十九团官兵思家情绪,将红军大队拉往湘南。7月24日,红军大队与国民党第十六军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结果,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一部在东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在郴宜被打散,不知所终。同时,边界县城及平原地区概被敌踞,被杀之人和被焚之屋不计其数,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遭到破坏,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是为“八月失败”。“八月失败”以后,白色恐怖布满城乡,红色区域只剩下宁冈的西、北两区、莲花上西区、遂川井冈山区、鄢县青石岗区和大院区。这时,投机分子反水,红色政权也遭到很大破坏。1928 年9月以后,边界在“洗党”的同时,各级政府也进行整顿,清除用骗术钻进政府委员会中的坏分子,同时,加强政府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党组织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1928年9月至11月,红四军先后在遂川、宁冈、永新三战三捷。打破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红色区域恢复到宁冈全县,遂川、鄰县、永新、莲花各一部分,面积为4200平方公里,人口 14万。

后期斗争(1929年1月~ 1930年2月)1929年初,第三次反“会剿”失利,井冈山红色政权遭到很大破坏。同年3、4月间,边界红军第一团粉碎了茶陵、永新、鄱县、宁冈等县反动武装对九陇山军事根据地的联合进攻。这时,永新的小江区、天龙山区,宁冈的九堡、小亚山区,井冈山区的大小五井等地均恢复公开的苏维埃政权,莲花县也恢复红色区域。1929年5月10日,在宁冈古城召开边界党的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根据前委来信精神和东固根据地经验.决定将原来公开割据的形式改变为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形式,边界红色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同年10月,永新、宁冈、莲花3县地方武装攻克永新县城后,工农武装割据除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6个县外,还发展到萍乡、攸县、桂东、泰和、万安等地,形成一大块红色割据区域,为后来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右倾悲观思想,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作,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2月,前委在吉安陂头召开红四、五、六军军委以及赣西、赣南、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组织的工作任务;组成新的前委;决定将赣西、赣南、湘赣边界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属区域成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权设置乡政府的产生程序:由全乡群众大会选举代表,在代表会上选举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中选举常委,常委会产生主席。乡政府下设秘书和土地、粮食、文化、裁判兼肃反、赤卫、财政等若干委员。

区政府的产生程序:由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举常委,常委产生主席。 区政府下设秘书和土地、粮食、文化、裁判兼肃反、赤卫、财政等工作委员会。

县政府的产生程序:由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举常委,常委会产生主席。 县政府下设秘书处和土地、粮食、军事、财政、建设、文化等工作委员会。

湘赣边界政府的产生程序:由边界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选举常委,常委产生主席。边界政府下设秘书处和土地、军事、经济、建设、文化、裁判兼肃反等工作委员会。

政权整顿井冈山斗争初期和中期,党和群众缺乏政权建设经验,在某些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完毕,大权揽于执行委员会,未能充分发挥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作用;区乡政府处理问题往往由主席、秘书等少数人说了算;县政府亦很少开全委会,遇事由常委决定;基层政权机关不够纯洁,有些小地主和富农分子也混进了乡政府,把持一切,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党组织包揽政府日常工作,未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1928年9月开始,边界党对各级政权组织进行了整顿,其内容是:摆正工农兵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发挥代表大会的作用;各级工农兵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避免个人独断专行;消除混进政权机关中的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摆正党和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制定《苏维埃组织法》,使政府工作有法可依。

军队建设红军来源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后,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部队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和铜鼓发起攻击,进攻长沙。在起义部队先后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各路部队到浏阳文家市会合,决定暂时放弃打长沙的计划,沿湘赣边界向南转移.于9月29日至永新三湾。“三湾改编”后,起义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928年5月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团。

袁文才、王佐部队袁文才、王佐原系活动在井冈山和宁冈的两支绿林武装的首领。大革命时期, 这两支部队均参加了革命。: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三湾来到宁冈县古城,即召开古城会议,会议确定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1928年2月中旬,在宁冈大陇朱家祠,袁文才、 王佐部队正式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4月底,袁文才、王佐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1929年3月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一团。5月编为红五军第六纵队。

南昌起义部队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等领导北伐军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0月初,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朱德、陈毅带领从三河坝撤出的部队1000余人,沿湘粤赣边界往湘南转移,领导了著名的湘南起义,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师后,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1929年3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

湘南暴动部队1928年1月12日,朱德等发动和领导了湘南暴动。历时2个多月,先后在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组建工农革命军三、四、七3个师和2 个独立团。此时,唐生智、李家仁军阀混战结束,湘、粤、桂3省军阀纠集7个师的兵力向湘南暴动部队进攻。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率领湘南暴动部队1万多人,分2路退出湘南,向井冈山转移。朱德、毛泽东部队会师后,湘南农军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1928年5月底,除第二十九团外,其余部队奉命回湘南开展革命斗争。“八月失败”时,第二十九团被打散,保留的一小部编入第二十八团。

平江起义部队1928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来到平江,与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取得联系,准备起义。22日平江起义爆发,彭德怀率领起义部队捣毁平江县城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救出被关在狱中的500多名革命干部和群众。7月25日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12月10 日,彭德怀、滕代远率中国红军第五军第四、五2个纵队到达井冈山,在宁冈新城与中国红军第四军会师,对外称中国红军第五军,对内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三十团。

毕占云起义部队毕占云部队原是四川一支绿林武装,后收编为国民党新八军阎仲儒师湘鲁团的1 个营,毕占云任营长。在北伐战争中,毕占云受共产党影响,接受过一些进步思想。1928年8月,蒋介石非嫡系部队全部缩编,毕占云部缩编为1个连。毕占云被降职,受到歧视,军饷和军粮经常短缺,因此, 毕占云非常不满,红军利用俘虏和毕占云内部的共产党员做工作。10月中旬,朱德、陈毅以老乡的身份联名写信给毕占云,劝毕占云弃暗投明。毕占云接信后第二天,便派一名副官专程前来与红军联系,商谈起义计划。随后,陈毅代表红军到遂川县汤湖坏迎接毕占云部126人上井冈山,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特务营,毕占云任营长,陈毅安任党代表。1929年3月,编入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二纵队。

张威起义部队张威原系国民党滇军中一个营长。1928年9月,张威对上级不满,中共莲花县委知情后,立即指示在宜春的地下党员做张威的工作,劝其起义。10月中旬,张威部100余人与莲花红色独立团会合,随后,被编入莲花县红色独立团第二、三连。11月上旬,前委决定将张威的二、三连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独立营,张威任营长。张威牺牲后,独立营编入特务营。 •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暴动队。赤卫队是脱产的地方武装。参加人员是18岁至30岁青年男子。 赤卫队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县政权、配合红军作战,是主力红军兵源之一。暴动队是不脱产的地方武装。参加人员是31岁至45岁壮年男子。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协助红军和赤卫队作战。 军队建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27年9月)这支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领导。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四个团。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兼), 党代表彭商仁,该团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北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和部分平江工农义勇队组成。下辖3个营,1个特务连,计2000余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张明生。该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萍乡、醴陵工人纠察队和醴陵、衡山、莲花、安福农民自卫军组成。下辖 3个营,1个机枪连,1个特务连,约2000多人。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党代表潘心源。该团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一部分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一部分组成。下辖3个营,计 1600余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该团由贵州军阀王天培旧部改编。在秋收起义前向工农革命军诈降受编,起义后叛变。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1927年9月〜1928年4月)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 时,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团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团长陈浩(1927年12月叛变被处决),后张子清任团长,党代表何挺颖,副团长徐庶(1927年12月叛变被处决),参谋长韩昌剑(1927年12月叛变被处决),后朱云卿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宛希先。团以下辖 3个营:第一营营长黄子吉(1927年12月叛变被处决),后员一民任第一营营长,党代表宛希先(兼); 1927年12月,茶陵游击队随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编为第二营,营长谭家述,党代表谢国瑜,该营1928 年2月奉命回茶陵,二营建制随即取消;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后张子清接任团长,伍中豪任第三营营长, 党代表李运启,团直属单位: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后朱建胜任特务连连长,党代表罗荣桓;军官队队长吕赤;卫生队队长曹傑,党代表何长工;辎重队队长范树德。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正式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何长工,副团长王佐,参谋长徐彦刚。下辖2个营,第一营营长袁文才(兼),党代表陈东日;第二营营长王佐(兼)。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会师后组成。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下辖3个师,第十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第二十八团由南昌起义部队与安仁农军组成,团长王尔琢(兼),党代表何长工,参谋长王展程;第一营营长林彪,党代表熊寿祺;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党代表杜松柏;第三营营长肖劲,党代表吴弼。第二十九团由湖南宜章农军与广东乐昌农军组成,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第一营营长朱舍我;第二营营长李光化,党代表胡世俭;第三营营长肖荣标,党代表彭晒。第三十团由湖南桂东、汝城部分农军和水口山部分工人武装组成, 团长刘之至。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因负伤由毛泽东兼代),党代表何挺颖。第三十一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团长张子清(兼),党代表何挺颖(兼);第一营营长员一民,后陈毅安任第一营营长,党代表毛泽覃;第三营营长伍中豪,党代表杨岳彬。第三十二团由袁文才、王佐^15队组成,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副团长王佐;第一营营长袁文才(兼),党代表陈东日(兼);第二营营长王佐(兼),党代表康健。第三十三团由湖南郴县农军组成,团长邓允庭,党代表邙朱权。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党代表邓宗海。第三十四团由湖南耒阳农军组成,团长邙庸,党代表刘泰;第三十五团由湖南永兴农军组成,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一鼎;第三十六团由湖南资兴农军组成,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军直属单位:教导大队队长陈毅(兼);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党代表敬懋修;医院院长曹傑,党代表肖光球;1928年5月下旬, 红四军取消第十二师,设教导大队。5月底,第三十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奉命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于是,红四军取消师的建制,军直辖4个团。

中国红军第四军(1928年6月~ 1929年1月)192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工农革命军改称中国红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参谋长始为王尔琢,后改朱云卿、袁文才。下辖4 个团,第二十八团团长始为王尔琢,后改林彪,党代表始为何长工,后改何挺颖,参谋长始为王展程,后改周子昆;第一营营长始为林彪,后改胡少海,党代表熊寿祺;第二营营长始为袁崇全(叛变),后改肖克,党代表始为杜松柏(叛变),后改程俊;第三营营长始为肖劲,后改陈道明,党代表吴弼。第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参谋长刘之至;第一营营长朱舍我;第二营营长李光化,党代表胡世俭;第三营营长始为肖荣标,后改彭晒,党代表彭晒。第三十一团团长始为朱云卿(兼),后改伍中豪,党代表始为何挺颖, 后改蔡协民;第一营营长始为陈毅安,后改周舫,党代表邙朱权;第三营营长周昆,党代表罗荣桓。第三十二团团长始为袁文才,后改王佐,副团长王佐,党代表始为何长工,后改蔡协民;第一营营长徐彦刚,党代表康健;第二营营长王佐(兼),党代表房灿。军直属单位:特务营营长毕占云,党代表陈毅安;独立营营长张威;军官教导队队长梁军,党代表蔡会文;留守处处长邓允庭;军械处处长宋乔生;医院院长曹傑, 党代表肖光球。

中国红军第五军1928年7月成立,下辖1个师,3个团。1928年10月,红五军与地方武装合编为 5个纵队,一、二、三纵队留在湘鄂赣边界,四、五纵队上井冈山,于12月10日到达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师。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参谋长邓萍。第四纵队队长贺国中,党代表张纯清。下辖的第八大队队长郭炳生,党代表王如痴;第九大队队长黄云桥,党代表朱义敏。第五纵队队长李灿,党代表彭鳌。下辖的第一大队队长周玉成,党代表赵济昌;第十大队队长彭包才,党代表刘之至;第十二大队队长黄龙, 党代表李克如。直属红军学校校长彭德怀(兼)。

战役战斗芦溪战斗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退向萍乡,后得知萍乡有敌军把守,便改道芦溪镇,途中遭国民党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指挥部队将敌击溃,卢德铭中弹牺牲。起义部队伤亡600余人。

大汾战斗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绕道鄢县向湘南转移。10月23日,部队在遂川县大汾遭地主武装肖家壁的突然袭击,部队被拦截成两段,前卫部队第三营由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带领到湖南桂东一带活动,后与朱德部会合;团部和一营一连、特务连由毛泽东带领退到黄坳,接着上井冈山。

新城战斗1928年2月,正当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时,江西国民党军杨如轩第二十七师警卫营潜入宁冈,伙同宁冈县靖卫团盘踞新城。毛泽东得此情报后,一面指示宁冈、永新等地暴动队、赤卫队骚扰敌人,使敌疲惫不堪;另一方面亲自率领一团退出遂川,回到茅坪。2月18日,毛泽东在新城的棋山亲自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团攻打新城,全歼守城之敌,俘敌数百人,缴枪几百支,击毙国民党军营长王国桢和靖卫团长李树滋,活捉国民党宁冈县长张开阳。

五斗江战斗1928年4月底,国民党赣军杨如轩部第八十一团团长周体仁率其主力2个营从永新拿山进军至遂川五斗江北侧,同时抢占了制高点长冈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第二十八团部队投入战斗,红二十八团第一营凭借雨雾的掩护,从左右两侧围攻,攻占长冈山。守山的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后,余部逃向永新。红二十八团乘胜从五斗江追至永新,并第一次占领永新城。

草市坳战斗1928年5月18日,朱德率领红二十八团和红三十一团第一营,急行军130余里奔袭永新县城。19日清晨,当部队进至永新县城与澧田之间的草市坳时,遭遇国民党赣军杨如轩部第七十九团,红军随即向国民党军正面发起猛烈攻击。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战,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团, 击毙团长刘安华。杨如轩率第二十七团1个营向吉安逃窜,红军直捣永新县城。

龙源口战斗1928年6月23日凌晨,朱德、胡少海率红二十九团先占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望月亭, 与国民党军二十七团展开激战并在红三十一团第一营支援下,击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夺回并守住了望月亭制高点。在老七溪岭一侧,当王尔琢、何长工率第二十八团猛攻已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百步墩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五、二十六团,并于午间拿下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 二十六团争相夺路而逃,红二十八团乘胜追击。这里,埋伏在武功潭上的红三十二团第一营和地方武装,在袁文才的指挥下,向白口村国民党军前线指挥所发起突然攻击,捣毁了指挥所,杨如轩被击伤,带着残部向永新逃窜。乘国民党军慌乱之时,红二十八团直插龙源口背后,向新七溪岭包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团(杨池生部)得知老七溪岭2个团主力败退的消息后,慌忙向龙源口方向溃逃。朱德率红二十九团和红三十一团第一营乘胜追击,在龙源口地区,会同红二十八团南北夹击,围歼了国民党第二十七团,龙源口大捷,打败了江西两只“羊”(杨如轩、杨池生)0 以上新城、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四次战斗,在军事上称为打破国民党赣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四次 “进剿”。

第一次反“会剿” 1928年5月2日,蒋介石下达“尅日会剿”的命令。6月,国民党组织驻湘赣两省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会剿”。7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联合发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会剿”。7月初,湖南国民党军吴尚第八军2个师进犯宁冈。红四军三十二团袁文才部利用山险,昼夜骚扰敌人。同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使敌人寝食不安;此时,湖南国民党军接到江西国民党军约其往永新会合的电报,便急忙退出宁冈,向永新进犯。为了造成湘赣两省敌军“剿”而难“会”局面,朱德、陈毅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进攻鄢县、茶陵,迫使湖南国民党军回撤。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克郦县后, 按原定计划攻茶陵,回永新与三十一团夹击国民党在永新的军队。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强行将部队从詠县拉往湘南攻打郴州,先胜后败。当红军大队离开边界时,敌人调集湘赣国民党军胡文斗部6个团,王均、金汉鼎部5个团,共11个团的兵力进犯永新。毛泽东指挥三十一团,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军11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后因敌人得知红军大队在湘南失败的消息,于是分成几路,向红军猛攻。为了保存实力,毛泽东率部主动退岀战斗。8月中旬,在永新县九陂村召开特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返红军大队,三十一团一营留守井冈山。

第二次反“会剿” 1928年8月下旬,湘赣国民党军乘红军大队远在湘南之机,发7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8月30日,国民党湘军吴尚部程泽润师3个团、赣军王均第九师和第二十七师2个师的警卫团进攻黄洋界哨口,何挺颖、朱云卿、陈毅安等指挥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的2个连兵力,发动群众,凭险抵抗,将敌击溃,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在返回井冈山途中,得知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消息,即兴写下《西江月•井冈山》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嘉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9月13日,红军首战遂川,一举占领遂川县城。9月24日,江西国民党军李文彬2个团从泰和增援遂川,刘士毅独立师也从赣州反扑遂川。红四军退出遂川,返回茨坪。10月1日,红四军在宁冈坳头城打伏击战,收复宁冈新城,并摆出进入永新的阵势。李文彬即率2个团增援永新,红四军乘虚第二次占领遂川。李文彬情敌中计,又急忙往遂川增援。9日,红四军避其锋芒,退出遂川,进攻宁冈新城,再战龙源口,立即占领永新城。红四军迂回作战,“三战三捷”,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二次“会剿”。

第三次反“会剿” 1929年1月,湘赣2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在江西萍乡成立“会剿”总部,湖南军阀何键任总指挥,江西军阀金汉鼎任副总指挥。纠集六个旅十八个团兵分5路,其部署是:第一路为李文彬二十一旅和刘士毅十五旅,驻江西遂川县和赣州;第二路为张兴仁三十五旅和周浑元三十四旅,驻泰和、永新2县;第三路为湖南王捷俊部3个团,驻莲花县;第四路为吴尚部1个旅,驻湖南鄱县、茶陵县;第五路为刘建绪部,驻湖南桂东县。敌人大兵压境,红四军决定转战赣南,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留守部队的兵力部署是:李灿率第一大队,徐彦刚率红四军三十二团一连守黄洋界哨口;彭包才率红五军第十大队和大小五井赤卫队、暴动队守八面山哨口;贺国中率第八大队和宁冈县赤卫队一部守桐木岭哨口;王佐率红四军三十二团二连和遂川县赤卫大队一部守朱砂冲哨口;黄龙率红五军第十二大队守双马石哨口;教导队和轻伤员留作机动。各路部队由彭德怀统一指挥。1月26日,战斗打响。湘赣两省国民党军10余个团围攻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守山军民,浴血奋战4昼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29日,进攻黄洋界哨口的国民党军,收买游民陈开恩带路,沿着小溪偷袭黄洋界哨口,李灿部腹背受敌,黄洋界哨口失守。30日晨,八面山、桐木岭哨口的红军官兵,几乎全部牺牲。2月初,彭德怀根据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战前会议的决定,率领红五军500余人突围,往赣南与红四军会合。王佐、李灿等率领红四军三十二团和红五军一部分转入深山,坚持游击战争。 大事要略建立茅坪留守处和医院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在宁冈县大仓村会见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袁文才,袁文才答应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留守处和医院。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村。随后, 由副师长余贲民负责,在茅坪象山庵建立留守处。同时由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和卫生队队长曹傑负责在茅坪攀龙书院创办医院,曹镰任医院院长。

宣布三项纪律、六项注意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荆竹山,向部队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县草林做群众工作时,有些战士借老乡们的门板和稻草的归还不仔细。部队走后,老乡很难找回自家的门板,稻草则遍地都是,乱七八糟,老乡对此很有意见。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于1 月25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宣布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3月,工农革命军到达湖南桂东县沙田坏时,毛泽东总结数月来群众工作的经验,正式宣布“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三项纪律”是: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宣布三大任务1927年1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成立茶陵县人民委员会。该委员会不去做群众工作,按旧政府程序办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撤销人民委员会,建立工农兵政府。12月下旬, 湖南国民党军1个团进攻茶陵,工农革命军因寡不敌众,撤出茶陵。此时,团长陈浩、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企图带工农革命军投靠军阀方鼎英。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赶到茶陵县湖口镇,逮捕叛徒,把部队带回宁冈县龙市。12月底,在龙市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叛徒。在大会上,毛泽东总结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宣布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瓦解敌军,优待俘虏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新城后,俘虏国民党军近400人,部队中出现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甚至乱杀俘虏的现象。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强调加强对俘虏教育的同时,提出了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第一,不准打骂俘虏,不准搜腰包;第二,医治白军伤病兵;第三,优待白军俘虏,俘虏兵到红军后,待遇与红军平等,要求回家的,发给路条和路费,予以欢送。这一政策的提出, 对瓦解敌军起了巨大作用。

井冈山会师1928年3月,唐生智、李宗仁军阀混战结束,集中7个师的兵力扑向湘南,夹击湘南农军部队。面对这种形势,湘南特委强调“守土有责”,主张与国民党军硬拼。朱德、陈毅抵制这种错误,决定兵分两路撤离湘南。一路由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经安仁、茶陵向宁冈靠拢,一路由陈毅率领宜章农三师和郴州农七师经资兴向宁冈转移。4月初,毛泽东得知湘南起义部队向边界转移的消息,决定兵分两路,前往湘南接应。何长工、袁文才率领第二团在资兴与湘南农军第七师会合,并南下滁口阻击向郴州进攻的粤军。随后,退回资兴与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及地方党、政机关人员会合。4月中旬,湘南特委在资兴彭公庙召开会议,研究部队上井冈山的问题。湘南特委负责人杨福壽等人不顾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不听陈毅等人劝阻,执意不愿上井冈山,结果全部被敌人杀害。会后,陈毅、何长工率部退到郦县沔渡与朱德部队会合。毛泽东、何挺颖率领第一团先后在湖南桂东、汝城、郦县击溃尾追湘南农军的国民党军队。下旬,朱德、毛泽东在湖南鄱县会面,随即各自率部队退到宁冈。28日,在宁冈龙市2支部队胜利会师。4月底,在宁冈龙江书院召开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4日,在宁冈龙市召开两军会师庆祝大会,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十六字诀”战术的提出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后,江西国民党军李文彬率2个团攻万安、遂川2县。毛泽东在遂川五华书院召开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听取万安暴动情况汇报,根据红军作战经验,提出“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走我追,敌少我攻”的游击战术。5月,五斗江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又总结红四军作战经验,正式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万安游击队上井冈山1928年9月14日,红四军从遂川县城分兵4路游击,并各组织一行动委员会指挥之。陈毅为东路行动委员会书记,带领二十八团三营游击到万安的罗塘湾一带。在红军的帮助下,万安掀起了新的革命热潮。一个星期后,国民党军李文彬旅和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夹攻遂川、万安红军。陈毅决定红军撤出万安,并建议万安农军上井冈山。于是,万安罗塘一带的农民80余人在游必安的带领下,跟随陈毅部队来到井冈山。这支农军编为“遂万泰游击队”,担负保卫红军医院的任务。 1929年1月,这支队伍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大柏地战斗后,改编为万泰游击队,直到1930年2 月,红四军游击到东固时,万泰游击队才回到万安、泰和坚持斗争。

红五军上井冈山1928年7月25日,红五军在湖南平江县城成立后,接到湖南省委指示:在最短的时期内,造成平江、通城边界的割据,打通湘东与赣南的通道,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取得联系。8 月20日,湖南省委再次指示红五军:要避免与敌军主力作战,并派一部向萍乡、安源与朱、毛红军联络。 8月底,红五军在彭德怀(军长)、滕代远(党代表)率领下,从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因叛徒出卖,遭敌袭击,损失不小,只得折回平江、修水、铜鼓一带休整。9月中旬,红五军运用“欲南走北”的战术第二次进军井冈山。10月,在修水县台庄召开了红五军军委和湘鄂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五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合编为5个纵队。并决定黄公略带领一、二、三纵队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四、五纵队上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在黄公略部的掩护下,彭德怀、滕代远部顺利向南行动。11月20日,彭德怀、滕代远部占领江西万载县,随后进入莲花县,与红四军前来接应的部队取得联系。12月11日到达宁冈县新城,与红四军主力会合。

红四军冬季整训1928年11月14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在全军开展冬季整训。红四军冬季整训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大力开展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毛泽东、陈毅经常给部队上政治课,讲清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道理;第二,整顿党的组织, 健全党代表制度,将红军各级党组织转入秘密;第三,调整军队干部。朱云卿任红四军参谋长,林彪任二十八团团长,伍中豪任三十一团团长,同时,在军队中健全侦察队、卫生队、担架队、辎重队、军需处等各种组织;第四,开展军事训练。

红五军重返井冈山1929年4月8日,前委于都会议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日夜兼程,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冲破敌人的封锁,胜利抵达井冈山茨坪。在茨坪彭德怀分别会见了坚守井冈山的王佐、何长工、陈正人、李灿等人。4月底,彭德怀召开会议,传达了前委指示,介绍了红四军的情况,研究了如何坚持边界斗争的问题。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在茨坪北桥召开军民大会。会后,彭德怀代表前委慰问守山军民,并发给到会群众每人一块银元。5月10日,特委在宁冈县古城召开二届四次执委扩大会议,恢复了特委的工作,制定了湘赣边界游击政纲,布置了长期斗争的任务。

错杀袁文才、王佐1930年1月8日,在遂川县零田土于召开红五军军委、赣西、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在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催促下,会议作出“用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决定。会后,彭清泉又到永新召开边界特委会议,进一步部署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办法。2月中旬,袁文才、王佐部队奉特委命令到达永新县城。袁文才安排在尹家巷22号住宿,王佐安排在尹家祠内住宿。与此同时,边界各县负责人和地方武装相继赶到永新。2月22日,特委在永新开会,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列举袁文才、王佐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袁文才开小差,勾结土豪等“罪状” o袁文才在会上进行辩驳,王佐一气之下拔岀手枪放在桌上与彭清泉对斥。后经劝解相安无事。当晚,特委还请采茶戏班子演戏,又备酒肉款待。这时,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亲自去安福县洲湖乡找到彭德怀,要求红五军派兵增援,解决袁文才、王佐问题。24 日拂晓,红五军第四纵队赶到永新县城,包围了袁文才、王佐部队驻地。天刚亮,朱昌偕闯进袁文才房间,将他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带着连长刁辉林等慌忙往东门逃跑,因禾水浮桥已被拆除,结果王佐被淹死在河里。袁文才、王佐被杀后,其手下谢角铭、王云隆带几十人返回井冈山。谢角铭率部在茅坪、桃寮、大陇一带活动,王云隆率部盘踞在五大哨口之内。3月初,他们联合通电反共。 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沦为白区。 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位于宁冈、郦县、遂川、永新4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90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鄢县的水口,两地相距180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 新城、茅坪、大陇、十都、水口、下村、营盘土于、戴家铺、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到拿山,共计550 里。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等地。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山上要隘均筑有工事。边界党的前委、特委、工农兵政府、红四军军部和医院、被服厂、军官教导队、军械处、造币厂等均陆续设在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内,成为红四军边界斗争的指挥中心。

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位于宁冈、永新、莲花、茶陵4县之交,为4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山上分上九陇、下九陇。上下九陇相距5华里。上九陇有30多户人家,下九陇有10户人家。1928年8月,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二连,在连长张宗逊的带领下到达九陇山,与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一起,在这里筑工事,建医院,并利用当地民房储备粮食、食盐等物资。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在红军第三次反“会剿”与后来湘赣边界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战地工事黄洋界哨口位于茨坪西北面17千米,海拔1343米。黄洋界哨口扼守着从湖南鄢县、江西宁冈上井冈山的要隘。1928年夏,井冈山军民在黄洋界修筑工事,分别控制通往湖南和宁冈茅坪的小路,山顶上设瞭望哨,观察敌情,掩护下面工事。1928年8月30日,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利用山险,发动群众打败湖南国民党军两个团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八面山哨口位于茨坪西北面,海拔1484米。八面山哨口地处江西和湖南两省交界处,控制湖南郦县青石岗上井冈山的小路。1928年5月,井冈山军民在此设立哨口,并修筑3个工事,3道防线和1幢简易哨棚。1929年1月,第三次反“会剿”时,红五军第十大队队长彭包才、党代表李克如率领部队和地方武装200余人把守哨口。1月26日,湖南国民党吴尚第八军炮击八面山哨口,作战中大部分红军工事被炸毁。为了及时修复前沿工事,军民用稻草、被褥铺在工事上,并浇上水,结成冰墙作掩体,继续坚持战斗。30日,敌人攻破八面山哨口,坚守阵地的红军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双马石哨口位于茨坪西南面,海拔1200米。1928年5月,红四军在双马石设立哨口,双马石哨口控制从湖南鄢县和江西遂川方向上井冈山的一条小路,筑有工事和哨棚。第三次反“会剿”时,红五军十二大队守卫此哨口。井冈山失守后,十二大队与红五军军部一起从双马石哨口突围。

桐木岭哨口位于茨坪东北面10千米处,海拔860米。是江西泰和、永新通往井冈山的唯一小道。 1928年5月,红军在此设立哨口,并在附近的风雨亭、石姬窝、小黎坪等地筑有坚固的工事。第三次反 “会剿”时,红五军第四纵队队长贺国中带领第八、九大队和红四军三十二团二营四连在这里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进犯,最后终因敌众我寡撤出阵地。

朱砂冲哨口位于茨坪南面,海拔635米,地势极为险要。1928年5月,红军在此修筑哨口工事,控制遂川通往井冈山的小路。第三次反“会剿”时,守卫在朱砂冲哨口的主要部队是王佐部,王佐部队在朱砂冲哨口多次打退遂川肖家壁地方武装的进犯。

干部培训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1927年2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边界第一所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培养部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第一期学员100余人,由部队和地方选送。教导队由吕赤任队长,下分3个区小队,陈士集、张令彬、张宗逊分别担任区小队长,袁炎飞任教官。教导队主要学习军事,同时学习政治。军事课以军事基本要领、战术训练为主;政治课以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创立政权等为主要内容。毛泽东经常到教导队给学员讲课,要学员做到“三不”:不嫖、不赌、不偷;“八能”:能写、能说、能唱、能算、能刻苦耐劳、能打仗、能生产劳动、能诚实可靠。向学员讲解中国革命性质等重大课题,检阅他们训练程度,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学好本领:教导队除在课堂授课和集中操练外,还组织学员到古城、新城、茅坪一带进行调查,内容有行政区划、人口、阶级、土客籍矛盾、土地占有状况、文化风俗等。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原定3个月的第一期学习班,只办2个多月就提前结业,教导队培养大批军事干部,解决和补充军队及地方武装的指挥人才。

红四军军官教导队1927年12月,工农革命军在宁冈龙市创办军官教导队,吕赤任队长。:1928年 5月4日,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师庆祝大会后,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改称“红四军军官教导队\ 1928 年8月,红四军军官教导队由龙市迁到茨坪,梁军任队长,蔡会文任党代表,周子昆任副队长,陈伯钧、陈士集、张令彬等担任教官。

红军学校1928年冬,红五军上井冈山后,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的基础上,创办红军第一所“红军学校”,彭德怀任校长,王展程、刘之至等任教官,校址设在茨坪。

后勤保障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1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设立防务处,张子清任处长。同年7月, 在茨坪成立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王佐任主任,邓允庭任党代表。防务委员会主管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防务工作,主持召开联防会议,筹措防务经费,组织修筑哨口工事,负责储备粮食,建设医院,调动地方武装,搞好通讯联络等。

红军医院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医院。1928年6月,医院迁至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医院分4个管理组:第一、二组设在大井;第三组设在中井;第四组设在小井,院部设在中井,曹傑任院长,曾志任党支部书记。为了改善医疗条件,同年10月,红四军官兵募捐1000多块银元,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在小井建了一所能容纳300余伤病员的医院,取名“红光医院”。医院的条件很差,药品奇缺。 红军伤病员的生活极为艰苦,每人每天仅有1角钱的伙食费。但是,他们非常乐观,坚持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自编自演文艺节目。1929年1月底,红军第三次反“会剿”失利,敌人窜到小井,将医院烧毁, 并将来不及转移的吴鸿禄、李玉发等130名重伤病员拖到一块稻田里全部杀害。

红四军军械处1928年7月,红四军将工农革命军设在宁冈茅坪的军械修理所扩大为军械处,迁往茨坪。宋乔生任处长。军械处设备非常简陋,只有铁砧、铁锤、钳子、风箱等。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只有20多名打铁工人。军械处运用土办法修理各种武器,制造单响枪、乌铳、梭镖、大刀等武器。同时,还帮助当地群众修理农具。

红军被服厂为了解决红军穿衣问题,1927年底,工农革命军由前委委员、副师长余贲民负责,在宁冈桃寮创办工农革命军被服厂,1928年8月,被服厂迁至茨坪,吸收会缝衣的战士和当地群众为工人。 工匠们用手工制作衣服,后来工农革命军在永新、遂川打土豪时缴获了几架缝纫机。为了配合被服厂生产,在茅坪建立起一个染坊,工人们用菜籽壳、黄梔子、牛眼籽作染料,把白布染成灰色,缝制军衣、军帽、 绑腿、干粮袋、子弹袋等。1929年1月底,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失守后,被服厂遭敌破坏。

•红军造币厂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前夕,广东籍谢荣珍、谢荣光兄弟2人,在井冈山湘洲造“花边”(即银币)谋生。1928年5月,红军请谢荣珍、谢荣光为师,在上井村开办红军造币厂。造币厂的原料主要靠打土豪得到的银器首饰。生产工具主要是火炉、风箱、大小铁锤、铁钳、陶缸等。为了区别于外地银币,造币厂的银币出厂前都要铸上一个“工”字,故红军造币厂的银币又称“工”字银币。 “工”字银元可以兑换“袁大头”。凡是持“工”字银元到公卖处购买东西,价格优惠。造币厂对促进边界的物资交流和粉碎敌人经济封锁起了积极作用。红军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造币厂被烧毁。

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概况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调查研究, 发动群众,开展了多次打土豪筹款子的游击暴动,拉开了边界土地革命的序幕。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宁冈龙市,指责边界没有开展分田运动,毛泽东接受了这条意见。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鄢县中村,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试点工作。随后,在桂东沙田也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前委派毛泽覃到宁冈大陇区桥林乡进行土地分配试点。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和研究边界土地革命的问题,制定了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会后,边界各县、区、乡政府普遍成立土地委员会,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全面展开。红四军首先抽调一批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分赴宁冈葛田、古城、桥林等地开展分田运动。随后又从军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和各县的负责同志集中在永新,帮助分田。毛泽东亲自深入到永新貝西乡塘边开展调查研究,指导打土豪分田地运动。1928年7 月,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和湖南鄢县红色区域大部分土地都分配给了农民。“八月失败”,豪绅地主卷土重来,农民分得的土地又被豪绅地主夺回,出现“农民蒔田,地主割禾”的局面。9月以后,红军收复大片失地,边界各县以区为单位,对分配土地的情况进行复查,有的地方重新分配土地,有效地打击了豪绅阶级的嚣张气焰。12月,边界政府总结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从法律上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农民分得土地,大大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边界群众掀起了送粮送鞋、参军参战的高潮。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井冈山的土地革命。

土地占有状况湘赣边界,地主占人口的5%以下,却占有60%以上的土地。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地主约占80% ₀永新次之,地主约占70%。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60% ₀ 湖南方面,茶陵、鄢县两县的地主占有土地达70% ₒ边界的土地,除地主占有大部分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被祠堂、神会、庙会等占有,称为神会田、仙会田,还有修桥的桥会田等。这些公堂神会的土地,实际上也被土豪劣绅所控制。土地的高度集中,是边界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地主凭借自己手中的土地,利用放高利贷、收地租和地方国民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残酷剥削农民。地租一般在4成以上, 最高达7成。高利贷的利率均在4成以上,有的甚至成倍。许多农民因为交不起地主的阎王债,最后遭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局。

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边界的阶级划分大体分三类: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阶级;中农、贫农、雇农阶级。边界党实行的阶级路线为:以贫雇农为基础,联合中农,争取富农、小地主,打击地主豪绅及其走狗。土地革命的政策:1.没收一切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山多田少的地方,以3、4个乡为单位分配土地。个别地方,也有以区为单位分配土地。2.废除苛捐杂税,保护中小商人做买卖。取消遂川到黄坳的5道税卡,活跃边界市场。3.征收土地税:边界政府征收20%以下的土地税,在遂川、聯县、永新的山区,政府决定免收土地税。4.争取中间阶级。边界分配土地,起初实行全部没收,平均分配的政策,豪绅和中间阶级同时被打击。这种做法,受到中间阶级阻挠。白色恐怖一到、中间阶级反水。1928年底,边界党对待中间阶级的政策由“打击”改为“争取”;“没收一切土地”改为 “没收地主豪绅阶级土地”。从而争取多数,打击最主要的敌人。5.严惩破坏分田的阶级敌人,对那些利用社会地位及家族,恐吓贫农,延长分田时间,或隐瞒土地实数,或自占好田,交出瘦田的地主分子,严加处理。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保证了分田运动的顺利进行。

经济斗争国民党军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禁食盐、 药品等物资运进根据地。由于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与白区的物质交流完全断绝。根据地内出产的木材、茶叶、茶油等运不出去,军民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等物很难送进来,军民生活十分艰苦。官兵每天每人只有5分银洋的油盐柴菜钱,还难以为继。官兵们经常吃的是红米饭、 南瓜汤,有时还用野菜充饥。冬天,许多战士还是穿两件单衣,晚上盖稻草。因战斗频繁,营养不良等原因,红军伤病员增多,但药品奇缺,得不到有效医治。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并没有难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在艰苦的岁月里,广大红军战士还非常乐观,他们传唱着这样红色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子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在反经济封锁中,井冈山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熬硝盐、挖草药,开辟红色好场,官兵挑粮上山,开办公卖处等,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边界的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挑粮运动1928年冬,毛泽东、朱德亲自带领井冈山军民往返100多里去宁冈茅坪、大陇等地挑粮上井冈山。有的挑算筐、有的背布袋、有的将裤脚扎紧挎在肩上,爬山越岭,开展了一场群众性挑粮运动。黄洋界榊树下就是军民挑粮经常休息的地方:有一次,毛泽东在这里问红军战士:“站在这里能看到多远?”有的战士说:“能看到宁冈、永新! ”有的回答:“能看到湖南、江西!”毛泽东启发说:“站在这里不但能看到湖南、江西,还能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o在挑粮运动中,战士们见朱德年纪大,又是军长,工作忙,便想方设法劝阻他挑粮。朱德挑粮的扁担,曾先后两次被战士藏起来。朱德只好请军需处长削第三根扁担,并在上面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坚持与红军战士一起挑粮。

草林i:于场草林土于场是遂川县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有600余户人家,近200多家店铺,80%以上的中小商人经营着百货和土特产。由于豪绅地主的操纵,中小商人纷纷关门歇业,市场一片萧条。1928年 1月1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草林。毛泽东明确提出“保护工商业”和“保护中小商人”,废除苛捐杂税的政策,使中小商人打消顾虑,开门营业,原来冷落的土于场复活了。赶坏的人多达两万,繁荣和活跃了根据地经济。

大陇妊场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湘赣边界党政组织,一方面大力抓紧根据地内的工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决定在宁冈大陇乡建立红色坏场。宁冈县苏维埃政府专门抽调5人负责大陇坏场筹建工作。经过一个月的筹建,1928年7月15日正式开始逢坏,农历二、五、八日为坏日。 开土于这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永新、遂川、鄢县、茶陵等周边各县小商小贩,把布匹、食盐、药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从外地运来,换购土特产品。土于场公平交易,买卖自由,对根据地军民渡过难关起了重要作用。

新遂边陲公卖处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军民急需的日用品,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于1928年夏在茨坪设立了公卖处。下设下庄、白银湖、大井、小井四个乡公卖处。公卖处的货源主要是收购根据地内各种土特产品,同时设法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从白区换回些根据地军民需要的物资。新遂边陲公卖处的开办,有力地促进了井冈山根据地经济的繁荣。

赣西采运处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湘赣边界苏区的经济封锁,原在安源和萍乡工作过的袁德生等人,在井冈山受到毛泽东的委派,于1929年初,在萍乡秘密建立赣西采运处,作为苏区采购转运物资的地下机构。赣西采运处以红军战士、共产党员程海存的父亲,在萍乡城内开设的春和生药店为联络转运点,一方面从外地购进军需和生活必需品;一方面又把苏区的土特产品运往外地。

群众组织工会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湖南茶陵县,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县总工会,谭震林任主席。 接着,宁冈、鄢县、永新、莲花、遂川5个县相继成立总工会。边界各县总工会接受同级党委和前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双重领导。县总工会下设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劳保3个委员会。边界各级工会,积极开展群众活动,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时事政治,提高工人阶级觉悟;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增加工人工资, 保障工人权益;动员工人发展生产,为根据地建设作贡献;动员工人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共青团湘赣边界各县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均建立与发展团的组织。尤其是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有湖南衡阳、耒阳等地一批进步青年随军上井冈山,加强了边界团组织的力量。1928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派湘东团特委书记史训川到井冈山,组建共青团湘赣边界特委,史训川任书记。团特委下辖宁冈、永新、莲花、遂川、茶陵、鄢县6个团县委。县委下辖团区委,乡有团支部。 团员发展到2000多人。共青团举办识字班,刷写标语,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侦察敌情,组织文艺宣传演出,配合红军和赤卫队作战,同时还负责指导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工作。

妇女会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发动群众建立各级妇女组织。朱德、毛泽东会师后参加湘南暴动的妇女干部伍若兰、曾志、彭儒、吴仲廉、段子英等随军来到湘赣边界,加强了边界妇女干部的力量,边界妇女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到1928年7月,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鄢县、莲花6县均成立妇女委员会。 边界妇委会,分县、区、乡三级。县级妇委会,根据各县的不同情况进行选举,设组织、宣传、文化、经济、粮食、土地、青年等委员。妇委会根据妇女的特长,分别组织成宣传队、战斗队、担架队、慰劳队、生产队、 洗衣队。边界妇委会干部和广大妇女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了一批巾帼英雄。

少先队少先队以村为单位成立,13岁至17岁的少年参加。主要任务是宣传鼓动少年参加革命活动,站岗、放哨、配合暴动队进行武装斗争。黄洋界保卫战时,大小五井、大陇、茅坪等地的少先队员踊跃参加削竹钉、摇旗呐喊、煤油桶里放鞭炮。

儿童团12岁以下的儿童参加,以村为单位成立。自备梭镖、木棍。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也参加文艺演出,做宣传工作。

井冈山精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闯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井冈山道路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井冈山道路连在一起的井冈山精神,江泽民同志曾精辟地、科学地把它概括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井冈山精神是无数革命前辈和先烈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拼搏中用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和培育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已经成为历史,井冈山精神则作为具备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穿越时空,永放光芒。

勇于开拓的革命胆略是井冈山精神的关键井冈山精神是伴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而产生、发展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在军事上相继失利,“竟致溃不成军”。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果断决策,摒弃师长余洒度力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军事主张,提岀了“退兵萍乡”的主张,随后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独辟蹊径,引兵井冈,实现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的战略转移, 首创了全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拓了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新道路。毛泽东和秋收起义的将士们,在战事失利,部队严重减员的险恶局势面前,没有一蹶不振,偃旗息鼓,而是百折不挠,重整旗鼓,勇往直前,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

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体现井冈山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井冈儿女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在血与火的阶级搏斗中进行的。井冈山军民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指挥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取得了新城大捷、五斗江战斗、草市坳战斗、龙源口大捷等粉碎赣敌的四次“进剿”,以及永新困敌、黄洋界保卫战、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保卫战等打破湘赣两省敌人两次“会剿”的胜利。在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里,广大军民同仇敌怕,众志成城,浴血奋战,英勇不屈,出现了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红军营长肖劲在龙源口战斗中被敌弹击穿腹部,他忍着剧痛把腹外的肠子塞进腹部坚持战斗,直到牺牲;宁冈县茅坪乡党支部书记谢甲开在“三月失败”中被捕,他面对酷刑,大义凛然,敌人残暴地将他开肚剖胸,挖出心肝,被敌人割去舌头,他就用脚趾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后壮烈牺牲;遂川县西庄乡赤卫队队长曾宝华、妇女主任郭桂英夫妻俩,为保护苏维埃红色印章,守口如瓶,最后连同独生儿子一家三口被敌人活活打死,烧尸毁迹。英雄事迹,不胜枚举。悲壮的历史,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先烈的英名,将永昭日月,千古流芳。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还有一大批留学生、起义军官,他们为了追求革命和真理,自觉地抛弃了优厚的生活环境,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爱情,甚至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这种崇髙的无私的奉献精神,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是井冈山精神的动力井冈山斗争时期,除了严酷的军事斗争外,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经济斗争。井冈山地处边陲,“受资本经济的侵蚀颇迟”,没有现代工业和固定的商业网点,基本上是一种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敌人对根据地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井冈山军民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在吃饭难、缺衣被、少食盐、无药品的状况下,井冈山军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艰苦创业,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在军需工业方面,先后办起了桃寮被服厂、红军军械处、红军印刷厂等;在农业生产方面,组织红军指战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展劳力换工和农具耕牛互助;在商业贸易方面,开辟了大陇坏场,改造、繁荣了草林坏场,沟通了赤白贸易,并制定了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在金融方面,创办了红军造币厂、铸造、发行了“工”字银元、调剂货币流通,稳定金融市场;在医疗卫生方面,办起了茅坪后方医院、小井红光医院。此外,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还开展了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成立了边界竹木委员会、防务委员会,还组织红军将士挑粮上山。边界党和政府由于采取了这些得力措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战胜重重困难,解决了红军的给养,工农红年才得以生存,红色政权才得以巩固。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党、红军与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血肉相依、鱼水共欢的密切关系,不仅军民一家, 而且官兵平等。这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这种团结一致、军民一家的血肉关系,正是井冈山精神内涵的重要特征。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井冈山道路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前,一直是照搬苏联模式,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企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总暴动,达到夺取政权的战略目的。大革命失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中国和苏联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敌人以重兵盘踞在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 山区恰恰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毛泽东正是从中国的这种国情岀发,摒弃了“城市中心论”的苏联模式,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上山”的思想,做“革命山大王”的思想,建立“军事大本营”的思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红色政权“波浪式推进”的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等等,并且对井冈山斗争的丰富实践经验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创立了中国革命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科学地论述了在四周白色恐怖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任何本本上所没有的新思想、新结论。“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终至燎原。这就表明,如果毛泽东同志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不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正是有了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才取得革命的胜利。

坚定不移的崇高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根本正当井冈山的斗争沿着党的正确航道日益发展的时候,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在危难时刻,党和红军内以林彪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又一次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泽东针对这种悲观论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井冈山红色区域的斗争实际,科学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他总结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阐明了湘赣边界红色区域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深刻指出:“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全国政权的取得”。可见,当年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毛泽东,就把湘赣边界的小块红色区域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考虑了,真可谓高瞻远瞩。因为有这种远见卓识,毛泽东坚信“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坚信“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大海上“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是天空中“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婴儿”。这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正是井冈山精神内涵的灵魂之所系。

历史造就了井冈山精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独立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井冈山精神正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孕育而成的。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和投入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只有到了土地革命战争的风暴兴起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从井冈山的斗争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新道路——井冈山的道路,才形成了中国革命精神的最初原型——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培育出来的革命的民族精神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精神必然催生岀新时代的民族精神。中国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后来革命精神的发展则是“流”。此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新时期的“54字创业精神”、“,98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都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延伸和具有时代内涵的发展。这些精神作为一种特定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文化观,一起悟铸和培育成为一种革命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井冈山精神以其源远流长的革命传统,丰富深刻的底蕴和内涵,光辉卓绝的道德人格典范,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成为维系中国过去和现在、历史和未来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国革命的民族精神的源头及伟大象征。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革命传统的总源头,井冈山道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没有井冈山精神和井冈山道路,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出现的种种革命精神,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所熏陶的精神力量,都闪烁着井冈山精神的思想光辉。正如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井冈山时所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当然,对革命传统要继承又要发展。我们应该把革命优良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焕发出的新的时代风貌结合起来,熔铸成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并把它贯注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有力地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井冈山精神是吉安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 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我们一定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为实现具有一个较强经济实力的吉安,一个高效率、快节奏、迅速崛起的吉安,一个“三个文明”并进,和谐发展的吉安,与全国人民一起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井冈山精神研究和宣传活动研究机构江西省井冈山精神研究会1995年成立。至2009年4月共召开了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研究会理事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当选会长,沈谦芳(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等9人当选副会长。

井冈山大学井冈山精神研究所2005年成立。2008年改为井冈山研究中心。有专职研究人员8 人,兼职研究人员8人。

井冈山市井冈山精神研究会2006年11月9日成立。其成员24人,原井冈山管理局党工委书记、 井冈山市委书记王晓峰兼任会长,副会长共10人。

研究成果 《井冈山精神研究》1993年7月,江西省井冈山精神研究会等3单位合编的专著。全书17万字, 分为8章26节,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全面论述井冈山精神的专著。

《弘扬井冈山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建设》1997年9月,江西省井冈山精神研究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让井冈山精神代代相传》1999年3月,韩京承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井冈山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1999年10月,刘孚威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2003年11月1日,江西省委研究室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岀版。 《井冈山精神》2005年1月,黄宏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弘扬井冈山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2005年5月,井冈山市井冈山精神研究课题组编,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井冈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2006年,罗学谓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井冈山精神》2007年,刘孚威编,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作序,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 39万字,分为5章18节。

纪念活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纪念活动1987年10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暨吉安地委邀请当年的井冈山老红军曹里怀、曾志、欧阳毅、彭儒、李立、陈云中等及外省来宾85人和井冈山军民数千人,在井冈山茨坪隆重召开庆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江西省委和中共吉安地委主要领导出席并主持大会。此日下午,参加60周年纪念活动的省、地主要领导,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基本陈列修改工程竣工举行剪彩仪式并参观新展示的陈列内容。13日上午,省、地主要领导和回山的井冈山老红军及一千多井冈山军民,在北山烈士陵园参加了雕塑园的开园剪彩仪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70周年纪念活动1997年10月16 ~ 17 0,地区在井冈山隆重举行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70周年大会,并举行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揭牌仪式。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自筹资金103万元,对井冈山革命斗争史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以崭新的版面展陈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70周年。同时,还在二楼增设了“千里来寻故地——井冈山老红军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重上井冈山”的专题图片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纪念活动2007年10月27日上午举行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致辞。省长吴新雄主持会议。吉安市委书记黄建盛、老一辈革命家后代代表毛新宇在会上分别发言。与会代表共2000余人。纪念大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岀席新落成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井冈山一号工程——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开馆仪式并揭幕。省委副书记王宪魁主持仪式。出席开馆揭幕仪式的共4000余人。

宣传活动井冈山除正常利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北山烈士陵园”、“革命旧址旧居”等对上山参观、学习、 考察者进行井冈山精神宣传教育外,还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机关、部队、大专院校、大型展览、专题报告会等宣传活动。

大型展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经中宣部、中共江西省委批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中共吉安市委、吉安市人民政府、中共井冈山市委、井冈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井冈山精神”大型展览。2003年11月15 ~30日在首都国家博物馆举行首展,参观人数达12万人次。党和国家领导人吴官正、李长春、刘云山、贺国强等参观了展览。2003年12月16日,在天津科学技术馆展出,历时一个月,参观群众达11.8万人次。2004年3月22日至4月22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云居山烈士陵园展出,参观人数达5万余人次。2004年6月5 ~ 15日,在浙江省嘉兴市博物馆展出,参观人数达3万人。2004 年10月19-28日,在南昌展出,10天共接待观众10万多人。

专题报告1990年内,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应邀先后在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总工会、中纪委、监察部、 公安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气象局等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作井冈山斗争史专题讲课,累计听众达 15400余人。1991年内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应邀先后在国防大学、南京军区、江西省军区、驻港部队、上海警备区、南昌陆军学院、总参大学生训练基地、海军工程大学等32个师以上部队作井冈山斗争专题讲课,听众达11.4万余人。1991 ~ 2008年,井冈山精神报告团应邀赴省内外的西安、长沙、武汉、昆明、广州、深圳、沈阳、郑州、杭州、南昌、赣州等地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作井冈山斗争专题讲课 500多场,听众达140余万人次。

中国红歌会•放歌井冈山从2006年10月1 ~7日,江西电视台与井冈山市政府联合举办首届 “中国红歌会•放歌井冈山”活动,至2008年共举行了 3届。通过唱红歌,弘扬了井冈山精神,弘扬了党的革命传统。 大型影视歌舞放映演出2007年,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江西省委宣传部、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纪委宣教室联合出品,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工团、江西电视台和中纪委电教中心联合摄制,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邵钧林编剧,金韬任导演,王霆、王伍福、潘雨辰等主演的36集电视连续剧《井冈山》在中央电视台播出。2007年6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同济大学、井冈山学院联合创编的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在省内外演展。2007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创作,江西省井冈山歌舞团上演的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至2008年底,在省内外演出360余场。2008 年10月6日,大型实景歌舞剧《井冈山》,在井冈山拿山山野剧场开始演出。该剧场是由北京华严文化投资公司和香港中华文化交流协会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所建10万平方米的山水剧场和国内迄今最大的室外灯光音响工程。该剧以井冈山革命斗争史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内涵,600余名红军后代以原生态的演示手法,在井冈山拿山的山水实景之中重塑了井冈山人民的战斗历程。演出分为血、旗、灯、情、火、路 6个章节。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作过报道,中央电视台3套“文化访谈录”节目作过专访。中央和省市其他媒体及许多网站,也作了相关报道和介绍,给予很高评价。

二、东固革命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东固位于赣中南,以吉安县东固为中心,北至吉水县水南、白沙、永丰县罗坊;西至吉安县富田、泰和县中洞、桥市; 南至兴国县崇贤、枫边;东至永丰县潭头、沙溪、上固、龙冈、君埠,形成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 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东固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9月开创至1929年11月成立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止。为期两年零三个月,经历了创建、巩固和发展三个阶段。

东固革命根据地独立存在的时间不太长,地域范围也比较小,但东固革命根据地独特的斗争形势却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宝库,是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齐名的“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据地。是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尤其是1929年1月红四军游击赣南累战失利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朱德率红军转战到东固革命根据地,得到东固人民及红二、 四团的掩护,有一周以上的休息整顿,补充给养,使红四军重起雄威。这不仅在红四军发展史上有重大作用,而且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形成根据地的确定东固位于吉安的东南部,介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之交。以东固号这个盆地为中心,纵横 30多千米。全境崇山峻岭,地势险要。东有雄踞三县之边的太乌山、难于攀援的仙平峰,南有高大如屏的方石岭、险峻峭拔的鸟仙岭,西有高插云端的白云山、怪石嶙峋的观音崖,北有形势险要的东固岭。西南有富有神话色彩的天马山、人称“一步只能爬九寸”的九寸岭。东南有“狐狸十八歇”,更是山陡难登, 传说狐狸过山也得歇上十八次,故有此名。鸟瞰东固,群山环抱,峰峦重叠,地势十分险要。就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分布着南龙、黄沙、三采、安东、六渡、螺坑、大龙等十多个小村落。其中,养军山是个大山中的小盆地,住有二十多户人家,垦有一二百亩田地,名副其实,是个屯军养马的好地方。东固地区山高路陡,关隘甚多,交通很不便利。周围仅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无论通过哪一条道进山,都要攀越大山,穿过隘口,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山高路险官府远,反动统治往往鞭长难及。东固具备创建革命根据的地理条件。

东固人口 15万人,土地22000余亩,盛产粮食,茶油和竹木,堪称粮油之乡。但是,绝大部分田和山都被豪绅地主霸占,豪绅地主利用地租和高利贷残酷盘剥农民。这里穷苦农民的祖先大多是从闽粤逃荒要饭过来的客籍,耕种地主的土地,受尽豪绅地主的剥削掠夺,被逼得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广大贫苦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而且,东固地区内部的阶级构成比较单一,阶级矛盾比较集中,容易形成农民团结一致的战斗群体。更重要的是大革命时期吉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为东固造就了一批土生土长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东固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革命后,东固成为邻近几县革命斗争的联络点,特别是城乡暴动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东固成为革命力量的储存地。 因为东固具备了这些优越条件,所以赣西南特委选择东固作为革命斗争的中心之一。在赣西南,东固是最早开辟的一个得到巩固发展的革命根据地

建立党组织东固地区早在大革命时就有党的活动。1925年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吉安、兴国就有了党领导的总工会和农会等组织。1926年,东固籍共产党员赖经邦受党组织委派以吉安县教育局巡学员身份和另一位东固籍的共产党员高克念,以巡学为名回到东固,进行秘密建党工作。他们以涧东书院为据点,向青年教员和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先后吸收了教员刘经化、汪安国、汪云从和蔑工李会风等人入党, 于1927年2月秘密建立了东固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同时成立了九区农民协会。从此党小组通过农会这一合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用县农协拨给九区农会的九支长枪组织了农民自卫队,积极领导农民向豪绅地主展开斗争,斗争锋芒直指作恶多端的富田大土豪王初曦。农会向吉安县政府控告,请求严惩王初曦,农协的正义要求得到了吉安县县长周庭藩(共产党员)和当时驻吉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的支持,立即将王初曦捕押送县,囚禁一月余。这一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威风,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与此同时,东固邻近的永丰、吉水、泰和、兴国等县都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广大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等组织,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6年11月, 吉水县水南区农协带领四五千农民捣毁了水南天主堂,痛打意大利神父雷元照,罚款5000元银洋;白沙区农协组织农民捉拿大土豪罗广森、周仁游街示众,罚款3400元银洋。1927年5月,永丰、吉水两县农民武装联合行动,消灭了盘踞在吉水冠山一带的北洋军残部,俘敌8名,缴获银洋600多元。7月,方志敏来到吉安指导农民运动,号召农民坚决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这些斗争为建立东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陷于白色恐怖之中。8月6日,吉安反革命政变, 国民党驻吉安第八师师长朱世贵,诱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组织负责人,惨杀中共党员、吉安县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农民自卫队队长钟祥钦和县商会会长晏燃三人,同时封闭工会、农会等各种革命群众团体,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受到挫折。然而,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纷纷从城市秘密转入农村和山区,坚持斗争。东固的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刘经化、汪安国等人,几经曲折,由吉安潜回家乡东固,继续进行秘密革命活动。

1927年9月,遵照上级党的指示精神,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等人经过二十余天的秘密准备,在东固敖上段蔚林家中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到会的有赖经邦、高克念、刘经化、汪安国、曾炳春、汪云从、段蔚林、胡鸣岗、罗东天、戴希贤、黄启绶、李会风等十二人。会议由赖经邦主持,会上大家激昂慷慨, 坚决表示:“不做怕死鬼、要当革命人” o大家分析了当前形势,摆明了东固的有利条件:1 •东固的地势险要,有高山峻岭,易守难攻;2.这里离反动势力中心吉安城很远,易于积蓄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势力;3•东固处于兴国、泰和、永丰、吉水等县交界处,便于沟通邻近各县革命力量;4.东固地区的群众是被人歧视的弱小民众,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愿望;5.本地的反动力量薄弱;6.有斗争经验丰富、工作能力过硬的坚贞的革命知识分子作领导骨干、能与劳动人民融洽为一体;7.东固地区范围内有大小山沟山窝千多个,可以隐蔽革命力量,又可以同反革命武装周旋;8.“天下敌我者是辅我也”,有大敌王初曦在东固的大门口,可以时时促使我们提高警惕,加强斗志。这些都是有利于对敌斗争,有利于发展红色政权,巩固红色政权的优越条件。最后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第一,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决定成立中共东龙支部, 以确立领导核心,为开展革命活动奠定组织基础。会上选举赖经邦为支部书记,支部之下暂设立五个党小组:敖上小组,由段蔚林负责;东固小组,由刘经化负责;江口小组,由戴希贤负责;南龙小组,由罗乐天负责;安乐小组,由汪安国负责。各小组在支部领导下,深入群众,物色可靠对象,各自向四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政治宣传,组织群众起来打土豪,筹款子。第二,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决定在党支部领导下,由赖经邦、曾炳春、刘经化、汪云从、李会风等五人负责,在原九区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尽快组织起来成立东固农民协会,以便通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团结广大农民,组织领导抗粮、抗债、支援革命军, 并通过农民协会的活动,培养和考察入党对象。第三,建立革命武装。决定收集大革命时期原九区农民协会的九支枪,成立工农军,归东龙支部领导,派段蔚林前往永丰县丝茅坪争取“劫富济贫”的段月泉、段月忠兄弟的武装全部带来东固,并以段月泉为副队长,增强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活动。会议结束的当晚就开始行动,贴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抗租抗债抗税抗息”等标语,并将敖上的一个反动地主和一个公开反对农协的地主狗腿子立即捕来处决,以此显示农协的威力,大力鼓舞了贫苦农民的革命斗志, 打击了统治阶级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敖上会议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为东固暴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部署,是开创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东固暴动 1927年10月,东龙党支部根据敖上会议的决定,着手组建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在敖上成立了东固最早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赖经邦任队长。接着,进行争取以段月泉为首的“三点会”绿林武装的工作。 段月泉又名段起风,永丰县芹菜坑丝茅坪人,岀身贫苦,做过长工,读过三四年书,学过武艺,力大惊人, 因受地主迫害,参加“三点会”,当上头领。段月泉的三哥段月亮是赖经邦的姐夫,段月泉又是段蔚林的堂弟。因此,东龙党支部通过段月亮和段蔚林几次劝说段月泉改弦易辙,参加革命,赖经邦用革命道理开导段月泉,申明大义,把这位“只服天管”的绿林好汉说服了。10月底,段月泉率部20余人从兴国县娱蚣山到东固参加工农革命军,段月泉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副队长。东龙党支部,在建立和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同时,积极准备暴动。11月初,曾炳春探得吉安城国民党驻军调防,城内空虚,东龙党支部当机立断,抓住有利战机,举行暴动。1927年11月12日,由赖经邦、曾炳春、段蔚林、段月泉等率领60多名工农革命军连夜奔袭富田,捉拿罪恶昭著的大豪绅王初曦,暴动队伍到达富田王家村时,王初曦早已闻风而逃,仅抓获其弟王良照。工农革命军抄了王初曦的家,把财产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宣传贫苦农民要团结起来,跟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这一行动震撼了靠近东固的邻县,特别是富田到吉安城的新安、新号、陂头、值夏、永和等地。暴动队伍大胆地挺进到距吉安城仅20千米的永和坏,筹得军饷近万元。接着又游击到吉水县水南,收缴吉水豪绅地主枪支16支,于26日返回富田。暴动队伍在富田宣传工农革命的伟大意义,控诉反动派王初曦的罪恶,发动富田群众起来革命。同时还召集富田地区的缝纫工给暴动队伍做了百余套军服,然后凯旋回师东固。

武装割据扩展东固暴动胜利,使东固工农革命军声威大震,邻近绿林首领纷纷投奔。泰和县紫瑶山的孙道发、永丰县良村民团首领梁一杰、东固三彩“三点会”头人曾金山都先后带人带枪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东固工农革命军不断在邻县边沿山区开展游击斗争,组织农协,打土豪筹款,发展了这一地区的农村武装斗争。 东固根据地的创建成了周围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1928年上半年,四周附近的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斗争,不断前往东固取经求教。东固工农革命军对各地农民武装有求必应,主动支援,大大加强了东固与边界各县的联系,推动了附近各县武装斗争的开展。在东固北面,工农革命军的武装活动扩展到吉水县的罗沆坑、水南、白沙和富田花岩等地,帮助地方建立秘密党小组,参加了白沙、水南暴动和捕杀反动武装红枪会的斗争。在东固南面,工农革命军的武装活动扩展到了兴国枫边、西林、崇贤、大龙等地, 进行了抗租、抗粮、抗税、抗债、抗息的武装斗争,将武装暴动引入兴国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从此兴国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革命很快影响到兴国、于都、宁都广大地区。1928年3月,第七纵队应于都党组织邀请,派出詹天龙、梁人杰带领队伍前往于都桥头支援农民暴动。在东固东面,工农革命军在永丰县的潭头、芹溪、沙溪一带秘密组织农会,帮助建立党小组,组织了芹溪、潭头和沙溪暴动。在东固西南,工农革命军在泰和中洞的伯佐、诸贤坑、桥市等地成立了农协,制定了“三抗”、“五抗”斗争策略。 与此同时,于都桥头、万安等地党组织领导的暴动失败后,将这两支革命武装的部分人员都转移到东固进行休整,学习东固革命武装经验。东固党组织和东固工农革命军通过几个月的英勇奋战,在以东固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取得了极大成功,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乡村农协、扩大革命武装,使这块五县交界之处, 变成了革命的红色区域挺然屹立,标志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形式。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三上井冈山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组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第九纵队到红二团成立,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一直想方设法打通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从1928年初春开始,先后三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给毛泽东和朱德,介绍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每次都胜利完成任务,并带了回信到东固。这是促成1929年2月红四军与红二、红四团在东固会师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东固革命根据地联络员刘岱后来在《东固送信到井冈》一文中回忆:“1928年初开始,我随东固游击队的一个排长和一名战士曾先后三次送信上井冈山给毛委员,并且每次都取了回信带回东固。 第一次是在1928年2月,我们一行3人,都穿老百姓便服,每人随身带上枪和手榴弹,从东固出发,结果胜利完成任务后回到东固。第二次是1928年农历6月间,我们一行装扮成卖牛的,那时因我年纪最小、 穿上便服、牵头小牛,样子像极了,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我们从泰和桥头岗出发,把信送给了井冈山上的朱毛等领导人。1928年农历10月,东固领导人第三次吩咐我们送信上井冈,任务照样完成得不错。” 毛泽东就是从刘岱等人的口信中对东固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的了解,因而在部队危急之中,选择了东固革命根据地作为休养生息之地。

组建地方红军 1928年1月,江西省委为加强赣西南武装暴动,决定撤销赣西、赣南特委,在赣州成立赣西南特委, 王为宪任书记,并成立赣西南革命委员会。2月,新成立的赣西南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将东固工农革命军与永丰、吉水的农军合并,并吸收吉安、吉水、永丰等地工农群众参加,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七纵队,赖经邦任党代表,吴江任纵队长,曾炳春、柏金善任秘书长。下设三个区队和宣传队、运输队等。 第一区队指导员朱继武,区队长梁人杰;第二区队指导员郭梅,区队长肖大鹏;第四区队指导员邓知非, 区队长杨金芳,全纵队150余人,80多支枪。与此同时,经赣西南特委批准,以吉安县延福地区李锦云等人组建的油田、塘东的工农游击队为基础,吸收吉安、吉水、分宜等县部分游击队和赤卫队,组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李育青任纵队长。3月,第九纵队奉特委之命调入东固整训。第七、第九纵队在永丰岭村会师,省委派詹天龙、叶天雷、金万邦等人前来加强东固革命的领导,成立七、九纵队总指挥部。叶天雷任总指挥,詹天龙任党代表,赖经邦任参谋长。七纵队队长段月泉,党代表詹天龙(兼),九纵队队长李韶九,党代表金万邦。七、九纵队以东固为据点并肩作战,不断扩大游击区域,东到南龙,西到南沆、三彩,南到螺坑及兴国的大龙、白石,北至九寸岭、大坑、富田,纵横三四十里,都是七、九纵队的活动范围。继七、九纵队组建后,特委于吉水白沙一带收编原北洋军残部何金山等近百人,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八纵队,何金山任纵队长。但何金山对革命没有认识,打家劫舍恶习未改。5月,何金山勾结土豪劣绅叛变革命,被部下打死。经特委批准,以武力处决其首领,分编部队,取消番号。1928年9 月,七、九纵队奉令调往吉水阜田整训。在整训期间,在赣西特委负责人鄢日新、李文林主持下,两纵队合并,正式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党代表,段月泉任副团长,袁振亚任政治部主任,刘泽民(即刘沛云)任参谋长。下辖四个连队、一个政治宣传队,全团共300余人。红二团成立党委, 隶属赣西特委。自红二团成立后,赣西特委以东固为后方根据地,将笨重的东西和粮草等放在东固,李文林率领主力部队,向50千米以外的地方出击,进一步扩大活动范围,战斗目标是大力扫除周围大镇子与县城的靖卫团。一部西出吉安、吉水、赣江沿岸城镇,其他或东向龙冈到广昌及福建边界一带,或南往兴国、于都、宁都到石城,或北去永丰、乐安,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帮助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帮助发展区乡政权与农民协会。1928年12月底,红二团回到东固,进驻养军山。到1929年1月初,红二团发展到800 多人。与此同时,在赣南地区建立了几支革命武装。1928年3月,赣南特委负责人肖韶、钟声楼、朱学玖等,在于都北部的桥头地区建立一支赤卫队。6月,赣南特委以桥头赤卫队为基础,在兴国东村建立江西红军第十五纵队,钟声楼任队长,朱学玖任党代表。1929年1月,又在兴国的寨脑将兴国、于都的游击队组建为江西红军第十六纵队,钟先桐任队长,张文焕任政委。2月初,赣南特委领导的红十五、红十六纵队和赣西特委领导的红二团在兴国莲塘会师,根据斗争形势需要,赣西、赣南两特委决定,以红十五、红十六纵队为基础,加上周围部分红色地方武装,由红二团抽出100多名干部战士,组建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段月泉,政委金万邦,参谋长黄志道(即刘沛云)。红二、四团成立后,在李文林的领导下,创建了秘密割据的形式,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以东固、延福根据地为依托,用波浪式的推进策略,把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人民军队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粉碎“五县会剿”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崛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赣西南的统治。国民党军及地方反动武装无比憎恨,企图消灭东固革命根据地。大土豪王初曦纠集富田、新安、新坏、陂头、值夏等地豪绅地主,购买武器,组织100多人的“五市联防”反动武装,几次进扰东固革命根据地,但找不到红军七、九纵队和革命组织的踪影,只能烧屋抢劫搞破坏。此时,永丰石马、吉水水南的地主武装“红枪会”相继侵犯东固。1928 年5月,兴国枫边、崇贤靖卫团和泰和天符庙靖卫团几次联合进袭东固,大肆抢劫民财,屠杀工农。正值东固革命根据地赤白斗争日益尖锐残酷,七、九纵队保卫东固革命根据地处于艰苦斗争之际,为了保卫和巩固东固革命根据地,加强对赣西南武装暴动的领导,江西省委把赣西南定为全省暴动的重点区域, 派出不少军事政治干部加强东固根据地领导。1928年5月,在东固专门成立了赣西南行动委员会,刘士英任书记,肖韶、丘倜、詹天龙、赖经邦等人任委员,专门指导赣西南各地的武装暴动。东固根据地军民面对“进剿”,严加防范,东西南北各隘口均设紧哨,一有情况,即鸣号报警。1928年6月30日,赖经邦率领第七纵队和东固数百名群众攻打兴国枫边靖卫团,捣毁靖卫团的巢穴,但在追歼残敌中遭遇伏兵,赖经邦不幸被捕,惨遭杀害。这位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赖经邦牺牲后,段月泉率队伍痛歼了枫边靖卫团,枫边贫苦农民纷纷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举行暴动。1928年7月初,延福地区油田靖卫团为非作乱,第九纵队奉令调回延福保卫红色政权,油田靖卫团首恶彭家瑶、周芝梅等恐慌万分,纠集安福枫田靖卫团与朱世贵一部敌军共几百人,企图消灭九纵队。九纵队在延福党组织配合下,依靠当地人民,在洪塘村背松林与敌交战,当场击毙彭家瑶,缴枪几十支,旋即攻打固江靖卫团获胜, 缴枪30多支,部队得到扩大。九纵队返回延福不久,兴国大龙、崇贤支部负责人谢云龙派李挺到东固求援,党代表曾炳春率领第七纵队前往协助崇贤暴动。崇贤人民在七纵队密切配合下,公开举行武装暴动,活捉并处决了恶霸罗爵高、罗镰扬,击毙了靖卫团长曾文绚,没收了恶霸地主邹瑞槐的浮财分给贫苦农民,取得了崇贤暴动的胜利,从而拔掉了东固南面这个反动据点,进一步加强了东固与兴国之间的联系。侵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靖卫团,一个个被东固军民合力击败,东固革命根据地不仅没有压垮而且愈加强大。于是,反动派更加丧心病狂地拼凑力量“会剿”东固。发动了所谓“五县会剿”,大规模地向东固进攻,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反动派组织联合指挥部,由吉安县县长邹松任总指挥,兵分四路,同时向东固扑来。七纵队见敌人众多,来势凶猛,退驻养军山,待机歼敌。敌人进入东固骚扰了 20 余天,毫无收获,便玩弄“招抚”阴谋,企图诱骗七纵队出山,一举消灭。党组织当机立断,将计就计,一面派些老年下山与邹松谈判,佯言接受改编,约定下山时间和接洽地点,一面积极部署兵力。下山那天,第七纵队兵分三路临近东固坏时,敌人正在吹号集合列队迎接。第七纵队发起猛攻把敌人重重包围,敌人乱成一团,纷纷争先逃命。邹松与吉水靖卫团长郭子高被地主孙修伦兄弟营救逃出,其余敌人被歼灭, 所谓“五县会剿”以敌人彻底失败而告终。从此,国民党军再不敢贸然侵犯东固革命根据地。第七、第九纵队积极地游击在根据地周围的边沿山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和地方武装,使得东固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赣西南人民斗争的一面旗帜。

党组织和政权壮大 1927年9月,敖上会议决定成立东龙党支部后,东固党组织的建设也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展而不断巩固发展。江西省委和赣西特委、吉安县委也密切关注东固党组织的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和关心。1928年2月,在东固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龙区委,高克念任书记,下辖东固、敖上、江口、南龙、安乐、六渡、三彩七个支部,有党员50余名。1928年10月,东龙区委改为东固区委,刘经化任书记,下辖东固、富田、水南、白沙、崇贤、枫边、潭头、沙溪等20多个党支部,党员300余名。 到1929年初,整个赣西地区党组的建设,东固区委居首位。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东西宽34千米,南北长60千米。东起永丰沙溪,西至富田陂下,南起兴国崇贤,北至吉水白沙;还包括兴国、宁都、于都、永丰、乐安、吉安、泰和等地的游击区域,东固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发展时期。1929年5月,赣西第一次党代会在东固召开,大会为贯彻党的“六大”精神,作出了《加强政权建设和加速土地革命大纲》的政治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特委,冯任当选为书记。赣西特委进一步加强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和红二、红四团的政治、军事建设。在中共东龙区委成立的同时,农会组织也迅速发展,先后成立了东固、南龙、敖上等24个农协,发展会员4000余人。“一切权力归农会”,党组织通过农会行使政权机关的一切权力, 管理农村一切行政事务。1929年7月,根据赣西特委的指示,东固成立革命委员会,傅月照任主席。从此东固红色政权由秘密走向公开。一些群众组织,少共委员会、拥护红军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职工联合会等应运而生;成立了赤卫队,下设快枪队、土枪队、土炮队、给养队、侦探队、交通队、救护队等。10 月,在东固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东固区苏维埃政府,罗宗清任主席,下设财政、军事、社会保险、 教育四部和土地、人民审判委员会。三彩、安乐、南龙、江口等23个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同时,赣西革命委员会成立。11月召开赣西临时工农兵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100余人,成立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1930年2月又召开赣西县区苏维埃代表联席会议,正式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先后担任赣西革命委员会主席、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至此,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赣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

经济和文化建设反动派对东固革命根据地不仅进行频繁的军事“进剿”,而且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东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采取各种措施,建立和完善相关经济服务机构,创办和完善文化教育卫生设施,使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有声有色,成效显著。

土地革命东固红色区域的土地革命,从“三抗”、“五抗”开始。1927年10月,在共产党员赖经邦、曾炳春、刘经化等领导下,在九区农协的基础上重建了东固农民协会,发展了大批农协会。东龙党支部通过农民协会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浮财、烧地契、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29年7月,东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分配土地。当时东固农民“已相当认识土地革命之意义”,不断提出对土地的要求。革命委员会通过各群众团体,广泛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和政策,大造声势,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根据《兴国土地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和公共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分配的原则是:以乡为单位,按土地肥瘦分甲乙丙三等拉平。凡本乡区人民,不分性别,三岁以上的均为一人头,按人头平分,土地所有权则归乡苏维埃政府。在土地分配方针确定以后,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负责查实登记土地数量,划分土地肥瘦等级,调查统计人口数目,计算分田标准,酌量肥瘦,分配到户。从事手工业的工人分半份,码头工人、矿山工人不分田。分田的结果,最少的乡每人分田3 •亩以上。竹木、山林则归乡苏维埃政府管理, 农民每年作一次无代价的修山;收获的茶油,廉价卖给根据地区域内的人民。孤儿寡妇,由所在乡负责其全部生活费用,但寡妇年在30岁以下者,劝其择配;31 ~50岁者,劝其学习工业。土地革命使东固人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分得土地后精耕细作,施足肥料。农会干部带头搞生产,农会奖励发展农业生产者,各自然村组织生产小组进行互助互耕, 并且开展组与组之间竞赛,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产量不断增长,亩产增至300斤以上,平均增产幅度达 50%。

淘金坑兵工厂 1927年10月,在敖上建立东固第一支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革命的武装队伍急需武器,但筹款购买“洋”式枪弹,或从敌人手上夺取枪支弹药,不甚容易,于是自己制造枪支弹药便成了当务之急。党组织派谢云龙负责筹建兵工厂,1928年春着手筹建。兴国、吉安、泰和三县交界的白云山下的淘金坑,属吉安县东固境内,地处偏僻,加上白云山高山峻岭,古木参天,道路崎岖,行人稀少,群众基础较好。经过再三研究,东龙区委和第七纵队决定将兵工厂设在淘金坑。经费的筹集,一是由筹建人和工作者自愿地无偿捐款;二是规劝或强制地主、豪绅“捐款”,这一项资金来源是主要的;三是由上级党组织拨款。资源的来源,除铁和硫黄从外地购买之外,硝和木炭都是就地取材自己制作。铁是收购当地农户的破铜烂铁和从外地购进的生铁;木炭是组织人员到附近深山密林中砍伐树木烧制而成;硝则是组织人员挨村挨户去打扫老年房屋的碱土,进行洗滤熬炼和提取。在简陋的条件下,建立了由铁工厂、熬硝制火药厂、木炭场以及采购、交通、外地联络点等组成的淘金坑兵工厂。淘金坑兵工厂的主要负责人是谢云龙,兵工厂的筹建与生产,自始至终是由谢云龙规划、组织和领导的。兴国县大龙小坑的毕雄飞和白石六门的雷贵鹏 (即李挺)协助谢云龙做具体工作。兵工厂厂长由赤卫队队长徐发松兼任,谢芳繁任经理,徐发松兼任铁工厂负责人;陈绍唐任熬硝、火药厂负责人,谢芳规任木炭场负责人,欧阳科辉、温家修为采购员,凌晓古、谢德清为交通员,谢式初、徐丽洁、罗礼修、曾树骏为外地联络员。淘金坑兵工厂起初以制造土枪和土炮为重点,同时兼制梭镖和大刀,大大充实了第七、第九纵队的军事装备;接着又在东固街上办了贫农工艺厂,专门为第七、第九纵队生产军队被服、绑腿、袜子等制品,供应军队需要。

东固平民银行反动派企图以经济封锁,扼杀红色政权。在这样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为了沟通东固根据地与白区的经济联系,活跃东固的市场,解决东固人民和部队的给养问题,发展根据地的生产,东固区委领导和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经济封锁斗争,同时决定成立东固平民银行。东固平民银行在东固区委的领导下工作。为使银行工作尽快开展起来,成立了平民银行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黄启绶、刘经化、汪安国、王金享、邱有文、李文连和两个外地人组成,黄启绶任行长。平民银行创办时,筹集银洋4000元作为基金,同时印发纸币。到1928年春又扩大基金为8000元银洋,发行纸币2万元。基金的来源:1.向东固地区的党员、干部借一部分;2.由当地的社会公堂及富有之家捐助一部分;3•在区委的革命活动经费中借一部分;4.开展银行储蓄,宣传动员革命群众向银行存款。当时根据地党员、干部的生活非常艰苦,可是他们对建立平民银行的信心十足。广大党员、干部在省吃俭用的情况下,向银行捐助资金,使银行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创办银行主要是建立信用,取得群众的信任,尤其对外地来东固做生意的人特别守信用。在资金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为了做到群众随时兑换,每逢东固街土于时,银行派专人到各店铺、货摊调查摸底当日交易的现金情况,掌握资金流动的规律,做到心中有数。银行刚开办时,外地来做买卖的生意人收到纸币,离开东固时要到银行兑换现洋。这时银行做到随到随兑,有多少兑多少,时间久了,信用建立起来了,群众就不像以前那样急于挤到银行去兑换银洋了。外地来做生意的商人,都认为东固平民银行的纸币过得硬、靠得住,携带方便,有的还将银洋兑换成纸币,以便携带。 东固平民银行开始发行的纸币,原面值有四种,为1元、5角、200文、100文。1929年扩大基金8000 银元,发行纸币2万元,增印了 2元的纸币。1929年春,红四军到达东固,与红二、红四团会师后,毛泽东对东固平民银行很关心,在工作上给予指导,使得东固平民银行的威信又有提高,随着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东固平民银行发行的纸币的流通范围扩大到兴国、泰和、吉水、永丰等地。1930年秋,红军攻下吉安退回东固时,给东固平民银行拨来了两台石印机,配备了石印工人。东固平民银行的纸币也全部换成石印,能够添上彩色,纸币比以前油印的美观大方多了。有的农民为了送亲友“贺礼”,要到平民银行兑换几张新纸币,以示对亲友的诚意和尊敬。东固平民银行的创立和发展,为巩固东固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红色区域人民的经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东固消费合作社反动派沿途设兵置关,阻止商人进东固山区经商,严禁食盐、布匹、药品等群众日常必需物资进山。 山里山外的物资交流被卡断了,日用物资供应紧张。加上一些私商乘机敲诈盘剥,使根据地的日用必需品严重缺乏,价格十分昂贵。面对这样一种艰难的局面,东固区委决定创办东固消费合作社,以缓解日常用品供应紧张的困难,方便山区人民的生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928年底成立东固消费合作社, 1929年冬由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拨款六七千银洋和群众集资建立了东固消费合作总社。东固消费合作总社下设东固、南龙两个分社,总社社长欧阳坚泉,1931年郑传辉接任。东固、南龙两分社均受总社领导, 各有工作人员2人。两分社负责人由社员选举,如有不称职者,随时召开社员大会罢免。东固消费合作总社经营的项目有:布匹、茶油、食盐、红白塘、黄烟、火柴、棉带、套鞋、草鞋、斗笠等南北杂货。后来不断扩大业务,加工生产农具,收购山货,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分社的经营项目大致与总社相同,除布匹由总社批发外,其余则自行购销。当时东固四周都是白色政权,敌人封锁非常严密,购运物资进山相当困难。 东固区委领导山区人民开展艰苦的反经济封锁斗争,在东固以外的富田、新安、新坏、陂头、值夏等重要土于口都设立了秘密收购站,采取各种方式,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把一些根据地奇缺的物资运进山来, 保障了群众生活的需要。合作社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工作人员发扬“一双草鞋一副担,艰苦朴素为人民”的革命精神,风里来雨里去,坚持公平买卖。有时因陋就简摆摊进行营业,有时挑起货担穿山林、走村寨,送货上门。每人每月只有3元钱的伙食费,从不闹待遇,不计报酬,也不利用职权多买一两盐,多扯一尺布。晚上办公只用一盏小油灯,两三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钱柜自己做,货架、货担坏了自己修, 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工作人员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经常自带干粮,自觉地参加拥军优属活动。晚上清货结账后,主动帮助东固平民银行工作到深夜。这种无私无畏,勤勤恳恳,艰苦奋斗,一心为人民的精神,受到区苏维埃政府的鼓励和表扬,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

东固消费合作总社还兴办了东固锅炉厂、六渡铁厂和油墨蜡纸厂。东固锅炉厂专造犁头、犁壁、铁锅、铁罐等生产和生活用品。六渡铁厂专炼生铁,产品自行销售,有时也由合作总社代售。油墨蜡纸厂生产的油墨、蜡纸,除了能满足东固苏区各机关办公、宣传需要外,还外销到邻近县区的红色区域。1930 年冬,油墨蜡纸厂被中央印刷厂接管,迁到瑞金。东固消费合作社一直坚持到1934年底才停办。在开办的六年时间内,为支援革命战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保障苏区人民供给,发挥了很大作用。

东固赤色邮政分局 1929年3月冻固赤色邮政分局成立,钟声侑任局长。通过赤色邮局与外地传递了信息,沟通了联络。1930年3月,赣西特委在吉安富田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会议决定“加紧交通工作,开办赤色邮政”。 随后,在东固赤色邮政分局的基础上在富田匡家村中心开办了苏区第一个邮政管理机构一一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营业所设在富田街东面的“普德庙”。同年5月18日,赣西南特委颁发通告《目前组织上中心任务》,指岀各级党部应该注意建立组织交通工作,规定“东路之永丰、宁都以东固为交通中心”。赣西南特委颁发了苏区第一个赤色邮政简章及工作大纲,总局发行了苏区第一枚“赤色邮政”邮票。10月,又发行了第二套邮票,全套共3枚。面值和刷色分别为1分蓝色、3分黄绿色、8分蓝色。邮票主图案为 “8”字形花框内直列“赣西南赤色邮政”字样,上端左右两角圆框内为中文面值,下端左右两角圆框内,1 分票、3分票、8分票分别印有“邮政”二字。邮票图幅约为24毫米x 19. 5毫米,无齿孔,白纸石版印刷。 这套邮票仅在赣西南苏区30多个县内流通使用。到1931年上半年,总局管辖的县局已发展到20多个, 标志着苏区邮政事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为后来统一邮政打下了基础。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不断随军迁移,1931年5月迁移至永丰龙冈时,改为江西省邮务总局。

东固红军医院红二团频繁地向东固周边县乡游击,急需一所医院治疗伤员。1928年10月,红二团在三彩山坑筹建了一所红军医院,只有几十张病床,医疗条件差。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药品奇缺,大多是用草药。 1929年3月,医院迁到东固瑶下后改为赣西第一后方医院。医院虽小,对红军伤员的康复却起了很大作用。国民党军队发动一至五次“围剿”期间,东固人民遭受很大困难,饥寒贫病。为了抵抗各种疾病,保障人民健康,1929年春,东固区委和东固苏维埃政府决定在东固街设立药材部,地址选在东固街原赵光远店内。药材部经理杜仁藻,医师詹小春、胡世拨,司药员邱祖贻、唐思遵、刘波平。药材部成立后,每天都有不少的人前来求医求药,医师极端负责,精心治疗,为人民治愈了各种疾病,保障了东固人民的身体健康,有力地支援了生产和革命。

红军学校 1928年10月,东固区委在东坑祠堂开办了活动分子学习班,培养政治、军事干部。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到达东固与红二、红四团胜利会师,并留下毛泽覃和曾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的陈东日等一批红四军伤病员在东固养伤,同时帮助指导东固区委和红二、四团的工作。3月,按照红四军在井冈山宁冈龙江书院举办红军教导队的方式方法,以东固干训班学员为基础,在东固螺坑办起了红二团教导队,又称东固教导队,由陈东日担任队长,有学员100多人。每天三操两课,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1929年6月,按照赣西南特委的指示,红二、四团教导队由李介恩任队长,肖龙章任党支部书记,陈东日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由金万邦接任。1929年9月,红二、四团教导队由东固螺坑迁到富田陂下,开始称红军学校。1930年2月,在“二七”会议上,根据红军发展的需要,决定建一所规模较大的红军学校。 当时陈东日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回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说:“赣西南现在是我们的家,你就在家里办好这所红军学校吧。”这所学校正式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毛泽东,陈东日任教育长。教育长下设军事主任和政治主任两种教官,教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员有100多人,成立了步枪、迫击炮、特种三个军事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分队、小队。党内组织为校委会,直接受赣西南特委领导。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两门:一门是政治课,一门是军事课。红军学校还配有枪支200多支,除了上课外,学员要参加战斗。红军学校的学员和地方红军部队一起,分别参加了第三、第四、第六、第八次攻打吉安的战斗,学员表现得非常英勇。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由富田陂下迁至陂头永慕堂,改称为赣西南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前期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陈奇涵任教育长,陈东日为学生总队长。学员有600多人,设有五个军事大队、一个政治大队,开设了军事、政治、医学三个专业。红四军离开赣西南后,李文林继任校长,金万邦继任校委书记,后由陈东日任校长兼校委书记。不久,红三分校迁至吉安青原山阳明书院旧址。10月,红军攻下吉安后,红三分校迁到城内吉安五中,在撤离吉安时迁永阳。1931年7月红三分校解散,学员编为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

学习教育运动 1928年9月初,东龙区委在东固街兴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宋振育任校长,招收学生100人,后改名为列宁小学,编写了《农民讲话》、《工人讲话》、《妇女讲话》、《战士讲话》等课本。随后,各乡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各村开办了农民夜校和识字班,组织农民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工农群众学习热情非常高,以祠堂、庙宇做教室,利用生产之余及饭后休息时间在田头空地习文识字。各乡村还开展生动活泼的文化娱乐活动,工农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东固区委和红二、红四团均成立了演出队,各乡村有“三角班”等民间演出团体,在显眼的房屋墙上刷写革命标语.用钢板刻印标语、口号、歌谣、布告、宣传单等。 东固苏区的文化建设,被朱德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习运动” o在学习教育运动中,废除封建买办婚姻,倡导男女平等,禁止打骂妇女和虐待童养媳;严禁吸鸦片、赌博、抢劫、偷盗;教育改造二流子、懒汉, 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由于群众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深入人心,苏区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理解国际歌、红军歌、少先歌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都痛恨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共产党的主张。一些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能做很长的演说,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白军与红军的根本不同。在残酷的斗争中,农民群众为保障土地革命胜利果实,配合红军作战,慰劳红军,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做出了贡献。苏区实现了“没有一个窃盗乞丐”,“夜不闭户, 道不拾遗”,“园无荒圭,野无游民”。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以至于敌人的报纸发出了 “共产党可恶,其教育群众的方法可学”的哀叹。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东固会师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一路与敌军屡战失利,处于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寻求一个有党有群众的地方休整部队,补充给养,安置伤员,2月3日在寻乌罗福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决策:经瑞金、宁都到达东固,与红二团联系,先在东固找个安身之地,再寻机西渡赣江打回井冈山。2月8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一仗,大获全胜,2月13日进驻宁都县城,2月16日到达永丰龙冈。此时正在兴国莲塘的红二团长李文林得到宁都党组织送来毛泽东关于“调队会师东固”的亲笔信后,即刻带了一连人马赶到永丰龙冈,迎接毛泽东、朱德和红四军,并于18日到达东固南龙。次日中午, 在南龙水西河坝上召开军民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部队搞好军民团结。当天下午,红四军到达东固,东固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刘经化、高克念等人到红四军总部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商议了两军会师事宜。2月20日,红四军与红二、红四团在东固螺坑坝上胜利会师。螺坑群众热烈欢迎,宰牛杀猪,送肉送粮,盛情慰劳子弟兵。红四军在螺坑召开了会师后团以上干部和东固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询问了红二、四团的政治、军事、组织等情况,同时介绍了红四军的军队建设情况。22 日,红四军和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石古丘河坝上召开胜利会师大会。毛泽东在会上高度赞扬了东固根据地的成就,说:“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东固山与井冈山终于连接起来了,最终要连接全中国冲国革命一定要胜利! ” “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 ”朱德则风趣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越打越多,现在你们也成了 '朱毛'了! ” 23 日,毛泽东在螺坑新石古丘村云汉堂召开了红二、四团干部和东固地方干部会议。吉安、兴国、泰和、宁都等地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详细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对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土地分配作了明确的指示,交流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斗争等经验。同时决定留下毛泽覃、谢唯俊、陈东日参加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工作。红四军在东固安全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改善了战士的生活,消除了疲劳,安置了 300多伤病员在东固治疗。在此期间,红二、四团和东固群众向红四军赠送了 4000银元和大批子弹及物资,红四军也向红二、四团赠送了 4挺机关枪和1门迫击炮。在得悉井冈山失守和敌军又要大举进犯东固消息后,经前委会议集体讨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为此,毛泽东决策放弃回师井冈山,率红四军离开东固继续向赣南、闽西游击。 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东进赣南闽西开辟根据地,红二、四团则继续游击兴国等地。东固会师,使红四军摆脱了建军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促进了红二、四团的建设,交流了井冈山和东固两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为赣西南和中央苏区的创建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两支重要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保障。 东固会师,使东固军民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党、建政、建军和土地革命的经验,把东固根据地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红二、红四团东固整训东固会师,带来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建设的新经验。在5月召开赣西第一次党代会和新的赣西特委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红二、红四团的政治、军事建设。6月初成立红二、四团行动委员会, 统一指挥两团行动,李文林任书记兼政委,鄢日新任总指挥。并对红二、四团进行整训,加强了红二、四团党组织建设,团建党委、连有支部,健全各级政治工作机构;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加强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提高政治、军事素质。整顿后,红二团又一次开赴乐安、南丰、宜春、广昌等地游击,先后攻克广昌、乐安、南丰三县城。9月30日,红二团成功地策动了张英率乐安靖卫团起义。红二、四团的游击区域进一步扩大,东固革命根据地相应得到发展和巩固。10月初,红二、四团接赣西特委指示返回东固革命根据地,支援万安、吉水、泰和、永丰等地农民秋收斗争。

罗炳辉起义 1926年6月,吉安县县长冷照升及驻吉安滇军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对付赣西日益高涨的土地革命运动,电召罗炳辉来吉协助。罗炳辉早有拉队伍投奔红军的念头,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应召前来吉安,担任江西省吉安县八乡联防队改编的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到吉安上任后,利用工作之便,多方打听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赣西特委分析了罗炳辉的历史和表现,决定争取罗炳辉参加革命队伍。特委得到上级的帮助, 找到罗炳辉的同乡好友共产党员赵醒吾,首先通过赵醒吾对罗炳辉进行争取教育工作。1929年7月,赵醒吾以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身份,从南昌专程来到吉安会见了罗炳辉,启发他的觉悟,忠告他靠近共产党。通过促膝谈心,罗炳辉表示愿意跟共产党干革命。接着,中共赣西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士奇和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蔡申熙找罗炳辉谈话,秘密发展罗炳辉为中共党员,在党内改名为“罗南煌”。要他设法把邻县靖卫队抓到自己手里,做好起义的准备。罗炳辉完全接受党的指示、忠实地进行党的工作,并将峡江靖卫大队长杨必恭争取过来参加革命。通过罗炳辉的秘密串联,使永新、泰和、吉水、永丰等县的靖卫队消极地应付上司命令,大大减少了对各县农民武装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9年9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改组,湘系军阀鲁涤入主江西,湘系排斥滇系,由“在湖南宰割工农的老屠夫”成光耀的148旅接替金汉鼎部进驻吉安。成光耀接防后,一方面加强内部“绥靖”,一方面加强进攻红军游击队,破坏中共在吉安城内的地下党组织。中共赣西特委为反击敌人的进攻,于10月25 日作出了 “攻取吉安”的决定,计划以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为攻吉安主力,罗炳辉的靖卫大队做内应。 罗炳辉在接到中共赣西特委的指示信后,积极准备起义工作。正当罗炳辉起义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 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11月8日吉安城内地下党、团机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赣西团特委书记曾道懿被敌人逮捕后叛变,供出吉安城全部组织和文件,致使省委特派员赵醒吾、赣西特委常委黄义、申中三位领导人和40多名党员、70多名团员不幸被捕,惨遭杀害。敌人在缴获江西省委文件中发现罗炳辉与共产党有联系,掌握了罗炳辉等部准备起义的确凿证据,就以补发欠饷为诱饵,命令罗炳辉率部回城,乘机予以缴械。在这紧要关头,赣西特委常委曾山一面组织赣西特委机关转移到南路的陂头,调整攻吉安计划;一面亲自送信给已经暴露地下党员身份的罗炳辉,告知党的重要机关被破坏,令其提前率部起义。 罗炳辉接到曾山送来的信后,当机立断举行起义,宣布全大队180余人开往苏区。1929年11月15日, 起义队伍由值夏开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新坏,受到省委、赣西特委领导蔡申熙、江汉波、刘士奇、曾山等人的热烈欢迎。16日,开进富田。所经各村,受到苏区军民及群众团体的隆重欢迎和亲切慰劳。在富田,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省军委书记蔡申熙及曾山、曾炳春等带领苏区革命武装和广大群众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大会。刘士奇代表党组织宣布:起义的吉安靖卫大队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任团长。不久,罗炳辉领导的红五团与红四团合并,改称红四团,罗炳辉仍任团长。罗炳辉在吉安起义,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起义部队从强大的敌人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一次壮举。罗炳辉起义不仅为红军增添了新的力量,配合了赣西南地方革命武装第一次攻打吉安的斗争,为配合“朱毛红军”创建赣西、闽南革命根据地,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富田事变赣西南苏区1929年冬开始肃反。原本是肃清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富豪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后扩大到肃清“AB团”分子的斗争。起因在于认为赣西南党团组织内部和各级政府内充满富农反革命分子, 需要全部改造,党的政策也是机会主义的。于是罗坊会议作岀在红军中开展肃反和打“AB团”运动的决定。1930年11月初,红一方面军开始从总部到下级连排进行肃反。短短几十天,就杀了几个“总团长”、 打了 4000多“AB团”。由于刑讯逼供,军内的“AB团”分子供认,江西省行委有江西“AB团”总团部。 因此,总前委派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湖南嘉禾人)带红十二军一个连,于12月7日到江西省行委驻地富田,帮助地方和红二十军肃反。李韶九来时带有总前委写给地方领导人的密信,指名要抓段良弼、谢汉昌、李白芳三个“AB团”要犯,但李韶九却一下抓了 20多人,经突击审讯又供出金万邦、 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风、李文林、任心达等一大批“AB团”分子,到12月8日抓了 100 多人。此时,中央特派提款员易尔士也到达富田。11日在东固,李韶九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抓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特别要抓红一七二团的团长和政委。一七二团团长刘敌从藤田赶到东固时很快被扣押起来,刘敌与李韶九是嘉禾同乡,李韶九暗示刘敌,只要供出二十军的“AB团”分子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刘敌则巧妙利用这一关系应付李韶九,在押送到东固独立营营部时,刘敌与营长周兴、政委梁学贻等人商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反过来带领部队赶到二十军军部富田陂下村,质问李韶九和刘铁超,未见效果后,就命部队包围军部,捆绑了刘铁超、李韶九、易尔士,放出了被关押的谢汉昌等人。随后又赶到富田王震祠堂,包围了省苏维埃政府驻地,缴了省警卫排的械,释放了段良弼、丛允中、李白芳等40多人。正在一所房子里开会的省行委负责人在混乱中趁夜逃脱。这就是震惊党内外和军内外的富田事变。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及历史作用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东固革命根据地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毛泽东称为“李文林式”根据地,陈毅称为“东井冈”。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宝库,其斗争业绩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级农民协会行使红色政权机构的职能。东固革命根据地从1928年春初步形成,到1929年 10月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在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东固党组织通过农民协会管理农村一切行政事务,各级农民协会实际上行使红色政权机构的职能。实践证明,在赤白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组织形式既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又能保护革命骨干与群众免遭敌人杀害。农民协会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建立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农民协会有过光荣的斗争历史,在农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早在大革命时期,东固就建立了九区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禁吸鸦片,提倡男女平权等活动。1927年2月,东固农民协会在吉安县县长、共产党员周庭藩与驻吉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叶剑英的支持下,将东固人民最痛恨的富田大土豪劣绅王初曦扣押了一个月。这一革命行动极大鼓舞了东固人民的斗争热情。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在共产党员赖经邦、曾炳春、刘经化等领导下,很快重建了东固农民协会,发展了大批农协会员。东固党支部通过农民协会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浮财、烧地契,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1928年夏季,农协会会员已达4000多人。东固地区的贫苦农民都被组织在农协之内,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了 24个村农民协会。东固农民协会扩大为东龙区农民协会,自上而下形成一张网络,管理农村一切事务,并大力进行根据地的军事、经济、文化建设。首先,建立各种群众性武装组织,保卫根据地。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离不开武装力量,但是红军“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在游击中消灭敌人。这样,日常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必然落在农民协会身上,农民协会在地方建立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亦农亦军的军事组织,平时维护社会治安,站岗、放哨、警戒敌人的进犯。其次,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敌人在武装“围剿”的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东固军民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农民协会在党组织领导下采取种种措施,花大力气加强经济建设,有效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了军民的物质供应。主要措施是:1.发展集市贸易,搞活流通。东固地区物产丰富,堪称粮油之乡。东固人素有建号赶集的习俗,每逢坏日,邻近县及远近山区农民携带土特产品前来赶集,外地商人也来贩卖东西。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鄂、湘、闽、粤、滇等省及省内各地商人纷纷赶来参加传统的东固庙会,经济十分活跃。此时,根据地周围虽然战事频繁,但为搞活经济、沟通物资交流,每月农历一、四、七照常逢坏开市,并采取保护商贩政策,鼓励中小商人从白区贩运物资到东固来经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物质供应紧张的局面。2.创办“东固平民银行”、“消费合作社\ 1928年秋末,由农民协会出面集资创办了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第一家人民银行“东固平民银行”,其资金主要来源是红二团资助4000银元;向地主筹款;革命同志捐赠等。为搞活根据地的金融流通,平民银行发行了我党金融史上第一张纸币,票额有1元、5角、200文、100文四种。纸币虽属油印制品,外观粗糙,但信用极好,投入市场流通后,深受东固根据地群众及外地商贩的欢迎。:1928年冬,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加剧,物资来源更为紧张,遂创办了以欧阳坚泉为社长的消费合作社。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消费物资的供应,保障军民需求。对内禁止谷米出境,经营日用百货,稳定物价,对外通过白区党组织秘密调动紧缺物资,缓解消费物资供应紧张局面。平民银行与消费合作社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繁荣根据地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3.建立平民工厂,生产军民必需品。1928年春,为充实武器装备,在三彩淘金坑秘密建立了以谢云龙为经理的兵工厂,厂部下分熬硝、火药、木炭、采购、交通、对外联络等部门,制造大刀、梭镖、“来复枪”、土枪、土炮、火药等,同时也加工制造一些简易的农业生产工具。4.成立教育委员会.发展教育事业。在战事频繁、经济来源紧张的情况下,东固党组织与农民协会仍十分注意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专门成立教育委员会领导文化教育事业。1928年上半年在东固坏创办平民小学,各村开办了农民夜校与识字班,在成人中开展扫盲识字教育,识字课本由教育委员会组织力量编写。这一时期东固革命根据地虽然没有建立公开的红色政权机构,但在党组织领导下,按照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要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进行了重要的革命, 使这块红色区域的无产阶级政权已具雏形。

(二) 实行暂缓平分土地与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土地政策。井冈山、海陆丰等革命根据地因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土地政策存在“左”的偏向,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同时,曾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过激口号,对自耕农的土地也不加区别地一概没收.侵犯了一部分自耕农利益,给革命带来损失。东固党组织在土地问题上处理得十分慎重。从当时东固根据地所处环境来看,赤白斗争十分尖锐,自身力量比较薄弱,内部急需稳定环境。因此,东固地区的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暴动胜利后,家在外地的土豪再也不敢回东固收租要粮,家住东固的地主也跑到吉安、南昌等地,对于这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山林,则采取“地主跑了,其田地生产大半归佃农,一部分归农会拿出来办公”的办法,即仍由原租种者耕种,产品大半归佃农,小部分用累进的方法征收农业税,供农协办公用。这样,在红色区域还未最后巩固之前,既暂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又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对自耕农的土地采取保护政策,土地所有权一律不变,农产品归己,只需缴纳少量的农业税。这在割据区域不很巩固的初创阶段,一部分群众对革命还持怀疑观望态度时,对争取群众,孤立反动派,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极为有利,对巩固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 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为革命武装「东固革命根据地正式红军的构成区别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是在不断争取、教育、改造以“三点会”为首的绿林武装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以东固山为中心的兴国、泰和、永丰交界的边境地区,长期有不少散兵游勇结成的绿林草寇式武装占山为王,四处活动,其中尤以“三点会”势力最强。“三点会”又称“洪家帮”或“洪帮”,起源于明末清初,由广东、福建传入赣南一带。“三点会”有较多的工农成分,“劫富济贫”的口号对唤起劳动人民反抗富豪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因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又无严密的组织纪律, 形成了对革命的危险性。出没于东固崇山峻岭中影响最大、势力最强的是以段月泉为首的“三点会”。 段月泉出身穷苦,不堪忍受地主欺压被迫参加洪帮,当了“三点会”头人,以兴国东村螟蚣山为据点四处活动。段月泉骁勇无比,熟知东固一带山林地势,善于游击作战,以其为首的绿林成员,如果引导得法, 可以改造成一种革命力量。东龙党组织经过认真分析,决定将这支力量引上革命道路,既壮大革命力量,又消除东固地区内部隐患。在东龙党支部的教育下,段月泉提高了阶级觉悟,决心跟共产党闹革命。 1927年10月段月泉率领“三点会”成员下山参加东固工农军,为东固暴动的胜利和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在东固暴动胜利的影响下,不少“三点会”及其帮会组织成员纷纷投奔革命队伍。争取 “三点会”成员参加革命只是斗争的开展,更为艰巨、长期的工作是在频繁的游击战争中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段月泉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在创建和保卫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四) 党的秘密工作与山区武装斗争相结合。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在赤白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逐步建立起来的。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东固党组织在发展各种武装力量的同时,注意把秘密工作与山区武装斗争相结合起来,在根据地周围的新坏、值夏、陂头、新安等重要土于口设立秘密交通站,提供情报。 1929年2月,泰和天符庙朱国璋靖卫团袭击中洞农协,抓去许多群众。红七纵队得到群众报告后派曾金山率游击队连夜奔袭天符庙,救出被关押的贫苦百姓,缴获一批武器弹药。1928年7月,地下交通报告, 吉安县县长邹松和吉水县靖卫团团长郭子高纠集吉安、吉水、泰和、永丰、兴国等地反动武装近三百人, 发动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五县会剿”。七纵队得知这一情报后,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保存实力, 决定隐蔽在山中与敌周旋,等待时机反攻。敌人窜到东固后扑了个空,又玩弄“招安”阴谋,党组织将计就计,粉碎了猖獗一时的“五县会剿”。由于东固革命根据地善于把党的秘密工作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 国民党多次派反动武装“围剿”,结果没有一次成功。即使平时打土豪、筹款,也有人事先把情况摸清楚, 使游击队便于取得给养。

(五) 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从第七纵队到独立二团,红军在频繁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以广阔的赣西南农村为腹地,开展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从东固工农军起,部队就不断在东固邻近的吉水、永丰、泰和、兴国等地游击,随着战斗力的增强,1928年8月,七纵队西渡赣江,游击于分宜、安福、新余、峡江等地,扩大红军影响的范围。红二团成立后,游击区域遍及赣西、赣南,纵横数百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不怕艰苦,不恋乡土, 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初期赣西南斗争的中心与立足点。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江西党组织在赣西南领导了多起武装暴动,大多由于敌强我弱而先后失败,唯有东固暴动胜利后适时转入游击战争,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东固暴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邻近各县的革命者,东固暴动的斗争经验迅速传播到于都、永丰、宁都、泰和等赣西南广阔的农村,使革命武装斗争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起来,使赣西南成为红色的世界。兴国地区革命的发展,最典型地说明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对兴国的影响。兴国离东固最近,两地革命力量一直来往密切。1928年红七纵队与红二团在兴国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多次在兴国境内活动,打击枫边、崇贤等地反动靖卫团。1929年初,红二团又一次进入兴国与红十五纵队会合,一举攻占兴国县城,对兴国革命斗争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东固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吸引了众多的革命者前来学习。尤其是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邻近各县暴动失败后,一批革命者在本地无法开展工作,纷纷聚集到东固地区参加武装斗争,学习革命经验。万安暴动后,河东一部分农军肖玉成、肖子龙部队游击到东固,于都县里仁暴动领导者丘倜、桥头暴动领导者肖大鹏和吉水县水南的郭梅、龚荣等,都先后转移到东固。东固革命根据地又是赣西南革命力量的基训地。1928年 5月,赣西南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省委利用东固的有利条件举办训练班,培训革命骨干力量。经过学习,这些同志陆续潜回本地,将东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迅速传播开来,有力地推动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东固革命根据地虽然面积不大,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血腥日子里,保存了革命力量培训了骨干,成为赣西南革命斗争的中心与立足点。

(二) 东固革命根据地为红四军解救了危难,为红四军东进赣南、闽西创造了条件。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受国民党军李文彬部跟踪追击,又遇反动民团威胁。红军人生地不熟,难以找到向导,后面敌军紧紧追赶,地方土豪劣绅的武装又很强,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最困难的时刻。为了寻求一个有党有群众的地方休整部队,2 月3日在寻乌罗福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决策前往东固。2月17日,红四军到达东固根据地。 朱德曾回忆:“向东固进军的队伍活像凯旋游行,农民们从每个村子涌出来帮助运送伤病员和补给,东固山下的龙冈镇原是农民运动的强大中心,家家户户出来迎接红军,要求在家中款待他们。”红四军受到红二、四团的热烈欢迎。2月22日,在螺坑的河填上举行了盛大的会师。会后,红二、四团和东固人民向红四军赠送银元4000块、子弹及大批衣服、粮食、大大缓解了红四军给养紧张的困难。红四军利用东固的有利条件进行休整,将部队建制改为纵队,同时在东固人民的帮助下建立医院、留守处,安置伤病员300 余人,毛泽覃、谢唯俊、陈东日等同志留下养伤并参加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工作。红四军在东固得到红二、四团及根据地人民的掩护,有一周以上时间休息整顿,为日后进军赣南、闽西奠定了基础。

(三)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丰富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积极贡献。“八七”会议后,各地相继举行了工农武装暴动。东固革命根据地首先在这种斗争风暴中诞生。在敌人“进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东固根据地得到坚持、巩固和发展壮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独特的斗争形式。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在致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指出:“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照两年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的方法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割据是有害无益的,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起毁败完了,即此问题即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这番我们到了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组织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由25支枪起手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了。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 1929年5月10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根据红四军前委介绍的东固根据地经验,调整了部署,确定了新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 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 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是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东固革命根据地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

东井冈精神东井冈精神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固革命根据地军民培养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革命精神。主要内涵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拥军爱民、合力共赢,因地制宜、争创第一。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是灵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支柱;拥军爱民、合力共赢是核心;因地制宜、争创第一是追求。东井冈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与井冈山精神一脉相承。 东固山和井冈山的精神一样,永放光芒。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是东井冈精神的灵魂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以赖经邦、高克念、刘经化、曾炳春等为代表的东固籍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以李文林、段月泉、曾山等东固红军、赣西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高举共产党的旗帜,践行共产党的宗旨,发动了震惊赣西的东固暴动,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九纵队和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开展了游击战争,建立了革命政权, 创建和巩固了东固革命根据地,从而使革命形势经过暂时的低潮之后迅速高涨,开始了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党和红军的性质与宗旨、理想、信念在东固大地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东固境内虽有地理条件、文化底蕴、党群基础的优势,但社会矛盾复杂,经济发展迟缓。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养军山修械处、淘金坑兵工厂、山坑印刷厂、山坑红军医院、 东固平民银行、东固消费合作社和东固油墨蜡纸厂等军事和经济实体,为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各项建设提供了后勤和物资保障。东固军民打破了敌人的“五市联防”和“五县会剿”,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和发展,红二、四团得以创建和壮大,东固会师得以实现,反“围剿”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赣南、闽西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开辟和发展。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东井冈精神的支柱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发展、壮大的过程,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过程。尤其是东固革命根据地融入赣西、赣西南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程,更体现了一种紧跟形势、百折不挠、顽强拼搏、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吉安“八六”事变后,东固举行暴动,第七、九纵队和红二、四团组建;东固党组织因势利导,将计就计粉碎了“五县会剿”;为了支援周边革命,拓展红色区域,第七、九纵队和红二、四团支援了于都、桥头暴动和兴国崇贤暴动,几次攻打永丰县城、兴国县城和乐安县城,还开赴安福、吉水、新余、宁都等地游击;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根据地经济,创办了东固平民银行和消费合作社;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受国民党军追击,沿途又遇反动民团威胁,红四军面临最困难的时候,为了寻求一个有党有群众的地方休整部队, 毛泽东决策前往东固,李文林立即率领一个连的部队迅速从宁都赶回,带领红四军上东固山,于是有了东固会师;为了融入赣西革命,成立了东固反革命委员会和东固区苏维埃政府。

拥军爱民、合力共赢是东井冈精神的核心东固会师和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拥军爱民、合力共赢的集中体现。红四军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东固人民从每个村子涌出来帮助送伤员,家家户户出来迎接红军,要求在家中款待红军。东固原有的小医院无法安排红军的伤病员,许多人便应邀住在农民家里。毛泽东在东固从事革命活动曾经历了一次险情,幸得东固人民相救才化险为夷。东固地区老百姓在战争中遭敌人“三光”政策的摧残和毒气袭击,中毒生病的老百姓很多,生活困难,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派红军医务人员为东固群众看病治病,又拨一批钱、粮食、种子、耕牛、农具、衣服等,帮助东固人民渡过难关。特别是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食盐、药材都是禁品,东固人民有的装扮成货郎担,有的把竹筒的节打通,里面装上盐带回根据地;有的把尿桶做成夹层,装满药材挑回来,把食盐或药材藏在棺材里,装着吹吹打打送葬送上山来。东固人民就以这样的方式支援红军。由于红军与东固人民血肉般的联系,军民合力作战,中央苏区接连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因地制宜、争创第一是东井冈精神的追求东固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创造了诸多的第一:赣西南地区的第一次革命武装暴动——东固暴动;江西第一支地方主力红军部队——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四团;第一家跨乡、区的区域性红色邮局——东固赤色邮政分局;第一家跨县、区的地区性红色邮政管理机构一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第一家红色贸易机构——东固平民消费合作社;第一家红军兵工厂一一东固养军山修械处、淘金坑兵工厂;第一家创办的平民学校——东固平民学校;第一家能够油印、 石印纸币的工厂一东固油墨蜡纸厂、山坑印刷厂;第一所正规红军学校一富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全国第一个存在时间最长的省级苏维埃政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第一个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委组织的领导机构——“二七”会议选举产生的共同前委;第一张红色金融纸币——东固平民银行纸币;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红一方面军在东固敖上村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第一个在苏区成立的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个迁往苏区的工会中央机构一一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此外,东固苏区是中央苏区“一等模范区”,是扩红军模范和支前模范乡等。这一系列的第一和创举,是因地制宜、争创第一的东井冈精神,具有永恒价值。